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巴爾幹半島收集戰爭的傷痛
C計劃是一家致力于思辨教育的社會企業
C講壇是C計劃主辦的主題講座，兩周一期。多元主講人與你探討教育、性別、公益、創新諸多話題，有趣、有料、有深度
編者按：上周六（8月12日）由C計劃和3ESPACE聯合舉辦的C講壇上，曾在國際組織工作的曹然與我們分享了她在巴爾幹半島的所見所聞。
或許這片地方對你來說可能神秘而陌生，不妨通過這篇了解旅行的故事，探尋旅行的意義。
我與巴爾幹的不解之緣
去年十二月，我從一家國際組織辭職，為自己設計了半年的「自由行」。離開北京，先到義大利，而後進入前南斯拉夫地區；在塞爾維亞住了一個月後，又到莫斯科住了兩個月。
這一片地區，對很多國人還比較陌生，也少有人對這片地區比較感興趣。
但我跟巴爾幹半島應該是有不解之緣。在學校讀書時，我專門研究東歐史。在英國讀研究生時，因為學術資源相對豐富，又更加深入地做了些研究。研究生畢業時，我有些不滿足於理論研究，非常希望能夠實地去到這些地方，能夠深度參與當地生活——最好能在當地工作。這樣就可以把我之前從書本上了解到的東西放到現實生活中，了解那片地區今天的生活到底是什麼樣子。
我對這些地方普通人的生活一直非常感興趣。
在西方，媒體對塞爾維亞人的描述一直都比較情緒化、極端化。90年代初的前南斯拉夫內戰，官方軍隊以塞族人為主。塞族武裝主導的大屠殺，例如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以及後來在科索沃發生的大屠殺，觸目驚心。因此，我在歐洲聽到人們對塞爾維亞人的描述，往往兩極化。要麼非常憎恨，覺得他們都是搞種族屠殺的妖魔鬼怪；要麼同情、理解他們，認為他們曾經遭受壓迫，如果不進行「反抗」，就可能被包圍他們的穆斯林屠殺。持後種觀點的媒體、學者，通常會追溯到塞爾維亞人中世紀乃至近代的歷史，追溯到塞爾維亞部隊在一戰中英勇的表現。
因為聽到這麼多矛盾的觀點和印象，我很想去看看現實中的塞爾維亞、塞爾維亞人到底是什麼樣。
初見貝爾格萊德
2011年的夏天，我第一次去到貝爾格萊德。呆了兩個月，學習塞爾維亞語。
貝爾格萊德是一個現實和歷史糾纏的地方。看上去，似乎是一個普通的歐洲城市。
但你在這個城市的市中心，卻可以看到這樣一片廢墟。
這就是前南斯拉夫電視台的大樓。北約轟炸時，有枚炮彈直接從頂上紮下去，大概炸死了十個電視台工作人員。
這其實是我去在貝爾格萊德看到的第一個場景。坐機場大巴到達市中心後，一下子就看到這棟廢墟，特別震撼。後來我問當地人，為什麼會把這個廢墟留下來——顯然很不好看。他們回答，想用這種方式銘記北約轟炸的78天。
去年我再去，這棟大樓還是這樣子。只不過外牆圈起來，以後可能改成一個北約轟炸紀念館。
塞爾維亞的生活節奏特別慢，人的心態也比較放鬆。因為經濟不景氣，很多人並沒有全職工作，屬於自由職業者、四處打工的狀態。每天下午3點到5點，雷打不動的下午茶時間——不這樣生活就不是真正的塞爾維亞人。我也每天都和當地認識的朋友，在咖啡館聊天，而且經常就是在市中心這棟廢棄的大樓附近。有一天在咖啡館，遇到一位50多歲的先生。他一坐下，氣氛就有點不太一樣。他直接問我：你是中國人嗎？我說是。他說，中國人能理解我。我問為什麼。他就把兩隻手舉起來，說看——他的右手比左手短了差不多十公分。
