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推手：馬林

題圖中的荷蘭人，本名Hendricus Josephus Franciscus Marie Sneevliet，他有一個大家更熟悉的筆名——馬林（Maring）。作為共產國際最知名的活動家之一，在中國共產黨創立初期（1921.6-1923.7）他來到中國，並以敏銳的洞察力和雄辯的才幹把握了當時最主要的矛盾形勢，促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為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壯大有不可磨滅的貢獻。為了共產主義革命他獻出了生命，1942年被納粹德國抓捕殺害。我們難以通過簡短的文字追溯他的功業，只剪取他在國共合作中不應忘卻的那些思想的光芒——

1921年6月，馬林受列寧的派遣抵達上海協助那一批有著共產主義理想的熱血青年組建政黨，並主持了中共一大的召開。1920年代初的中國，面臨的最嚴重現狀就是軍閥割據和列強壓迫，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政府、結束了專制王朝，但袁世凱死後，段祺瑞（皖系）、馮國璋（直系）、張作霖（奉系）以及西南護國運動的軍閥各擁兵自重、相互對峙，可以說沒有軍事實力也就妄談政權鬥爭和發動革命。

中國共產黨就是在這種情勢下頑強誕生的，成立時僅50餘人，翌年中共二大召開時，黨員也不到200人。力量如此弱小，又處於秘密狀態之中，不要說切實推動中國革命，就是謀求自身的組織發展都極端困難。

馬林作為共產國際代表有過統一戰線工作經驗，在聞知共產國際有意召集中國各革命團體參與遠東人民代表大會消息後，他萌生了聯合併依靠民族主義力量的設想，並馬上與上海的國民黨取得聯繫，積極謀求會見孫中山。

1921年12月，馬林在張太雷（中共早期重要領導人和中國共青團創始人之一，中共第一個派往共產國際的使者）陪同下前往桂林並停留9天，與孫中山三次長談，隨後又赴廣州的國民黨根據地訪問，廣泛接觸眾多國民黨領導人，確定了推動國共兩黨合作的想法。幾乎同時，列寧也向正在莫斯科參加遠東人代會的國共兩黨代表表達了同樣的意願。國共合作，至此已是大勢所趨。

馬林回到上海後興奮不已，他在1922年7月11日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中提出：

孫中山同工人已經有了長期的聯繫，黨的領導人在廣州支持工會組織。……共產國際應當與孫中山的國民黨建立密切的聯繫，而不是全力去幫助中國共產黨。……至於力量弱小，又與工人運動毫無關係的中國共產黨，最好的出路也許就是加入國民黨，因為在那裡他們才可能發揮自己的作用。……國民黨的綱領為各種不同派別的人入黨提供了可能性。

讓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在時任國民黨宣傳部長的張繼等人看來無疑是件好事，並明確表示歡迎；但是，當馬林轉頭建議中共中央改變對國民黨的排斥態度、移往廣州在國民黨內開展工作時，卻遭遇了阻力。陳獨秀得知馬林將前往莫斯科遊說，就在4月6日給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中國問題的維經斯基寫了一封態度強硬的信，稱國民黨與共產主義「太不相容」，共產黨若加入國民黨，則「在社會上信仰全失，永無發展之機會」云云。

馬林剛一返回莫斯科，中共就召開二大並專門通過了《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案》，明確提出：以目前中國無產階級的現狀，扶助民主派起來共同打倒封建軍閥和國際帝國主義確實必要，「然亦只是聯合與援助，絕不是投降附屬與合併」。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了解到國共兩黨的力量懸殊後，接受了馬林的觀點。8月，馬林返回上海說明了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開始做陳獨秀等的思想工作。恰逢孫中山因軍事失利退回上海，馬林便轉達了共產國際支持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決定，並討論了改組國民黨的問題，孫中山當即表示贊成。馬林也召集會議說服了中共中央，決定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同時保存共產黨。

