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誕辰紀念會上的講演詞

上月中央黨部決定，以八月二七日為先師孔子誕辰紀念日，舉行隆重的典禮，這所含的意思，是很重大的。本來國人對於孔子，向來有兩種不同的見解，其一欲以儒教為宗教，以孔子為教主，以為這樣才能與釋迦牟尼、耶穌基督、默罕默德相敵。以為人有宗教，我也有，人有教主，我也有。這種見解，未免牽強，凡是讀過孔子的歷史和著述的人，都知道孔子沒有一點宗教的色彩，除了經書之外，絕沒有一些可以牽強附會的地方。季路問事鬼神，孔子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孔子答，「未知生，焉知死」，這是很顯明的。至於「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這兩個如字，尤其活靈活現，所以儒教為宗教，以孔子為教主，完全是牽強。本來宗教的最大目的是信仰，而其最大作用，是使人類有共同信仰。一個人如果沒有信仰，則其一切思想行為，都失卻意義。正如一隻船，沒有羅盤針一樣，一個民族，如果沒有其共同的信仰，則其思想行為，不能集中，力量不大，不能生存競爭，正如一盤散沙一樣。儒教雖然不是宗教，而於人生則定了信仰，且定了共同的信仰。孔子「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以至「是謂大同」那一段說話，將倫理政治，種種原則，融合起來，成為一個理想的人類社會，這是儒教的信仰，這是儒教的共同信仰。自從孔子定了這個理想之後，直至最近四五十年，總理出來，方才把這種理想，努力地期其實現，總理一生，每逢題字，必先是「天下為公」，其念念不忘於此，而大同學說，實是三民主義之基礎。中國民族的共同信仰，有孔子指示於前，總理宣導於後，總理雖然也和孔子一樣，一生辛苦，不能及身見其理想之實現，而中國民族有了這共同信仰，自然有復興之機會，有宗教，沒宗教，另是一個問題。總之，一個人有了信仰，便不是白活；一個民族有了共同信仰，便有以自存。至於其二，則恰與其一相反，其一是尊崇孔子，而不知所以尊崇之道；其二是菲薄孔子，或以為孔子的學說有許多錯誤，造成了中國民族的罪惡，如今正要推到他，或以為孔子的學說已經陳舊過時，不適於現代。這些議論，不但糊塗而且荒謬，我們試想一想，我們今日所有的文化和一切學術思想，哪一樣不是導源於孔子的呢？哪一樣不是孔子傳授我們的呢？孔子以前，中國固然已有了文化，已有學術思想，但是沒有孔子將它整理出一個系統，則絕不會流傳至今。詩、書、易、禮、春秋，包含倫理、政治，甚至文學等等，是中國文化及一切學術思想的楨幹。而詩、書、易、禮、春秋，每一個字都是由孔子傳授我們的，我們對於這樣一個偉大的導師，加以菲薄，真是忘恩負義之尤。如今鄉村人家之每逢宴會，必先酹酒於地，以祭始為飲食之人，這種報本的心事，如果拋棄，民族的墮落，便不可復救了。孔子將這樣偉大的文化和學術思想傳授我們，自然只望我們發揮光大，於時俱新，所以孔子教人「日新其德」，「准德」。我們不能盡此承先啟後的責任，卻將現在的殘廢衰弱，統統歸咎於二千餘年前的導師，這種思想是何等的荒謬呢？須知道所謂文化和學術思想，是過去現在一切人類智識的綜合，每一個人類在空間里佔了幾尺的地位，在時間裡佔了幾十年的壽命，便應該將所有智識貢獻出來，歸入總和裡頭，使之繼續發達。所以我們努力現在，即在於繼續過去，使之不斷；啟發將來，使之不已。詛咒過去荒謬，與詛咒將來，同為不可恕的罪惡。最近幾十年來，有些人說儒教所以獨尊，是因為漢武帝以後，尊崇儒教，黜斥百家的緣故。這些思想，是抄襲得來的，不正確的。須知道漢武帝以前，雖然也有諸子百家，不過各成一家之言，如老子道德經、莊子南華經之類，絕沒有如孔子的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將孔子以前的中國文化，及一切學術思想，整理起來，成為一個系統，傳之後人，遇著秦火，也燒不絕，口傳手抄，依然完整。遇著外寇侵入，雖征服了中國的政治、軍事，卻征服不了中國的文化及一切學術思想。中國民族，國雖亡，種不滅，仍得由此復興，使征服的民族，反處於被征服的地位。我們認識了這一點，便知道孔子不但是中國四千餘年文化之總代表，而實在是中國四萬萬人的智識之父，絕不能與諸子百家相提並論。我們沒有教主，而有這樣一個先師，為我們一切智識的先導，這不但是中國的光榮，也是我們的幸福，加以菲薄，真是全無意識。此次中央黨部矯正了以上兩種不合理的思想，鄭重決議，每年舉行先師誕辰紀念日，無論政府機關，以至學校，以至各種團體，一律至誠至敬，同心舉行，便是這個意思。