然後他自我介紹說，北約轟炸電視台那晚，他就在那棟樓里——沒有收到任何警告。而北約方面，一直強調轟炸前有發出警告，通知樓內人撤離。南斯拉夫電視台作為政治宣傳工具，早就成了轟炸目標。
到底北約有沒有發出警告，已經成謎。但事實就是，這位老先生就在樓里，看到兩位同事被炸死在他面前。
很多中國人知道貝爾格萊德，知道南斯拉夫，也是因為這一場北約的轟炸。當時的背景，便是科索沃戰爭。
科索沃非常非常小，在歐洲地圖上基本上找不到。大家看這張地圖，白色那一片就是之前的南斯拉夫。曾經是歐洲非常大的國家。
經過90年代初的內戰，波黑、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馬其頓都相繼獨立了。1999年時，南斯拉夫聯盟只剩下塞爾維亞和黑山了。
科索沃，不同於塞爾維亞和黑山。它的民族，以阿爾巴尼亞人為主。他們從80年代開始，就想從塞爾維亞人的統治下獨立。
經過了內戰，南斯拉夫的政治經濟每況愈下，民族矛盾也越來越激烈。1999年，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揭竿而起，要求獨立；塞爾維亞則派部隊去鎮壓。整個過程非常殘酷，犯下了很多反人類的罪行。支持科索沃獨立的北約開始介入，不僅轟炸貝爾格萊德，還包括周邊、南方的一些重鎮。
這場戰爭，對整個塞爾維亞和科索沃都是巨大的災難。不僅是參戰軍人，平民也有大量傷亡。而後西方對塞爾維亞的制裁，也深刻影響了每個人的生活。
我在貝爾格萊德的朋友，是一群二三十歲的年輕人。他們都經歷過內戰、科索沃戰爭和北約轟炸，也經歷過制裁帶來的不穩定的局勢。
1994年波黑戰爭前後，通貨膨脹創歷史紀錄。後面有著若干個零的貨幣，就是那個時期的產物。早上父母發了工資，到晚上可能就已經貶值了十幾倍。所以早上發了工資以後，所有人就飛奔到換匯所，想把它換成德國馬克。我認識的所有朋友，都幫父母去換匯所門口排過隊，或者滿城去找吃的。
從科索沃被遣返
我當初特別不理解，為什麼科索沃這麼一個貧苦落後的小地方，會給整個地區帶來這麼大的災難。這裡GDP落後，沒有工業，各方面都沒有特別之處。但為什麼我認識的所有塞爾維亞人，都對這裡念念不忘，不願放棄科索沃？
之前上學時，其實我讀過很多資料。知道在中世紀，科索沃是塞爾維亞人對抗穆斯林的堡壘。14世紀，有一場重要的戰爭，塞爾維亞大公對奧斯曼土耳其蘇丹。那一場戰爭，塞爾維亞戰敗，這片地區才慢慢被奧斯曼土耳其統制。
對塞爾維亞人而言，科索沃具有很強的象徵意義。失去科索沃這片土地，象徵著喪失民族獨立、被敵人統治。
所以從1389年至今，每一年的戰敗紀念日上，很多塞爾維亞人都要去科索沃的古戰場上參加盛大的紀念儀式。1989年，巴爾幹屠夫米洛舍維奇在紀念儀式上發表了一場演講，強調發生在古戰場上、有關塞爾維亞人的神話和傳說都是歷史的一部分——這被視作煽動「大塞爾維亞」主義，成為南斯拉夫內戰的導火索。
既然科索沃對塞爾維亞人來說那麼重要，我就想去看看。我想辦法找到了一個去科索沃實習的機會，一家總部位於德國的NGO。
這家NGO主要關注少數民族權益。自2008年科索沃宣布獨立，科索沃境內第一大種族為阿爾巴尼亞人，剩下少數民族中最主要的就是塞族。這非常諷刺。前南斯拉夫為塞族主導，科索沃宣布獨立後，塞爾維亞人在這裡反而成為了需要保護的弱勢群體。
我主動聯繫了這家NGO，打算在這裡實習半年的時間。當時很早就接到了通知，說我可以去，有一個項目助理的職位可以給我做。
