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羅斯的反身理論和匯率分析
索羅斯的反身理論和匯率分析
喬治?索羅斯的核心投資理論就是所謂「反身理論」。簡單來說,反身理論是指投資者與市場之間的一個互動影響。索羅斯認為,金融市場與投資者的關係是:投資者根據掌握的資訊和對市場的了解,來預期市場走勢並據此行動,而其行動事實上也反過來影響、改變了市場原來可能出現的走勢,二者不斷地相互影響。因此根本不可能有人掌握到完整資訊,再加上投資者同時會因個別問題影響到其認知,令其對市場產生「偏見」。
索羅斯在他的著作《金融鍊金術》寫道:
「參與者的偏向
參與者的思維和所參與的情境之間的聯繫可以分解成兩個函數關係,我將參與者理解情境的努力稱為認識的或被動的函數,把他們的思維對現實世界的影響稱為參與的或主動的函數。在認識函數中,參與者的認識依賴於情境;在參與函數中,情境受參與者認知的影響。可見,這兩個函數從相反的方向發揮其功能,在認識函數中自變數是情境,而在參與函數中自變數是參與者的思維。
兩個函數同時發揮作用時,它們相互干擾。函數以自變數為前提產生確定的結果,但在這種情境下,一個函數的自變數是另一個函數的因變數。確定的結果不再出現,我們所看到的是一種相互作用,其中情境和參與者的觀點兩者均為因變數,以致一個初始變化會突然同時引起情境和參與者觀點的進一步變化,我稱這種相互作用為『反身性』。運用簡單的數學,反身性可以表述成一對遞歸函數:
y=F(x) 認識函數
x=Φ(y) 參與函數
所以
y=F[Φ(y)]
x=Φ[F(x)]
這就是我的方法的理論基礎。兩個遞歸函數不會產生均衡的結果,只有一個永無止期的變化過程。這個過程從根本上區別於自然科學研究的過程,在那裡,一組事件跟隨另一組事件,不受思維或認知的干擾(儘管在量子物理學中,觀察引入了不確定性)。當一個情境包含思維參與者時,事件的因果聯繫不再是由一組事件直接導向下一組事件,相反,它以一種類似鞋袢的模式將事實聯結於認知,認知復聯結於事實,由此,反身性概念產生了一種歷史的『鞋袢』理論。」
索羅斯使用反身理論分析了匯率市場,他在書中寫到:
「反身性相互作用在股票市場中是間歇性的,而在貨幣市場上卻是連續的。我試圖證明,自由浮動匯率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並且,這種不穩定性是累積的,因此自由浮動匯率體系的最終崩潰幾乎是毫無疑問的。
傳統上認為,外匯市場的運動趨向於(貨幣供求的)均衡點,定值過高的匯率將刺激進口抑制出口,最後匯價將重新回到均衡水平。類似地,競爭能力的改善可以在匯率升高、貿易順差下降和新均衡建立的過程中反映出來。投機活動不可能擾亂均衡的趨勢——假如投機商們正確地預見了未來,他們就促成了均衡;假如判斷失誤,他們自己會受到懲罰,雖然基本趨勢可能會推遲,但終究是不可阻擋的。
在外匯市場上,我們不可能只用兩個變數,即使是最簡單的模型也要求7個或8個變數。在這裡,我選擇了4項比率和4個數量指標,其含義分別如下:
e:名義匯率(兌換一單位本幣所需要外幣的數量;↑e=上升的趨勢);
i:名義利率;
p:相對於國外價格水平的國內價格水平(↑P=國內價格增長快於國外價格,反之亦然);
v:經濟活動水平
N:非投機資本流動 ↑=流出增加
S:投機資本流動 ↓=流入增加
T:貿易平衡 ↑=盈餘
B:政府預算 ↓=赤字
接下來的工作就是確定這些變數的相關性。不能奢望澄清所有的關係,只能將討論局限於建立簡單模型所必須的幾個關係上。換言之,我們的成果只是對貨幣運動的部分解釋,而不是一個全面的理論。問題的焦點乃是匯率,除非必要,否則不會引入其他變數。每個變數僅僅指明其變化的方向(↑,↓)或量的序(<,>)而不涉及任何指標的定量描述。
