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56重播——論明王朝對當代改革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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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朝的歷史和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歷史極為相似，因而常常被影視小說藉以諷今。大明王朝1556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我們不妨梳理一下有明一代的歷史，看看究竟其是否具有這種相似性。

朱明的建立者朱元璋出身微寒而終得天下，在其執政心態上，充滿了對微寒時優越於他的統治階層的報復心理。朱元璋執政後實施了一系列違背歷史潮流可謂「倒行逆施」的政策，譬如廢除宰相、壓制商業和富人集團、軍隊就地征餉、大興文字獄、設立廠衛制度等等，在政治和經濟制度上比之北宋實為大倒退。朱元璋的思想見識不出小農代表的範疇，一心希望建設所謂「土無不均而民無怨、臣無不忠而君無猜「的烏托邦社會，其結果註定失敗。僅在他死後不到一年，朱允炆就廢止了大量洪武朝不宜於世的制度。朱允炆是一位弱君，弱君則信臣，更能促進政治向君主立憲轉型。然而朱棣起兵奪位，成功後大戮建文的文臣集團，又成為一位威權式的君主。可喜的是，朱棣見識比其父高明，文治武功實在朱元璋之上，然而為了保持和建文集團的對立，朱棣以太祖遺法的維護者自居，不但未能肅清朱元璋倒行逆施的遺毒，反而成了其續命者。不過，遷都北京、修《永樂大典》、遣鄭和下西洋等壯舉已經足以使他成為千古一帝。

成祖之後的仁宣十一年，君弱局面再次形成，文臣集團逐漸成為政令的實際決策者。此時，新君已經不執行朱元璋那一套平均主義社會治理方式，明社會的既得利益集團開始形成。土地上，皇親、大臣及家屬大量佔有土地，成為大地主和莊園主，鄉紳土豪佔有中型土地，成為次地主，另外有自耕農和僱農。城市中，大商人與官吏形成利益結合體，小商人收到排擠，普通市民只能指望科舉改變階層。經過憲英二宗的加劇，到成化朝時，朱元璋構想的明社會的平均主義已經破滅，利益固化、階層流動固化成為社會的頑疾。成化一朝，內有萬貴妃專寵，萬氏一族炙手可熱；又有劉瑾專權，控制西廠，監控朝臣，公開賣官鬻爵，瘋狂貪腐，使得劉瑾成為歷史上最富有的人物之一。依附劉瑾的士人集團之龐大，說明了讀書人的公德已經衰退，謀求名位成為讀書科舉的主要目的，士人集團沉淪。

弘治似乎帶來一點中興氣象，不過這種僅靠個人意願進行的改革於制度進步毫無幫助，十八年一過，明武宗類似鬧劇的一朝顯示了這個帝國最高統治者已經不具備領導國家的能力，文臣集團再也不從心裡把「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的愚弱皇帝視為上級，而只是作為自己掌權的傀儡。到嘉靖一朝，土地兼并劇烈、貪腐橫行、文化巨變等等都要求思想和政治制度立刻改革，然而沉重的慣行使得這種變化僅僅在民間出現，中央政府始終死守文臣集團信奉的那套原則。嘉靖數十年不上朝，沉迷於煉丹修仙，道教猖獗，但他依然牢握皇權，文臣集團與宦官集團則分割決策權。文臣集團既然是大地主的主體，自然提不出什麼實際的改革策略。而出身非既得利益集團的清流，一旦踏入官場，又迅速被這個環境所改造，成為其中的一部分（海瑞例外），自然也不可能有所作為。改革，必須是既得利益集團中的有識之士衝破自己集團的短期狹隘利益，才能發起，這個人就是張居正。在萬曆皇帝傀儡的十年，張居正利用太后和馮保的支持，對明政府的財政和吏治做了一番大修。首先要釐清大地主侵吞的田地和私藏的勞動力，解放困於莊園中而不得成為城市手工業服務業者的人；其次要整頓吏治，從政府方面防止這些再次發生。雖然張居正很有魄力地做出了一番成就，然而頑固又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始終不是一個人一群人能清除的，張死後迅速被抄家掘墓。繼任者申時行則採取調和式的柔道來管理國家，一方面努力彌合群臣和皇帝、地方督撫與六部九卿之間的矛盾，一方面寄望於多位士人出身的既得利益集團自我發現自我反省主動出讓利益。這種不切實際的策略只能使階層固化更加深重，貪腐怠惰更加猖獗。

萬曆數十年不朝，文官集團實際掌控國家政權，這個慣行十足不思進取的階層，在黨派爭鬥和個人利益盤算中不斷消耗王朝的元氣，萬曆三大征成為他們夸夸其談最後的資本。萬曆末期的薩爾滸戰役，數十萬明軍被一萬多建州女真軍隊打得大敗而歸，從這一刻開始，明王朝也終於要為它的慣性與怠惰而付出慘痛的代價，走向萬劫不復的深淵之中。

總觀有明一代，面臨歷史轉型的難得機遇，然而頑固保守樂於私鬥的文官集團一次又一次錯失機會，一入體制就陷入復古懷舊的泥沼。反而體制外的有識之士如李卓吾、袁宏道等體現了社會進步的新思潮。任何經濟制度的改革不配合政治制度的改革都會最終竹籃打水一場空，任何指望非既得利益集團發起的改革都是徒勞，因為後者沒有權力和影響力。體制外思想進步的人影響體制內保守的人，使之向改革者轉化，最終在統治集團形成一股合力推動改革，是文化屆的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