於是我就開始準備機票、簽證。當時科索沃作為一個新的「國家」，很多制度還不完善。科索沃在倫敦設立了所謂的「大使館」。我當時就打電話給大使館諮詢。使館工作人員告訴我，我去科索沃不需要任何簽證，帶著護照就可以入境。於是我直接就飛到了科索沃首都普里什蒂納。當時的機場里，除了海關，還有聯合國維和人員。我拿著護照準備過境，但對方找我要「內政部邀請文件」——我完全不知道還有內政部邀請文件這類東西。
無論我怎麼跟他們解釋，包括說你們的大使館說過我可以來，都沒有用。我被從科索沃直接遣返回了倫敦。
再赴科索沃
我回到倫敦後，繼續跟這家NGO聯繫，希望他們能幫我辦理所謂的內政部邀請文件——因為我真的非常想去科索沃，非常想要體驗這個國家的生活。
這份文件足足用了4個月才辦下來。期間這家NGO為了跑了無數次的政部，提交了無數文件。
最後我終於在普里什蒂納入境時，見到NGO的人，他們告訴我，他們其實都不想幫我辦這個文件了——但因為好奇，到底是誰會對科索沃如此有執念，最終還是決定做這件事。
後來我覺得，我的堅持都是值得的——因為我在科索沃真的經歷了許多難忘的事。
給大家講幾個小故事吧。
這是市中心一家集市的照片。大家可以看到，這裡有很多臨時住宅——因為戰爭，很多房屋都被摧毀了。沒有錢重建，於是蓋房的標準基本就是能住人就行。所以科索沃城市的外觀可以說是很不好看了。
這是科索沃的一個公園。公園裡，是南斯拉夫部隊的軍火庫舊址。當時為了不讓阿族靠近，這個地方被南斯拉夫部隊埋了很多地雷。時至今日，排雷工作還沒有完全完成，「小心地雷」的標誌就在小山丘前面圍了一圈。
一進入普里什蒂納市中心，就看到這些轟炸和地雷的痕迹，視覺上來說是很震撼的。可是戰爭畢竟在1999年就結束了。十幾年過去，科索沃這個國家還在戰爭的陰影下嗎？他們的生活已經恢復正常了嗎？
我們來看地圖。當時我工作的辦公室在科索沃的首都。我在教育組，非常重要的一件工作就是培訓基層官員。我們定期向地方教育官員發放問卷，看看他們在日常教學之中，有沒有照顧到少數民族的民族感情，尊重他們的民族權利——例如學習本民族語言文字的權利。如果沒有，我們機構會進行一些培訓項目，以促成兩個敵對民族的融合。
科索沃的首都和南方以阿族居民為主，留在科索沃的5%的塞族人主要住在北邊，靠近塞爾維亞邊境的地方。全國大概有三四塊與阿族隔絕的飛地，但最大的還是塞爾維亞邊境的城市——米特羅維察。
我們機構在這個城市的工作，通過一個生活在這裡的塞族同事完成。她每周來辦公室開一次會，平時的時間都在北部獨立工作。
問題出在她每周來首都。科索沃很小，從這個北部城市到首都，車程也就三四十分鐘，理論上來說並不是問題。但對她而言，就是很大的挑戰。因為她是塞族人。塞族人跑到阿族人的首都來上班，對她來說非常不安全。所以她來上班的條件是，在這段路上，全程不接觸任何阿族人。
辦公室為她設計了一個非常複雜的上班路線：她先從北部的塞族聚居地坐塞族的公共汽車到首都郊外的塞族聚居地，辦公室再專門派一輛車去車站接她，把她直接帶到辦公室。否則，她是不會來首都上班的。
所以說，遺留在科索沃的塞族人，他們的處境可見一斑。
他們同阿族人沒有共同語言，也沒有辦法放下戰爭帶來的民族仇恨。也正因為此，當地有很多NGO，在積極促進民族和解。
充滿仇恨的邊境線
這個北部的塞族城市，與阿族聚居地僅一河之隔。兩岸居民隔河相望，老死不相往來。