匯率是由外匯的供求所決定的。為了研究的方便,我們可以將供求因素歸併於三個項目:貿易、非投機資本交易和投機資本交易。由此形成了最簡單的自由浮動匯率模型:
(↓T+↑N+↑S)→↓e
換言之,這三個交易項目內的貨幣交易總額決定了匯率的走向。
投機交易是我們關注的重點,因為它反映了參與者的偏向。投機資本為尋求最大的總回報而不斷流動,總回報有三個構成要素:利率差價、匯率差價和當地貨幣的資本升值。考慮到第三個要素的具體情況千差萬別,我們可以提出下面這個一般規律,投機資本為上升的利率和上升的匯率所吸引:
↑(e+i)→↓S
其中,匯率的作用遠大於利率。只要幣值略為下降,總收益就可能變成負值。基於同樣的理由,如果一種升值的貨幣同時擁有利率優勢,其總收益將超出金融資產常規業務中所允許的最大期望。
70年代末,德國馬克堅挺(↑e),投機性收購是使其保持堅挺(↓S)和維繫良性循環的主要力量。起初,德國貿易順差,貨幣堅挺有助於抑制物價,既然出口商品中包含了很大一部分(經過加工的)進口商品,作為名義匯率制約因素的實際匯率,與名義匯率或多或少地保持了穩定(2ep),並且其對貿易平衡的影響是可以忽略的(2T)。由於投機性資本流入佔主導地位(↓S>2T),良性循環就是自我加強的:
↑e→↓p→2(ep)→(2T<↓S)→↑e
匯率升值的比例超過了利差,持有德國馬克變得有利可圖,投機性資本流入既是自我加強的又是水到渠成的。
在里根的良性循環期間,堅挺的美元引起了美國貿易平衡的急劇惡化。與德國在70年代末的情況相比,美國沒有貿易順差作為貨幣升值的後盾,此外,升值沒有產生足夠的抑制通貨膨脹的效應,貨幣升值的幅度與通貨膨脹率的相對幅度不相匹配。美國的通貨膨脹率走低,但別的國家的通貨膨脹率也不高,結果是:利率飈升,美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貿易逆差。只要美元保持堅挺,持有美元就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只要經常項目赤字與資本項目盈餘相匹配,美元就能夠保持堅挺。以我們的符號表示:
(↑e+↑i)→(↓S>↓T)→↑e→(↓S>↓T)」
從索羅斯的分析來看,匯率是由供求關係決定的。貿易盈餘時,外國需要本國的貨幣增加,從而購買本幣,導致本幣需求量增加,進而名義匯率,即本幣的價格增加。非投機資本和投機資本的流入都會導致本幣的需求增加,從而名義匯率上漲。而名義匯率進入上漲時,持有本幣便有利可圖,因為可以用外幣換成本幣,然後等到名義匯率上升到一定程度時,再換回外幣,進而賺取匯率差價。因此名義匯率上漲後,投機本幣便有利可圖,人們預期本幣匯率還會上漲,進而使用外幣購買本幣,投機資本流入。而投機資本的流入,導致本幣需求量增加,進而本幣的價格增加,即名義匯率增加,又會促使更多的投機資本流入,從而形成匯率市場的反身效應。(如圖7-26所示)
圖7-26 索羅斯的外匯反身理論模型
在德國馬克堅挺(↑e)的例子中,投機性資本流入佔主導地位(↓S>2T),即貿易盈餘、非投機資本流入和投機資本流入中,合力主要為投機資本,從而導致對本幣的需求量增加,進而形成了匯率上升的正反饋。
在里根的良性循環的例子中,匯率和利率(↑e+↑i)上升的合力導致投機資本的大量流入,雖然是貿易赤字導致本幣的需求減少,但是由於投機資本的流入大於貿易赤字,從而本幣需求的合外力大於0,合外力決定結果,所以對本幣的需求量增加導致名義匯率上升,進而導致更多的投機資本流入,進一步導致名義匯率上升,從而形成了匯率上升的正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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