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共產黨：番薯之島的一抹鮮紅

上世紀的二十年代末，世界陷入空前低迷的經濟危機之中。美國華爾街主導的全球金融體系崩潰，幾乎連帶摧毀了整個世界的經濟。歐洲、美國、日本和其他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被危機擊打地奄奄一息，其在國內的統治也相對地衰弱了！

針對這樣的新的國際局勢，總部位於蘇聯首都莫斯科的第四共產國際的領導者們倍感興奮，1928年7月17日，共產國際在其第六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決議，認為世界已經進入馬克思主義的「第三時期」，也即帝國主義及其經濟制度壟斷資本主義制度全面衰弱，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即將迎來高潮！

就在這次大會召開的三個月前，在1928年的4月份，台灣的共產主義者在日共、中共代表的見證下，根據共產國際東方局的決議宣布成立台灣共產黨。這是屬於台灣——番薯形的熱帶島嶼的第一個列寧式政黨，與先前成立的台灣民眾黨等台灣人民組織的政治團體不同。台灣共產黨有自己清晰的綱領、黨章、權力機構和運作規則，他的目標是建立民主、共和和社會主義的台灣人民共和國！

二十年代的台灣，身在奉行對外擴張的舊日本政權的軍事統治之下。基於日本統治集團的地區分工政策，台灣被視之為帝國在南方的糧倉和糖廠，應當為帝國源源不斷地提供質優價廉的熱帶農產品。除此之外，台灣的工業發展是羸弱的，日本當局也是不支持乃至抑制台灣本土的工業發展的。

基於這樣的一種形勢，台灣的人民實際上是處於一種「貧窮和愚昧的安逸」之中，整體的社會形態依舊陳腐、破舊，充斥著與二十世紀的時代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相矛盾的社會要素，並且與其富饒的亞熱帶移民島嶼的身份嚴重不符。儘管如此，與海峽對岸連年征戰，缺乏有效治理的中國大陸而言，台灣人民的總體生活水平和社會發展水平依然高過前者。

然而，就是在這樣的一種萬馬齊喑，不知晦暝的社會之中，誕生了台灣共產主義者的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領袖——謝雪紅！她曾經只是一位童養媳，不識字更沒有接受過基礎教育的舊式女性。在性別的壓迫和階級的壓迫之中，本應早早地就淪為一介不知名的匹婦，成為歷史塵埃之中默不作聲的大多數。

出人意料的是，性格暴烈的謝雪紅彷彿是台灣這一初生的移民社會的化身，從不屈服並且試圖奪取自己命運的主動權。經過千辛萬苦的努力，謝雪紅在二十五歲——在當時看來早已是女性的命運塵埃落定的年紀，第一次跨越海峽來到中國的大都市上海。1925年冬天，謝雪紅通過中共黨組織的幫助穿越西伯利亞遠赴莫斯科，一位閩南式的農村婦女成為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選擇的在台灣這座島嶼的代表！

根據列寧親自撰寫的《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和布哈林所作的《日本共產黨綱領草案》，日本及其殖民地朝鮮和台灣應該成立自己相應的共產主義政黨，朝鮮和台灣兩地的共產黨應該由日共負責領導和提供幫助。

經過兩年多的職業革命家教育，謝雪紅及其台灣的同胞林木順回到了上海，並與此時身在中國大陸的其他台灣共產主義者林日高、洪朝宗、庄春火、潘欽信等人陸續取得了聯繫。他們經過充分的接觸和交換意見，正在等待著一個時機，準備建立台灣自己的共產黨組織。

正如前文所說，台灣共產黨與第二年的春天在上海秘密成立。此時，日本共產黨正忙於準備次年即將舉辦的明治維新以來第一次全民普選，而中共正在剛剛開展的全面武裝鬥爭中尋求突破四一二政變以來的第一次國內革命低潮的轉機。可以說，台灣的共產主義者此時是無法取得太多來自這兩個鄰近的共產主義政黨的幫助的，他們必須通過自己的雙手在這樣一個民風淳樸、富饒美麗的島嶼實現自己的革命理想。

值得台灣的共產主義者們慶幸的是，台灣社會此時並非是鐵板一塊，新的思想和文化已經輸入了這塊土地。在美國的威爾遜總統提出的民族自決號召及中國的五四運動的影響之下，台灣社會出現了大大小小許多的帶有政治色彩的社團組織。其中不乏秉持了左翼的立場，主張台灣人民自決和自立的團體。其中，最為令人矚目的就是由台灣的民主先行者蔣渭水先生參與建立的台灣文化協會。

或許是因為處在亞熱帶季風氣候影響之下的因素，台灣的農業條件在周邊的區域內是令人艷羨的。成千上萬的閩南人、客家人渡海前來，就是為了享用台灣島西岸得天獨厚的衝擊平原和全年雨季的。數百年以來，台灣人民從來不愁吃穿，在此社會因素的作用下，相比對岸的福建人和廣東人而言，台灣人民有了更多的閑暇，也對文化活動和公共活動有了更多的關注。另一方面，台灣是一塊新興的移民社會，無論是出於土地和水利的治理還是防禦山區的土著居民的襲擾，台灣人民都有更多地團結一致與議論爭辯的需求和空間。