一家NGO做的事情，便是組織兩個種族的年輕人組成搖滾樂隊，在全國巡演，通過文化活動來促進兩方和解。但事實上，這兩個不同種族的孩子依然基本上不見面的。作詞作曲的交流，往往通過SKYPE來完成，直到演出時候他們才會碰面。
大家可以通過這張照片看到這個城市的情況。
這座橋，鏈接兩個民族的居住區。過了橋，就是北部的塞族城市。
橋上經常有聯合國維和部隊的車，還有本地警車。中間的堡壘，是塞族人表明態度而壘起來的。經常有兩岸的人，隔著橋扔石頭，甚至扔炸彈。兩邊矛盾激化時，一些塞族極端分子就會24小時守在橋頭。這時過橋，往往會被他們攔住搜查。我們一般先觀察橋上有什麼，幾個附近的帳篷沒什麼動靜的話，才會偷偷地跑過橋。
這座橋，其實現在還是比較安全的，不會有人沖著你開一槍。
但戰爭剛結束的那段時間，這座橋非常危險。橋上有許多彈孔，不少來自後方高樓里的狙擊手。他們從高樓上觀察這座橋，如果有可疑的人經過，不管是誰，都會開槍。
雖然現在沒有了狙擊手，但兩族人還是會反覆爭奪這座橋。比如阿族人會在夜裡偷偷運走石頭，打通這條路。到了早上的時候，他們剛一走，塞族人馬上就來，運來新的東西又把路堵上。
去年，他們還在橋上修了一堵牆。直到後來歐盟介入，促進雙邊會談，拆掉了牆，但現在橋中間還是擋了許多東西。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座橋，才是科索沃真正的邊界，而不是地圖上的這條紅線。當然，科索沃獨立至今未被聯合國承認，反對的主要國家當然是塞爾維亞，還有中國和俄羅斯。
沒有共同語言的國家
科索沃獨立後，為了促進民族融合，建設一個和平的新國家，這個國家規定了三種官方語言：阿爾巴尼亞語，塞爾維亞語，英語。
我在科索沃，經常會去政府辦一些手續，比如長期居留證。和辦事員溝通時，對方一句英語都不會，只會阿爾巴尼亞語，而我只懂一點塞爾維亞語。我只好用可憐的塞爾維亞語告訴跟他溝通。但只要我說塞爾維亞語，對方的臉色就非常難看。有一次，一個移民官員就看著我說：不要講塞爾維亞語。
這種事情，讓我心裡很不是滋味。首先不是我想講塞爾維亞語——這個語言就是你們國家官方語言之一。按照科索沃的憲法，它是一個多民族、宗教自由的國家，充分尊重少數民族的權利。但可見，因為戰爭，他們對塞爾維亞的感情非常複雜，甚至可以說是非常憎恨的。
科索沃有百分之五的塞爾維亞人，不到十萬人。他們在這個國家沒什麼未來。
80%都是集中在剛才說到的北部城市。這個城市裡的生活其實是很單調的。我之前挺難理解塞族這邊的年輕人。
這條河，把阿族和塞族隔開，對塞族人來說這個國家跟他基本沒什麼關係。如果他要去首都，只有少部分特別勇敢的人可以直接過橋，去坐阿族的車或者直接開車去首都。其實他們直接去阿族居住區，不見得就會遇到人身攻擊或者真的是「冒著生命危險」，但是他們就是心理上不適，不想跟阿爾巴尼亞人打交道。所以說他們和這個國家的主流生活是沒有聯繫的。
另一方面，這個城市的各種政府機構，公共事業，也跟阿族人的國家、政府沒什麼關係。北邊的所有公共系統，名義上屬於科索沃，但其實都是塞爾維亞這邊在提供服務。你的科索沃手機，過了這個橋就沒有信號。貝爾格萊德政府迫於北約和聯合國的壓力，聲稱他們在北科索沃的公共機構已經停止服務，且不再付工資，但實際上他們私下還是在偷偷支持北邊塞爾維亞人的體系，維持著在科索沃的塞族人的存在。他們擔心，如果自己撤了的話，這個地方馬上就被阿族人佔領，這樣塞族人在科索沃的最後一個地方也沒有了。