孫中山當時願意吸收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可能出於幾點考慮：

1、長期以來，孫始終認為黨不過是傳播主義的工具（對絕對的信仰與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他並不關心）；

2、孫雖不會改變對中共的輕視，卻也不能無視陳獨秀等人背後存在著共產國際和蘇俄的支持，而此時遭遇叛變和軍事受挫的他對蘇俄援助抱有強烈期望；

3、孫想藉助俄國革命的經驗以振興國民黨，尤其想在組織和宣傳上有所動作（所以當馬林建議說，國民黨應仿照俄共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建立健全組織機構，通過決議和綱領，集中並貫徹黨的意志時，他馬上表示肯定）。

但是，就在馬林雄心勃勃打算推進他的路線時，1922年12月5日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就通過了一個明顯不同的、較為激進的《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決議，強調了共產黨的獨立地位：

中國共產黨不應該屈從於中國資產階級所建立的任何一個中心，……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就在於，要以在民主基礎上實現中國統一的倡導者的身份開展活動，……支持那些給予工人階級以發展和建立組織的充分自由，並拒絕與內外反革命勢力聯合的集團……應該將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用於組織工人群眾、成立工會和建立堅強的群眾性共產黨方面。

這種觀念使得中共中央內部對馬林不滿的傾向迅速升高，甚至出現了指責他右傾的聲音。隨後，馬林向莫斯科申訴，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四個月來，兩黨關係樂觀而充滿希望，中共不僅有了更便利的宣傳條件，而且可以經常性地自由批評國民黨的缺點並得到了認可。他堅持指出：

希望把我們的力量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群眾性共產黨的人，在我看來是完全不顧現實情況的……（不能像在其他地方）把我們的在中國的策略建立在一般方針和一般立場上……應當採取革命的機會主義態度，因為現實的情況是中國並不存在真正的共產主義運動……在民族主義運動中和國民黨領導層中有一些具有馬克思主義素養的人，他們絕不比我們共產主義團體中工作的馬克思主義者遜色……共產主義團體的活動只有在民族主義運動內部進行，才可能得到發展。（《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會議上的報告》，1922/12/29）

維經斯基質疑，馬林以往的指令對發展無產階級運動作為重要任務強調不夠，加入國民黨後中共有喪失自身獨立性的嚴重危險。

馬林堅決否認並斷言：在中國應當把革命民族主義，而不是把共產主義作為一切政策的出發點，應當認識到「全部問題只在於如何調整同民族主義政黨的關係」，只有民族主義運動取得順利進展，才有可能「在將來建立具有共產主義內容的、真正的工人政黨」。

共產國際領導人布哈林既不反對維經斯基的建議，也不反對馬林的觀點，他強調二者不可偏廢，會議的決議文件事實上也是妥協的產物：肯定了中共黨員留在國民黨組織內是適宜的，應立即著手把國民黨建設成為一個群眾性政黨；也指出黨必須保持自身原有組織和嚴格集中的領導機構，以便為強大的群眾性共產黨準備基礎。

這個有些自相矛盾的任務為馬林的工作帶來不少困難，他在次年五月向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中聲稱：

我們的團體還一直這麼小，談不上是一個政黨。幾乎沒有工人黨員，黨組織只是在一些大城市的工會裡與工人有些聯繫。黨員人數還不足250名，大部分是學生。知識分子中間產生了許多問題，組織得不到發展……要在當前建立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共產黨，只能是一種烏托邦。

1923年2月7日，京漢鐵路大罷工遭到直系軍閥吳佩孚武力鎮壓，北方工人運動就此一朝傾覆。中共領導人受慘案的震動，動搖了他們對必須學習俄國十月革命和不走軍事革命道路的堅定信念，開始主動意識到國民黨的價值。馬林及其觀點在黨內開始得到廣泛同情，蔡和森（負責黨的理論宣傳工作）與張國燾（負責工會組織工作）的激進觀點並未得到積極響應。