先師孔子的偉大，決不是短時間所能申說，尤其不是淺陋的如兄弟所能窺測，兄弟今日所能貢獻於各位的，只有一兩點感想。兄弟以為道德的精神是萬古不易的；而道德的內容條件是與時俱進的。試拿仁字來說，孔子之言仁，與釋迦牟尼之言慈悲、耶穌基督之言博愛一樣的，是萬古不易的原則，一個人如沒有仁愛的心，等於沒有世界，沒有人類。換句話說，如果要有世界，有人類，便要有仁愛的心，這是毫無疑義的。至於仁的條件及內容呢？那就與時俱進了。舉一個例，孔子說「為人君止於仁」。孔子的理想是「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而其時代則「天下為家，大人世及以為禮」，所以孔子只說既為人君便須止於仁。如今呢，國民平等，沒有所謂君臣上下，這是說仁字是萬古不易的，而仁的條件內容，是與時俱進的。再舉個例，孔子沒有反對納妾，沒有反對蓄奴婢，只主張「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如今呢？納妾蓄奴婢，虐待之固是罪惡，善待之亦是罪惡，根本納妾蓄奴婢，便是罪惡，這是說仁是萬古不易的，而仁的內容與條件，是與時俱進的。孔子以後，我們不能將仁字發揮盡致，使中國早早成為一個自由平等、相親相愛的社會，而卻任令一班宋儒由主張尊君而造出土芥人民的學說，正如黃梨洲所謂「雖以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應誅之」，率性將四萬萬人當做毛蝦魚子，把來供給一條大鯨魚吞食，這是何等的不仁。由主張多妻而造出禁錮婦女的學說，甚至看著皇帝把人做太監，甚至看著士大夫家將婦女纏足起來，猶恬然不為怪，這又是何等的不仁。這些均可以證明，如果道德的條件內容，不能與時俱進，則道德的意義成為空言，甚至被人利用，成為一種殘暴的工具。

再拿禮字來說，我們知道，儒教就原則說最重的是仁，就實施說，最重的是禮，禮也是萬古不易的。如果一個人在荒島上可以無禮，有了兩個人以上，便有了交際了，有了交際，便得有了禮了。仁是相人偶，是說仁字是行於人與人之間。有了仁，人與人之間才有所謂互動。禮也是相人偶，行於人與人之間。有了禮，人與人之間才有所謂交際。所以禮是萬古不易的。但是禮的內容條件呢？也非與時俱進不可。舉一個例，孔子主張跪拜的，這是因為孔子的時代還是席地而坐，所以將跪拜來表示恭敬，是很方便。後來換了桌椅了，地上不鋪席了，還要磕頭下跪，這是什麼意思，自然便改為鞠躬及作揖打拱了。這是說禮是萬古不易的，而禮的內容條件是與時俱進的。孔子以後用了桌椅的人，還是保持磕頭下跪的習慣，直至民國以後，還要偷偷舉行，不如此不能算得意，不如此不夠算排場，這是後人的工作，與孔子有什麼相干？大概說來，古時的禮，其用意在定尊卑，辨名分；今日的禮，其用意在制定社會交際之規則，使人人平等，人人互相親愛。孔子以後，中國儒者專註重於以禮來維持階級，不注重於以禮來維持社會，所以中國號稱禮儀之邦，而人與人之間之言語舉動，較之歐美，真是有文野之分。舉個極普通的例來說，在歐洲都會，譬如兩個行人偶然相碰，他們自然會一面脫下帽子示敬示歉，一面仍舊急急走他的路。中國呢？只怕至少瞪一眼，不然，便罵一聲出來了。中國號稱以孝治天下，而開口便侮辱人家的母親，甚至祖宗妹子等等，這是什麼緣故呢？是因為對於禮的條件內容不能時時注意，使之日新其德。從前社會是疏遠的，簡單的；如今已經漸漸地密接起來，複雜起來了。那麼，便應該更新禮的條件內容，使能與此密接複雜的社會情態相應，還是要訓練的，這是要當做救亡圖存一樣的重要工作，因為沒有仁愛不能合群，沒有禮也不能合群，則其前途只有亡國，只有滅種，有何救亡圖存可說。

以上所說，將一個仁字和一個禮字來證明道德的精神是萬古不易的，而道德的內容條件是與時俱進的，所以孔子說，「雖百世可知也」，而孟子又說「孔子聖之時者也」。這兩句話，絕不是衝突，絕不是矛盾，而實在是一貫的道理。「孔子聖之時者也」。「時」是什麼時，是現代，是摩登，孔子聖之現代者也，聖之摩登者也。對於無論哪一種道德，以至哪一種政治經濟等等制度，都不應只認其原則，而不計其條件內容，務使條件內容合理化、進步化，使過去現在將來連續起來，做一條線，直直地向上走，向光明走，這樣中國民族在現代世界，才站得住，這個道理，已經有先師孔子指示於前了，我們紀念先師孔子誕辰，便須念及中國在現代世界是否站得住，是否站得住在自由平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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