後來我就過了橋，認識了幾個當地草根NGO的年輕人，也成了很好的朋友。我發現他們有一個共同點。當時我們都是二十五六歲的年輕人，對這個年齡的人而言，應該找工作，去更大的城市，開始自己的事業，開拓人生的方向。但在這個地方，他們路徑完全不一樣。這些年輕人很有朝氣，對未來很有憧憬，也很有趣，平時都把自己的生活過的有聲有色——有很多朋友，大家玩玩樂隊，做點地下戲劇、演個舞台劇之類的，努力在凋敝的環境下把自己的生活過的更有趣。但他們的共同點就是，絕對不會離開科索沃。哪怕沒有正式的工作，靠著歐盟、聯合國的資金，吃了上頓沒下頓，不可能也拒絕融入科索沃的主流生活——但他們還是眾口一辭，我們絕對不會離開科索沃。
生在這裡，根在這裡，他們自己的家庭，他們整個民族的根，都在科索沃。如果他們離開了這個地方，就沒有辦法和祖先交代。我甚至碰到一個四十多歲的計程車司機，當時帶著我在北邊的城市找路。他跟我說，在他父親去世之前，他和父親承諾過，絕對不會離開科索沃。一輩子，到他死，到他下一輩，也絕對不會離開科索沃。
這對我非常震撼。我不想去評價他們這種生活選擇。但這種選擇，讓我不斷思考，這個世界上，究竟是什麼讓每個人的選擇會這麼不同。
例如，如果是我面對這樣的生活環境，歐洲離得這麼近，我可能就去法國德國讀書，然後找個體面的工作，去打工也可以。但他們就會說，我去那邊幹什麼？他們不需要我們，但是科索沃需要我們。我們這些人如果走了，這個民族、祖先留給我們的地方就這樣放棄了。民族的認同，對他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比有一個富足穩定的生活更重要。
這個冬天，我再一次去塞爾維亞，又見到很多舊友。大家說起今年一月發生的一件事。
塞爾維亞政府不知道為什麼，派了一輛小火車，用20多個國家的語言，漆著幾個大字：科索沃是塞爾維亞的。火車裡也裝著各種塞爾維亞東正教的聖像，裝飾的像教堂一樣，從貝爾格萊德開到科索沃去。這條火車線在1999年以後就中斷了。他們的目的，本來計劃開到科索沃首都普里什蒂納。這種行為，可以說是公然挑釁，各方都很緊張，擔心戰爭一觸即發。但最後，這列火車還是在邊境停了下來。塞爾維亞政府給自己找了一個台階，說得到安全部門的情報，科索沃政府在那邊埋了幾個地雷，準備把這列火車炸掉，因此不得不停車。
戰爭已經過去這麼久了，塞爾維亞為了加入歐盟，也被迫的和科索沃進行了好幾次和談，商討關係正常化。但由於塞爾維亞的底線是永遠不會承認科索沃——這些和談也是無法進行下去，各種拉鋸。在科索沃的工作，也讓我看到所謂的民族和解，真的是一件非常難的事。
薩拉熱窩圍城戰
從科索沃回國後，我在國際紅十字會工作了一段時間，從事人道主義相關的工作。直到去年年底，厭倦了國際組織有心無力的工作狀態，我從機構正式辭職。
辭職後，就想能有一些空間來思考下一步怎麼走。我又準備了一場東歐旅行。跟前幾年相比，人生經歷了不同的東西，經常有一些不一樣的感觸。越是接觸更多人，就越是想了解每一個人在特定的國家、城市，甚至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他個人的選擇。我對他們每個人的個人選擇最後帶來的不同人生，也是非常感興趣。可能因為我自己處在比較迷茫的階段，就想回到那邊去聽聽人們多元的人生故事，可能對我自己也是一種啟發。
講幾個路上印象特別深的故事吧，也是對幾年前幾個故事的延續。
