嵇康之死與士族時代的沒落

有人問我，為何嵇康在寫下《與山巨源絕交書》後，又會託孤于山濤。我想，那是因為他明白，屬於他們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東漢末年，社會動蕩不斷，黃巾起義對東漢朝廷四百多年的統治產生了巨大的衝擊，最終各地擁兵自重，東漢名存實亡。

社會的動蕩會深刻的表現在思想上。這一時期，儒家思想隨著統治階級勢力的削弱而漸漸走下神壇。佛、道兩教乘勢而起。道教「安其居、樂其俗」的小國寡民社會、佛教「眾生平等」的思想，相比起空洞的禮教，都更迎合了當時飽受戰火煎熬的人民的期望。於是佛、道兩教便愈加興盛起來，儒家則失去了其獨尊的地位。

儒家思想的沒落，表現在文學上，則如曹丕的《典論·論文》，其中說到：「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文章就像音樂一樣，音樂的曲調節奏有統一的標準，但是運氣行聲對於每個人來說都是不同的，即使是父親和兄長，也沒有辦法傳授給兒子和弟弟。這就是在文學上要求個性的獨立，從以往空洞的統治階級作品中解放出來，發展成為獨立的人格。「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良史之辭」、「飛馳之勢」正是統治階級所掌握的，而建安文學則是要打破這個局面，將自己的思想意見表現在自己的作品中，將聲名傳於後世。

儒家思想的沒落，表現在政治上，則如曹操的《求逸才令》（又稱《舉賢勿拘品行令》）：「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雖然不仁不孝，但是只要有治理國家的才能，便都要相互推薦，不要有所遺漏。這時那些先師遺訓已經不為人所重視，反而是那些能夠憑藉自己的智慧對事物給出具體看法的人受到了朝廷的厚待。

曹魏時期，曹操、曹丕、曹植三人均是文學史上不世出的天才，並稱「三曹文豪」。加上其顯赫的政治地位，以及「舉賢授能」的用人理念，一時間，天下文士都環繞在他們周圍。這一點，從建安七子全都聚攏在曹魏旗下便可窺一二了。在這樣一個個性解放的時代，也是中國士族勢力的巔峰時期。上承先秦時期「百家爭鳴」時代餘暉的建安時代，也迎來了中國文學史上的「文藝復興」。

「得士者強，失士者亡」，隨著蜀、吳人才的日益凋敝，天下大局開始漸漸平定，趨向於統一。在一個統一的王朝中，統治階級又將重掌權勢，儒家思想的地位也漸漸提高。在政治上，則表現為司馬昭提倡「以孝治天下」，而摒棄曹魏時期「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的人才策略。「舉賢授能」的民主政治漸漸落於下風。隨著中央集權的不斷加強，空洞的禮教也隨之而起，「褌中之虱」「飢則噬人」的時代又來臨了。

在中國古代社會中，士的階層有一類特殊的人，他們被稱為「隱士」。隱，蔽也。他們靜心修道、遠離人群深居山野。如「許由」、「巢父」、「伯夷」、「叔齊」等。他們保持獨立人格，追求思想獨立，不委曲求全，不依附權勢。當權者對這一類人，多加以優待，不強求出仕，如孟子曾說過「故當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統治階級也樂得以此籠絡民心，顯示自己的德政。而後世文人也多加以稱頌，如屈原在《桔頌》中稱讚道：「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品行可以與伯夷相比，永遠是我心中的榜樣。

而到了殘暴的司馬王朝，嵇康卻連隱於首陽山的可能也沒有了。《晉書》說「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嵇康不肯出仕，便刑於東市。從此，一個富於浪漫主義情操的時代就此終結，建安以來最重視的人物風度的情懷，也漸漸的為只重門第的「九品中正制」所取代了，自此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

魏晉時期，我們心目的中的貴族是「建安七子」、「竹林七賢」，及至近代，如民國，我們眼中的貴族已然變成了「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了。

嵇康看到了「名士清議」時代的終結，卻無可奈何，只得以身赴死以維護自己的獨立人格。「朝為媚少年，夕暮成老丑」，他永遠要做那個意氣風發的俊美少年。

他見到了封建統治新時代的來臨，他不願意自己的孩子走上自己舊時代的不歸路。於是懷著一個父親的愛，將嵇紹托與山濤，「山公尚在，汝不孤矣」。每一個時代的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嵇紹也沒有愧對父親的期望，一生忠君報國，死後獲謚「忠穆」。

只是可惜，中國封建社會中那一絲民主的曙光，也隨著一曲《廣陵散》而消散在人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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