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青：《怎麼辦》

《怎麼辦》

作者：烏青

我打電話，給張建華

接電話的是

他母親

我問：張建華在嗎

他母親說，在、在大便

我說，在大便啊

他母親說是的

我對張建華的母親說

那怎麼辦呢？

電話的發明使得「在嗎」這一問題成為可能。在電話之前，即時的通訊唯有通過面對面的實在接觸才有可能，對象的存在是前對話的，任何對話得以可能，都以對象主體的存在為前提。而在電話中，聲音不再是面對面交流中那種構成完整的主體的一種質素，而是與主體無涉的康德意義上的現象。古老的懷疑論又一次出現了：聲音是我們與主體進行對話的唯一途徑，然而它並不能作為一種可靠的線索來切中那個主體。除了聲音，我們對主體一無所知，而這也意味著，主體可以被想像為空缺，聲音的在場與主體的缺席並不衝突。主體存在的確定性的喪失，實際上也是確定存在的主體的喪失。

於是，主體成為了「失蹤的主體」。然而我們確實聽到了聲音，這一聲音不是來自主體的，它充滿了曖昧，它是什麼？

「張建華在嗎？」這一問即使得到了某個第一人稱的回復：「我在」，所謂的「張建華」已經失蹤了。而這首詩似乎塑造了主體的「雙重失蹤」：它連聲音也失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更可疑的「母親」形象。這一形象是此時的語境中並不具有主體性，它是我所試圖與之對話的主體「張建華」的「代言人」，或者更強一點，「篡言人」，而這一亞主體依舊是一個聲音，儘管它或正當或不正當地取代了主體，還是難逃失蹤的宿命。但在更加原本的層次上，「母親」不是一個亞主體，而是聲音本身的隱喻，「失蹤」被更為直接地表達為主體在聲音中的他者化：原本屬於主體的聲音對主體自身的言說是以第三人稱進行的，不是「我在大便」而是「他在大便」。

主體在大便，作為那個聲音所陳述的東西，它並不能保證切中主體，也就是說，哪怕這個聲音明確地告知主體的位置，主體依舊是失蹤的。然而我們依舊可以把主體理解為正在大便的主體：主體失蹤了，他辜負了對它的期望，由此成為被埋怨、詛咒的對象，「主體在大便」，這一事實通過這一句子被展示出來，正如廁所的門被踢開，主體狼狽不堪地整理褲子，在這裡主體並沒有這樣被看見，而是被詛咒為「將會這樣被看見」。正在大便的主體如此噁心，以至大便返回其固有的名詞含義，它的意義不是被主體的遺物，而是被主體本身所填充。

主體淪落至此，我們難以接受，以至於要重新問一遍，而聲音機械的重複著它的回答，並且這一回答本身又是聲音，它同時在兩個層面向電話那頭確證著主體的失蹤——在大便，或者說被詛咒為在大便，又或者說被詛咒為大便本身。然而，在聲音毫無顧忌地即在邏輯上又在語言中、既明示又暗指出主體的「大便性」之後，它陷入了沉默，好像伊阿古最終將因其背叛而被處刑。主體不在，主體在大便，主體是大便，這是聲音所揭示的，然而我們找的是主體，而不是聲音，當聲音說完這些，氣氛變陷入了令人不安的尷尬之中，我們難以應對接下來聲音的言說，因為它根本不是所要找的對象，並且它自知這一點，與此同時，要找的主體正是因為其聲音而「大便化」。所以，怎麼辦？是等待主體大便完，從作為「代言人」或者「篡言人」的母親手中接過話筒嗎？然而主體接過話筒之後依然是聲音，母親本身就是聲音的隱喻。當張建華說他是張建華的時候，他其實並不是張建華，張建華在大便，「他」只是聲音。

這絕非只是一個關於電話的個案。電話中只有聲音而沒有圖像，但同時給予圖像和聲音的視頻通話也沒有好到哪裡去。事實上，電話不是人類交流的變異，而恰恰是交流的理想型：人與對象（物與人）之間永遠隔著一根電話線，人所把握到的與實際所是的永遠不可能相同，電話線那頭是物自體、永遠的被懸擱者、實在界……因此，詩中那不雅的，並且通過我的不斷重複終於使人厭惡的「大便」就是對生活本身的描述，真實永遠缺席，我們所要尋找的東西被聲音「大便化」。而這聲音之所以會產生，恰恰是因為我們進行了詢問，也就是說，是「尋找」這一動作使得被尋找之物永遠處於幽暗和污穢中。

而這首詩同樣是一種聲音，它的存在既指引著詩人烏青，同時也使烏青「大便化」。而我的這篇文章同樣如此。聲音越是生動，它越是強烈地指向其背後的主體，然而主體必然不可追尋，這一事實與不斷調動的尋覓的激情形成了巨大反差，以至於聲音越是生動，主體就越是在尋覓無果的失落中被「大便化」。在文字遊戲的繁複之中，聲音不斷地堆砌，這就是這篇文章的真相，而其結果自然不言而喻。然而我們無法停止聲音，儘管它不斷地將主體相互隔絕，使他們相互詛咒，但它是我們唯一擁有的東西。於是我們緊緊抓住它，憑藉相互間的「不可能性」聯繫在一起，一邊哭泣一邊唱歌，唱的是：媽媽，我將變成____。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