波黑是南斯拉夫內戰最激烈的地方。當時的波黑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七天之內，當地的塞族武裝屠殺了三十萬左右的波黑穆斯林。
波黑獨立後，塞族成立了一個波黑塞族共和國。當時我就從薩拉熱窩直接去到這個國中之國，首府巴尼亞盧卡。我坐大巴到了的那時正好深夜，十點多。按網上的地址，我就沒有找到預定的酒店。大黑天，街上也沒有什麼人。而且因為經濟凋敝，整個城裡本來也沒多少人。冬天，深夜，手機不知道怎麼沒有信號，網也上不了，完全就是無頭蒼蠅，問路語言也不通。
這時，我遇到了薩莎，他正好路過。他問我，你需不需要幫助。我請他幫忙找酒店，發現他英文非常好，做派也很國際化。我當時就覺得這個人肯定有故事。走去酒店的路上，我就與他相約，希望聽他第二天跟我講講自己的故事。
他是土生土長的薩拉熱窩人。薩拉熱窩圍城戰爆發時，他大概十一歲左右。
上世紀九十年年代的南斯拉夫，大家都覺得形勢不太穩定，但沒有一個人相信真的會發生戰爭。波黑宣布從前南斯拉夫獨立，首先是前南斯拉夫部隊干預波黑獨立，然後是波黑塞族武裝圍困了薩拉熱窩。整個圍城持續了兩年時間，是現代歷史中最長的圍城戰。
圍城剛開始時，人們都覺得應該很快就能結束——幾天時間，就小打小鬧，不會發生什麼大事。他們也沒有想過要離開這座城市，因為他們就是土生土長的薩拉熱窩人。
薩莎是塞族人。但是他們也有很多親戚、朋友、鄰居是穆族，兩族之間通婚也很多。但是有一天，他從窗戶看出去，突然發現他家的穆族鄰居竟然提著兩桿槍，站在他家門口——而他們之前都是好鄰居、好夥伴。
薩莎一家震驚了。意識到這場戰爭可能和他們想像的不一樣。他母親覺得孩子還是要出去避一避，就把他送上了去巴尼亞盧卡的大巴。這座城市以塞族為主，比較安全。在車站分別時，他母親跟他說說別擔心，幾天很快就回來了。結果這麼一去，就是兩年。
兩年里，他不知道他母親是否還活著，過得怎麼樣——說到這裡，他忽然就哭了。四十多歲的大男人，在我面前眼淚刷刷流下來。
剛到巴尼亞盧卡的叔叔家時，他每隔一天還會跟他母親通個電話。有一天，母親給他打電話，問他叔叔能不能收留他們在薩拉熱窩的一個穆族鄰居家的小孩。圍城以後缺衣少食，小孩最後能出去避一下。他叔叔聽了很不開心，說，「現在明明是他們穆族在迫害我們塞族，你還讓穆族到我們家避難，這不是引狼入室嗎？你趕緊過來，不要呆在薩拉熱窩了，但是絕對不接受你的鄰居過來。」他母親聽了非常生氣，表示這都是好鄰居，和他們都是幾代的好朋友。剛說到這裡，電話線就斷了。
之後，他和母親兩年失去聯繫，這期間他也不知道母親是死是活。薩拉熱窩被圍城的兩年間，死了大概五千名平民：很多平民是在街上過馬路時被狙擊手打死，有的是在嘗試穿越封鎖線去塞族人聚居區或是去波斯尼亞自由區時被打死，也有被餓死的，以及生病死在醫院的。
兩年過去，他覺得母親已經不在人世了。但是一九九五年戰爭快要結束時，他突然收到一封他母親的信。信中，他母親描述了過去兩年生活的艱苦：冬天把所有傢具都劈了取暖；所有電器在黑市變賣，只為換點吃的。最終他母親決定，無論如何，就算要死，也要在死之前見她兒子一面。於是他母親收拾了兩個隨身包裹，準備穿越薩拉熱窩叢山峻岭的封鎖線。
