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孝元時的黨爭

論西漢的，多把漢武、孝宣連稱，至於元、成，便感到另一種氣象，如是，元帝一朝乃西漢的一個轉折是學界的共識了。元帝為太子時，宣帝謂：「亂我家者太子也。」班彪贊《元帝紀》，敘他外祖兄弟做過元帝的侍中，曾對他說元帝的事，道：「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藝，優遊不斷。」考諸事迹，看見元帝甫即位，便有蕭望之與史高的黨爭，其後又有石顯的用事，終其一朝，朝中都處於朋黨的牽制中，不為虛言。這篇文章打算略述元帝朝的朋黨，先講史高與蕭望之的黨爭，後講石顯的用事。

宣帝崩後，輔政元帝的有史高、蕭望之、周堪，《蕭望之傳》載：

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戚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勛，堪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

但是這三人中，以太子師傅出身的蕭望之、周堪成為一派，以外戚出身的史高成了另一派，兩派各羅黨羽。見同傳載

望之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即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

因此形成了蕭望之、周堪、劉更生、金敞四人的朋黨。至於史高的朋黨，亦見同傳曰

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裡，議論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

由此有了史高、弘恭、石顯的朋黨。

兩派各有特徵，蕭望之派多為儒生，史高派多為文法吏，然而蕭望之者又非迂闊不通事務的經生，史高也並非純納皂吏。在此之前，先考蕭望之的出身：

蕭望之是宣帝一朝起用的，宣帝地節二年始親政事，立刻任用了魏相與丙吉，按《魏相丙吉傳》，霍光薨後，魏相便上了封事，大意為霍氏外戚不應掌權，宣帝宜親自聽政。封事上後，「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之後又代韋賢為丞相。丙吉嘗為州從事，治郡邸獄，武帝巫蠱事起時，宣帝尚生數月，以皇曾孫坐系獄，當時丙吉對他有阿保之功，昌邑王廢，立宣帝的建議全是丙吉發起的。丙吉又與魏相相善，魏相任揚州刺史時，丙吉致書謂：「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臧器於身。」再之後宣帝即位，征魏相為大司農，又遷御史大夫，傳中雖未明說，可推知是丙吉在朝中為他說話。

這兩人均支持宣帝親政，宣帝任用此二人，鞏固自己的權力，再後霍禹事發，盡除朝中的霍氏，由是權盡歸於宣帝。蕭望之的起用，是跟隨魏相而起的。先是，昭帝時，蕭望之被丙吉推薦，但望之不折節事霍光，於是沒有見用。蕭望之再起是被魏相除用為自己的下屬，後來又被遷為丞相司直。考《百官公卿表》，魏相於地節三年六月壬辰任丞相，《蕭望之傳》謂望之地節三年歲中三遷，丞相司直為第三遷，應在魏相任丞相後，可見蕭望之之官至二千石是魏相的拔擢。又按地節三年蕭望之以京師夏日雨雹求對，所陳的意思也無非宣帝當親政，與魏相的封事如出一轍，兩人口徑如此統一，無疑是為親黨。之後魏相薨，丙吉代為丞相，蕭望之遷為御史大夫，御史大夫為丞相的副手，按照慣例，丞相去職，由御史大夫替代，在宣帝心目中，蕭望之也是與魏相、丙吉同派，可以繼承他們兩人的人物，若非後來蕭望之對丞相不恭，無大臣體，丙吉薨，望之當繼為丞相。

按蕭望之的履歷，能為宣帝所親用，絕非迂闊腐儒，但是他的持論亦與一般皂隸有別，多按經書，不從故事，舉動較保守。據本傳載，孝宣朝蕭望之主要參與的議論，有神爵元年漢討伐西羌，張敞建議讓可赦的罪人入谷支持隴西以北、安定以西的八郡以贖罪，蕭望之以為不可；神爵二年議與烏孫通婚事，蕭望之以為不可；五鳳中匈奴大亂，朝中議論應乘亂擊之，蕭望之以「不伐喪」，以為不可擊；耿壽昌奏設常平倉，而蕭望之非之；呼韓邪單于來朝，群臣議其禮儀，蕭望之以為單于禮位宜置諸侯王上。多不事變通，與文法之吏有別。

史高也有延用儒生的，孝武后，儒術既重，雖皂隸多有讀經的，稱引間也以儒生為貴。匡衡為世名儒，尤善說詩，當時有言：「無說詩，匡鼎來；匡語詩，解人頤。」史高薦匡衡於上，以示延引學士。