馬林回到中國後，異常坦率地表達了許多看法：

如果要在中國採取建立獨立的共產主義政黨的政策，既和國民黨一道工作，但又對其保持獨立，這必然會使這個小團體的人們成為一個毫無意義的小宗派。

中國勞動階級還在極幼稚時代，工人運動尚不強大，自然不能發生一個強大的共產黨……只有在國民運動進一步發展時，才能產生共產黨。

我們須努力擴大國民黨的組織於全中國，使全中國革命分子集中於國民黨，以應目前中國國民革命之需要。

中國共產黨是個早產兒，是過早地製造出來的……我們要鼓勵同志們到國民黨中去，並以此來支持國民革命視為中國共產黨人的主要任務，不應憑想像去工作。

馬林的理由是有說服力的，中共很難在短期的秘密工作條件下成為一個群眾性政黨，也無論如何不能等到有條件發展壯大以後再進行國民革命。國民黨既然有充足的政治資源，也有明顯的國民革命傾向，蘇聯也決定權力支持國民黨，中共就責無旁貸。不能因為擔心和恐懼而拒絕國民黨，相反，必須在國民黨大量充實革命分子，培養強有力的國民黨左派，推動國民黨走向革命和克服錯誤傾向。但馬林的熱情，很快遭到冷遇。

1923年初，廣州克複，孫中山回到廣州設立大本營並埋頭于軍政事務中，國民黨改組工作自此逐漸停頓，這令馬林倍感沮喪。作為一名共產黨人，馬林始終強調黨的組織和宣傳意義，反對利用軍閥奪取地盤的所謂「革命」，並多次撰文批評國民黨正在日益背離下層民眾的意願和需要。孫中山卻對此無動於衷，對馬林重提加緊改組國民黨和加強政治宣傳的問題，也一口回絕。

馬林的焦慮使他終於不能不注視中共的作用，他試圖通過國民黨內的中共幹部去引導國民黨執行革命政策，「促進國民黨的新生」。他建議陳獨秀等五名中央執行委員向孫中山提交建議，要求孫前往上海，去召開國民會議，組建新政府，建立新軍隊，以解決全國性的國民革命問題。但孫中山堅持當前關鍵的問題還是建立自己的武裝，並認為召開國民會議是不可能的。

孫中山從不隱晦他對於蘇俄援助的熱切，馬林在協助越飛為孫中山爭取到200萬金盧布（19世紀末沙俄發行的金本位貨幣，1盧布約合現人民幣240元）的援助，但這時他發現自己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

孫關心的唯一問題就是控制廣東，而軍事上的進展使他滿足於政治謀略，不樂於接近共產黨人。孫的南方策略與革命無關，並對陳獨秀等人的批評意見（針對孫幻想佔據廣州並利用軍閥北伐來成就中國革命的不切實際）憤憤不滿，不允許身為國民黨員的中共領導人公開批評國民黨。

中共中央也越發感受到困惑——他們必須執行共產國際的決議，不能輕易破裂與國民黨的關係並全力支持，又無法對國民黨的政治缺陷視而不見，否則就等於抹殺了自身組織上的獨立性。馬林千方百計把中共中央弄到廣州，但他自己也發現這不是個好主意——在孫中山的身邊使得任何與孫意見分歧的言論都迅速惹起糾紛，而意圖推動國民黨改組的進行卻毫無建樹，相反，北方政局因為缺乏強有力的領導和政治宣傳還出現了危機。

1923年7月，灰心喪氣的馬林也失去了共產國際的信任，東方部對中共中央以國民革命為中心任務而無暇顧及自身的發展宣傳工作表達了強烈不滿。馬林在東方部官員口中，成了右派的代名詞，並終於調離中國。而他的繼任者鮑羅廷的到來，使他的路線得到了延續，第一層次國共合作也被推向新的高度。最重要的是，在他絕不弱於馬林的雄心和熱情下，共產黨人也走向了政治的前端，成為風雲際會中的弄潮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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