薩拉熱窩四面環山。我拍照的這個地方，離他們家舊址不遠。這旁邊就是一個動物園，塞族在那裡埋了很多地雷，既不希望任何人出去，也不希望任何人進來。他母親當時提著兩個小包，趁著塞族士兵換崗，一口氣衝過去。居然奇蹟般地毫髮無損。到達對面塞族崗哨，還被懷疑是穆族派來的間諜扣押了一段時間。之後他母親步行了大約二十公里到達薩拉熱窩周邊的一個塞族聚居區。那裡有幾個親戚，既不會開車，也沒有任何交通工具，於是給她安排了去巴尼亞盧卡的順風車。
當他接到母親兩年來給他打的第一個電話，母子二人激動的無以言表。後來他在巴尼亞盧卡公交站接到他母親——現在這個公交站沒什麼人，也沒幾輛車，但是在戰爭時期，這裡是塞族重要的中轉站，當時很多的塞族士兵和車輛都在這裡補給，車水馬龍，非常熱鬧。
他在公交站接他母親時，看到一個男人大喊他的名字，向他跑過來。他還在想這人是誰，當跑近後，他仔細看才發現，那是他媽媽。整整兩年，他母親已經憔悴得認不出來了：頭髮剪得很短，穿著男人衣服，完全認不出是他母親。
他母親2013年去世。一直到她去世前，她都不願意向她兒子提及那兩年經歷了什麼。母親是一個很堅強的人，她不想兒子為她那兩年的遭遇難受。不管她兒子怎麼問，母親都隻字不提。
在母親去世以後，薩莎回到薩拉熱窩探訪當時的鄰居。有個鄰居告訴他，有一天只有他母親一個人在家，一個穆族鄰居拿著衝鋒槍對著他家一陣掃射。那個鄰居震驚之餘，破門而入，發現他母親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整個人驚嚇過度暈了過去。好在子彈奇蹟般地沒有打到他母親，他母親半小時左右才恢復知覺。對於經歷過薩拉熱窩兩年圍城的人來說，這種遭遇很多時候是沒有辦法用語言描述的。尤其是這樣對待你的並不是外來的敵人，而可能是曾經非常親密的老鄰居。
他後來移民加拿大成為了一個藝術家，主要的作品就是各種各樣的紙做的面具。我問他為什麼選擇面具這種形式來表達。他認為，人與人之間，在戴上面具以後更真實。
他以前在薩拉熱窩居住時，與各族鄰居朝夕相處，直到戰爭爆發，才發現人性的另一面。另一方面，他的創作靈感源於他母親。直到母親去世，他都沒辦法讓他母親原原本本傾吐出來那兩年的遭遇，沒能說出她自己內心真實的感受。表達感情，就是這麼難的一件事。所以他做面具，覺得人可能帶上面具更能吐露內心。這就是他的故事。
貝爾格萊德的難民營
在巴爾幹的最後一站，我去了貝爾格萊德的一個難民營。
我之前在一個國際人道主義組織工作，正好趕上巴爾幹難民危機。巴爾幹半島最大的露天難民營就在塞爾維亞貝爾格萊德。
貝爾格萊德的人都經歷過戰爭，都經歷過需要躲防空洞、排隊領救濟品的歲月。所以他們覺得非常詫異，有一天也有人會來他們這裡成為難民。簡直是風水輪流轉，令人難以置信。
這幫來自敘利亞、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難民，通過巴爾幹路線前往西歐，有幾個原因：一是塞爾維亞的警察是最友善的，不怎麼驅趕他們；二是塞爾維亞的人民也最友善。因為他們自己經歷過這種磨難，所以他們都非常儘力地去幫助這些難民，有錢出錢，有物出物。
難民的生活環境都非常惡劣，這就是他們生活的場所。
當時也是貝爾格萊德最冷的一個冬天。難民就在倉庫裡面用塑料袋燒汽油生火，特別嗆鼻，比國內秋冬的空氣污染嚴重多了。但是沒辦法，否則就是被凍死。塞爾維亞人民對難民的遭遇感同身受，熱心的貝爾格萊德市民募集了很多的過冬物資，如毛毯、衣物，都堆放在倉庫里。