雖然，蕭、史兩派往往相互抵牾，而蕭派佔上風。《蕭望之傳》謂：「恭顯又時傾仄見黜。」《匡衡傳》謂：「望之名儒，有師傅舊恩，天子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與望之有隙。」蕭望之又上疏欲罷黜弘恭、石顯，削弱史高的力量。之後形勢卻逆轉了過來，轉折點就是鄭朋的事件。

《蕭望之傳》載

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為奸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

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言許、史過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宮為黃門郎。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以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它吏，即挾朋及待詔華龍。龍者，宣帝時與張子蛟等待詔，以行污穢不進，欲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執。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招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招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系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勛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而朋為黃門郎。

從鄭朋的事情看，當時有許多投機攀援的人，遊走於史高、蕭望之門下，鄭朋先入蕭望之門下，又入史高門下，弘恭、石顯借鄭朋攻擊蕭望之，又運用手段，終於使望之等人下獄，後來元帝發現他們已經下獄了，要放出他們時，恭、顯又以既然已經投他們下獄了，應該有個了斷為辭，讓元帝做出處置，於是把他們的官職都罷免了。

此後雖然元帝尚欲用他們，史高的黨羽卻從此佔了上風。數月後，元帝再起蕭望之為關內侯給事中朝，《蕭望之傳》謂「天子方欲倚以為丞相」，又再起周堪、劉更生，欲以為諫大夫，但形勢已不一樣了。《楚元王傳》載「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劉更生因此使其外親上疏，蕭望之亦使其子上疏，自訟前事，為自己爭取地位，然而朝中有司順著查出了這些奏疏背後是劉更生、蕭望之指使的，又對其做了處置：劉更生再次被免為庶人，蕭望之系獄，而望之以年逾六十不欲折節，於第中自殺。按《元帝紀》，蕭望之自殺事在初元二年十二月，元帝即位方兩年。

蕭望之死後，蕭派的砥柱只剩下了周堪、張猛、劉更生。

《儒林傳》：「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為博士，堪譯官令，論於石渠，經為最高，後為太子少傅，而孔霸以太中大夫授太子。及元帝即位，堪為光祿大夫，與蕭望之並領尚書事。」

張猛為張騫孫，是周堪的弟子。

劉更生即劉向（成帝時改名），是楚元王的後人，「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其父劉德任宗正，「宗家以德得官宿衛者二十餘人」，劉更生十二歲時也因其父的保任，入宮做了輦郎，冠禮後又被擢了諫大夫，應宣帝的召，侍衛左右，後來以偽黃金事系獄，本來當死罪的，後來減了他的死罪，又征他去受穀梁春秋，在石渠講五經，最後又被拜了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為前將軍，少傅周堪為諸吏光祿大夫，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

周堪在宣帝朝任譯官令，是大鴻臚的屬官，掌通譯；張猛之前並無見任；劉更生在被蕭望之推薦前，也未掌過實權。這三人的資歷皆不如蕭望之，《漢書》贊蕭望之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傅之恩……身為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可謂當。蕭望之死後，蕭派在朝中的地位更是岌岌可危。

蕭望之自殺，

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為之涕泣，哀慟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

乃擢周堪為光祿勛，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己得復進。

以此形勢，蕭黨尚有餘息。但史派也在不斷攻擊他們，並且有許多取巧之士，亦見風使舵，奏劾周堪、張猛。據《楚元王傳》載：「堪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曲。」以至於局面到了「上內重堪，又患眾口之浸潤，無所取信」的地步。

《楚元王傳》載：

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見問興「朝臣齗齗不可光祿勛何邪？」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眾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為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奈何？」興曰「臣愚以為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

元帝欲用周堪、張猛，但是「朝臣齗齗不可」，傾巧之士見局面如此，過去稱述周堪的，現在也開始攻擊他們，乃至於元帝也開始不能自信，終於左遷周堪為河東太守，張猛為槐里令，皆不在中朝，「顯等專權日甚」。雖然三年後又復起周堪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為太中大夫給事中，但朝中勢力已成，周堪等人不復能為。