故此，文化協會在台灣發展地如火如荼，台灣的共產主義者們恰入時機地涉入，迅速地便獲得了文化協會的組織領導權。同樣是移民社會這一性質的作用，台灣的農民對於不合理的租稅和土地兼并的抗爭更為激烈。以王敏川、連溫卿等為代表的文化協會成員組織了台灣農民組合，它自1926年起便發動了數次規模不等的農民運動。

文化協會和台灣農民組合猶如人的左膀右臂，為台灣共產黨的活動提供了發展的兩翼空間。早期的台灣共產黨人通過以上的組織對台灣的初生市民社會、農民社會生活展開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干涉，在實踐中一定程度上發展了自己的黨組織。

作為一個弱小的，並且沒有自己獨立的財源和社會基礎、軍事力量的政黨，台灣共產黨在當時的台灣得以順利展開活動實際上是基於外部的社會運動。也即台灣的殖民地母國日本在二十年代開展的，史稱「大正民主運動」的政黨政治主導下的社會自由化氛圍。另一方面，也是基於台灣人民早在二十年代初就開展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善良的台灣士紳認準了日本社會沉浸於自由化氛圍的歷史時機，希望通過非暴力運動拓展台灣人民的政治參與權利，同時限制台灣總督主導的軍事殖民政權對他們生活的粗暴干涉。

從歷史後來的發展看，日本社會的「大正民主」只是一株旋即凋謝的曇花。猶如軍國主義的黑暗來臨之前的迴光返照，日本社會的自由化氛圍在經濟危機來臨之際迅速地就消亡了，台灣社會也隨即回到了恐怖、凝重的警察政治的統治之下。

台灣共產黨的活動只得轉入地下，檯面上的活動隨即停止。此時，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中的狂熱分子們認為，世界革命已經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之中進入全面的高潮階段，全世界的共產主義者們應該在此時迅速發動對所在國政府的武裝鬥爭！總部設於瑞金的中國共產黨也被李立三和王明集團的激進勢力先後把持，主張針對國民黨控制的城市部門和工業部門發動全面的軍事進攻，全然不顧自己尚且羸弱的軍事實力。

台灣的共產主義者們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陷入了自身信仰和現實的極大矛盾之中。周圍險惡政治環境造成的朝不保夕尚且不說，內部強烈的革命衝動與台灣共產黨稚嫩的黨組織構成了難以消解的矛盾。儘管只有不到一千人的核心黨員，台灣共產黨的激進分子早已準備摩拳擦掌，準備著奪取台共的領導權並且發動台灣的武裝鬥爭。

於是，台灣共產黨三十年代初陷入了內部綿延拖沓的路線鬥爭，黨的組織活動在殖民當局的打擊和壓迫之下已經停擺，黨的領導集團卻忙於爭權奪利、毫不感到疲倦。就這樣，在共產國際的狂熱分子的遙控支持之下，以王萬得為代表的台共激進派獲得了權力，謝雪紅等人為代表的第一代台共領導層此時失去了對黨的控制權。

頗為諷刺的是，這樣的一支狂熱而又弱小的台共猶如一隻曝露在陽光下的螞蟻，極快地就被日本警察當局偵知。台灣的軍事法庭迅速逮捕並審批了大量的台灣共產主義者，台灣的共產黨人被一網打盡，成立僅僅三年的台灣共產黨過早地進入了歷史。

然而，事情並非就此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台灣被國民黨當局接管，進入了中華民國統治的時代。國民黨政府對台灣社會橫徵暴斂，良莠不齊的軍政人員對台灣人民恣意的凌辱，激怒了淳樸而又奮進的移民社會台灣人民。台灣人民自發地展開了實力及其不對等的，針對國民黨軍事統治的武裝鬥爭。在這場史稱二二八事變的起義之中，已經出獄了的謝雪紅又一次成為了台灣人民的領袖，她帶領台灣人民組織的游擊隊員在台中的山區對國民黨展開了軍事鬥爭，為台灣的人民爭取了自身應有的尊嚴。

台灣人民的起義力量在國民黨政權強大的軍事進攻之下被瓦解了，台灣的共產主義者們大量地內渡中國大陸。1949年之後，台灣被拖入了全球冷戰的戰火疑雲，蔣介石當局帶來了空前的針對共產主義者的白色恐怖。冷戰結束之後，蘇聯解體東歐發生劇變，中國也早已進入了改革開放，國際主義的共產主義運動幾近消亡。台灣的共產主義者們或許再也無法擁有機會，重建屬於自己的黨的組織並且希冀著有朝一日實現自己的崇高的理想了。

這便是屬於台灣的共產主義者們的故事，他們在這片幅員並不遼闊的年輕島嶼上曾經熱血過、鬥爭過。然而往事如煙，他們的故事終究被大多數人遺忘。即便如此，這片番薯形的土地也因為他們的存在，或多或少的存在過一抹鮮亮的紅色，歷史終將不會忘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