這是在市中心火車站後面，難民排隊領救濟品。這麼多難民來來回回在市中區，對市容和城市秩序肯定有一些影響。有些難民睡在火車站，有些難民睡在火車站附近的公園，也有在停車場搭帳篷。但我沒碰到任何貝爾格萊德人對此有抱怨。有的當地家庭知道難民在停車場搭帳篷，還會送食品衣物去停車場。停車場大冬天沒有自來水，難民早上要洗臉都是去市中心附近燒水，而市中心還有幾棟正在修建的高級寫字樓。
凡是我接觸的塞爾維亞人民，都對難民的境遇表示同情。塞爾維亞政府最新規定，所有難民都必須住在政府統一管理的難民營。但實際上，塞爾維亞的警察也沒有對這種市中心街頭露宿的難民過多刁難。這種現象在巴爾幹國家是絕無僅有的：在希臘，難民是各種被驅趕，船被弄沉；在保加利亞，難民被放狗咬；在匈牙利邊境，警察開槍直接射擊。所以很多難民被迫在塞爾維亞呆很長時間，因為這是附近唯一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他們以塞爾維亞為基地，一遍又一遍嘗試越過匈牙利邊境，想進入歐盟國家。
莫斯科的反對派
離開塞爾維亞後，我去了莫斯科。因為我想學俄語，所以大部分時間都去上俄語課。間隙會參與本地很多活動。
每到一個地方，我都很想融入當地人的生活，比如參加藝術團體、政治反對派的活動，去看看普通俄羅斯年輕人的生活是什麼樣的。
國內對俄羅斯歧視存在很多刻板印象，比如戰鬥民族剽悍，俄羅斯人都是騎著熊去上學，等等。
正好這次趕上著名反對派領導人納瓦里內發起的反普京大遊行。這次紅場大遊行發生在今年三月底，算是俄羅斯近十年來最大規模的遊行。我很早就知道有這個遊行，但是去到紅場現場還是很詫異，參與的多是二十歲上下的年輕人：穿著滑板鞋，風格各種嘻哈，感覺在廣場上一言不合就要跳起來。這些遊行甚至還吸引了十幾歲的中學生或小學生。
於是我想知道，為什麼這波政治風潮是以俄羅斯的年輕人，尤其是這麼年輕的人為主。通過在俄羅斯的一些朋友，我輾轉找到反對派領導人納瓦里內的一個競選經理——一個年輕女孩，希望能夠更直觀地了解她和她代表的這撥年輕人都是怎麼想的。
交談發現，她的經歷和你我沒什麼區別：都是名校畢業，然後在莫斯科的「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工作。她想要改變人們對政治生活的麻木狀態，她回到家鄉烏法，在那裡為反對派競選團隊做宣傳。
我不評判她的政治觀點，僅記述。她認為，納瓦里內以反腐敗為切入點，揭露俄羅斯政府的腐敗，他是可以改變俄羅斯未來的一個人。她認為，「俄羅斯就是這樣」的論調是非常不能忍受的。她認為俄羅斯的年輕人是互聯網的一代，基本不看電視和報紙，加之俄羅斯的互聯網沒有管制，造成這一代年輕人與上一代人之間的代溝非常大。遊行之後，年輕人甚至在網上發起「不看電視」的社會運動。他們挑戰權威，不相信傳統權威，也不隨波逐流，不受上一輩、上上一輩的影響。他們相信他們自己對他們國家未來的判斷。
當時紅場遊行時，一些老一輩的人質問年輕人為什麼要遊行，現在穩定第一。年輕人的回應是，他們相信國家的可塑性。遊行時一個十一歲小孩說的幾段話在社交媒體流傳非常廣：我們國家誰當總統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們國家要有健全的法制。俄羅斯年輕人展現出來的獨立思考、批判性精神，讓我非常詫異，也讓我覺得這個國家的未來還是值得期待的。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