顯干尚書事，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己與同類也。遂廢十餘年。

至此蕭派盡散。

史高輔政五年後便乞骸骨就第，《佞幸傳》，弘恭為中書令，亦數年遂卒。史派到了後期，實在是以石顯為首的，蕭史黨爭後，局面便成了石顯用事的形勢。

蕭、史間的分歧還是儒生與文法吏的分歧。儒生多據經典，文法吏多引故事：有文法吏據先帝行之如此，而儒生據經當如彼的，此時儒生便為改革派；有文法吏據故事，認為可通便宜的，而儒生據經言漸不可開，此時儒生便為守舊派。到元帝時，據故事者，多據武帝故事，但當時國力已敝，若依然照著武帝時行事，則不能維持，於是論者多言宜從節儉，當時稱經的，多為改革派，如初元二年蕭望之被考疏退車騎將軍，望之直謂：「外戚在位多奢淫。」便是斥奢侈之意。

元帝素好儒生，即位便征貢禹、王吉，兩人皆儒，王吉在宣帝朝以迂闊不見用，貢禹亦不顯，兩人相善，有言：「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捨同。至於他們的主張，見他們參上的奏疏，大意皆是國家應行簡樸，對風俗做出限制，對市場干預，否則貧富差距將越來越大，並且一任貴戚奢侈，國用也將不足。元帝聽從貢禹的意見，《資治通鑒》卷二十八載「下詔令諸宮館希御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食肉獸」。對自己進行了節儉，但是在社會層面並未有舉措。到後來由於史派的益用事，元帝雖好儒，然實不能用儒，據經奏事的人也越來越少，反而文法吏更加當道，這與元帝本人柔弱，不能做出大的舉動有關，後來的成帝又好奢侈，變革的可能愈益微，西漢的衰落，這是一個因素。

隨蕭史黨爭變成石顯用事，文法吏已當道，便不復為儒生與文法吏的鬥爭，石顯所推薦的，也有許多儒生。《佞幸傳》載：「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言其兼官據職也。」而《楊胡朱梅雲傳》載：「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與石顯黨結者，非不會說經，而且能以說經取悅元帝，諸儒又皆折節阿從，可以體現當時的情形。而不折節的，也無力與石顯抗衡，蓋朝中已無儒生的勢力。如朱雲與陳咸，兩人砥礪，又相善，然皆被石顯陷退。朝中的人物多充位而已，如韋玄成任丞相，稱其不任職的，率見不鮮，繼韋玄成為丞相的匡衡，亦「畏顯，不敢失其意。」所以當時朝中儒生雖多，都不敢與作為文法吏之代表的石顯對抗，至於元帝崩，成帝即位，才紛紛言石顯之不是，至那時，王尊劾匡衡以不早言，又出現了「群下多是王尊者」的局面，這些人也不足以成為折衝的勢力。

《佞幸傳》謂石顯「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說他善為人羅織罪名，考京房、陳咸等人，都是為石顯所銜恨，後微伺他罪以公報私仇的，然而以這方式攻擊石顯的，當時應不乏其人。同傳載了一件事：「漏盡宮門閉，（石顯）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人上書告顯顓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雖說上書告石顯矯詔的人有可能就是石顯指使的，然石顯意識到有設此辯詐的必要，也說明窺伺他的人並不少。

石顯用事的局面維持到成帝即位，在此中間，元帝以體弱多疾不能親事，事務決於石顯，懦弱之士集體噤聲，砥礪之士與石顯相抗，然不能敵，投機取巧以求攀附，或者以求顛覆的，也有人在。到了成帝即位，成帝不親石顯，遷石顯為長信中太僕，不再依靠，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甄譚便共劾奏石顯，「追條其舊惡，並及黨羽」，石顯於是免官，「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滿不食，道病死，諸所交結以顯為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為雁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雁，鹿徙菟，去牢與陳，實無賈。』」至此元帝朝的朋黨才告息了。

（寫這個題目前，以為會形成一篇還原儒生與文法吏的鬥爭的文章，材料翻過才發現這不過又是一件宦官弄權的事，再平常不過的，所以越寫越無聊。

寫完想自己若在當時的處境，應該會是什麼角色。以我的性格極似劉向，或許在當時就是劉更生的下場。然而劉更生早早地被踢出了局，性命到底保住了，也不能說不幸運。劉向一生歷事三朝，起起落落，幾次在鬼門關邊緣，不知最後他是怎麼想的。

假如我在當時，沒劉更生那麼好的運氣，也沒他宗室的背景，或許落得個張猛那樣自殺公車的下場也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