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素養教育通訊(2018.4)

金融素養教育動態

  1. 西南財經大學、上海財經大學在2018年自主招生簡章的報名條件中取消了2017年有關「高中階段獲得全國中學生財經素養大賽二等獎(含)以上者」的條件。略有不同的是,上海財經大學保留了一項條件「具有財經素養、培養潛質者」,也許這一比賽的成績仍然可以作為財經素養和培養潛質的證據。
  2. 4月是全美金融素養教育月。許多聯邦機構參加了教育活動。例如,聯儲芝加哥銀行的教育項目之一是面向初中學生的作文競賽,要求300字,主題是遭遇自然災害對家庭財務的影響。參賽的資質是老師或監護人能夠證明學生有良好的財務管理行為,第一名的獎勵是3000美元獎學金。

研究與觀點

從《四書》看儒家學說有關個人理財的觀點

作者:朗傑

儒家學說以仁義為最高目標,以遵禮和教化為保障目標實現的路徑。儒家常常表現出對求利和求財的貶斥,在經典文獻《四書》和後人的註疏中可以找到許多表達這一判斷的文字。這一立場體現在公共財政上,主張君王和政府節用愛人(論語學而第一)。體現在個人理財的原則上,主張美德高於財富的財富觀。儒家文獻在討論財富問題時,總是將財富放在修養、仁、義、禮的主題下。用今天的話來說,儒家學說在進行理財教育時總是結合價值觀教育。作為儒家經典,四書在財富觀、消費觀以及社會責任等主題提出了儒家的具體主張,影響後世。

儒學經典中的一個核心主題就是義利關係。在四書中,論語、中庸都以相當的篇幅談到義利關係,而孟子更是以激越的語氣闡述了儒家對義利關係的主張。此後,這種義利觀成為儒家在當世區別與其他思想流派的根本性特徵。義利觀也是儒家財富觀的標誌性特色,由此影響著儒者對財富的看法,也影響著公眾心目中的儒家與財富相關的形象。可以說,在儒家的世界中,義利之辨統領著儒家對理財問題的一切看法。

孔子是儒家獨特義利觀的提出者,「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第四)將義利對立與現實中的不同道德選擇聯繫起來。「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大學),也就是應當舍利而取義的意思。義可以理解為最高標準的道德實踐,利則泛指一切現實關係中的利益,而不僅指個人的利益和財富。將義與利聯繫在一起,可以通過人們更加熟悉和使用的「利」來突出「義」和提升「義」。當然,作為積極入世的學者和教育家,孔子承認人的慾望,「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孔子也並沒有否定財富的要求,他將「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大學)作為理想社會的情景之一。孔子在談到君子的美德時,提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可以做到「惠而不費」。這說明君子必須研究和理解大眾心目中什麼是「利」,否則將無從實踐其美德。

君子要踐行義,也要理解利。在論語中,記錄了子路對貧窮的抱怨,因為「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孔子還給予了安慰,表明他對這一情況的理解。在君子的理財實踐方面,孔子也同意,「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論語泰伯)。這就是說,在特定的條件下(邦有道),儒者應當努力擺脫貧窮的處境。這也許是全部四書中對君子理財活動最正面的一個評論,理財也是君子努力的一個方向。

不過孔子還是強調,在儒學的原則下,君子必須關注是財富的性質。在面對財富時,孔子主張君子應當將道德判斷置於財富追求之前,「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論語里仁)。在很多情況下,對於利的放棄和犧牲才是君子道德認知和道德行為的表現,所謂「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論語憲問)。

除了義利之辨,儒家獨特的財富觀還包括對待貧窮的態度。君子的目標是促進仁義的實現,在此過程中很可能不得不犧牲財富的追求。這意味著儒者更有可能遭遇貧窮的處境,孔子並不迴避這種情形,反而將貧窮和對待貧窮的態度作為儒者的考驗。論語有多處談到君子在貧窮情況下的行為表現,特別是安於貧困的態度,令人印象深刻,如「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君子憂道不憂貧。」義利之分和安貧守道是儒家財富觀的兩面,孔子不厭其煩地教導,「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說明在他心目中,能否正確地看待財富,特別是貧窮的狀態下能否堅持對仁義的追求,是鑒別儒者的重要判斷標準。

孔子貧富觀的另一個突出特點是要求儒者在貧窮中仍然能夠心態安穩,能夠獲得「樂」。論語在不同地方多次解釋了貧窮狀態下的樂,認為對待貧窮不應當採取一種消極忍耐的態度,而是要「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如上文所說,論語中借子路之口也提到身處貧窮而受到的社會壓力。如果沒有能夠替代財富的滿足來源,在貧窮中儒者可能陷入自我懷疑和自我否定。為此,孔子提出在貧窮狀態下仍然能夠獲得「樂」才是君子的判斷標準。「樂」不是基於犧牲的美德,而是君子所達到的一種境界。在這種境界中,人的認識和心態不再依賴於外部世界,而取決於自我修養。這是一種高度自信的態度,拒絕怨天尤人。在理財觀念中,對個人價值觀的堅持和信心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部分。在遭遇挫折時更加需要自信心,孔子對此是非常重視的。

在討論義利關係時,還要注意四書中成書不同階段的思想演化,主要是從孔子到孟子之間的變化。在論語中,孔子在討論君子對待財富的態度時,除了義利之分和安於貧窮,也談到獲得財富的態度。例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如果將這理解為君子理財的原則,那麼可以說孔子對理財也表現出積極的態度,並且給出了正確理財的原則,即「義然後取」。

對於利,孟子的態度較孔子而言更加強烈。君子不僅不必因為貧窮而焦慮,如果因為堅持義而陷入貧窮甚至是值得自豪的。孟子多次重複「何必日利」,還以論辯的姿態提出,「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在義利的選擇上,引入了氣節的概念。在講了「齊人有一妻一妾」的著名故事後,他總結說,「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對於義,孟子在繼承孔子義利觀的基礎上,將義做了進一步的提升。孟子以富於情感性的語言將君子對天下的責任做了高度理想化的描述,日後人們雖然說「孔日成仁,孟日取義」,但孟子表現得更加決絕。而君子對於貧窮的忍耐,則以「貧賤不能移」而上升到完美道德層面。

與孔子相似,孟子中也多處提到樂。但與孔子更多將樂與君子的個人修養和行為聯繫起來,而孟子口中的樂則更多是從君子與外部世界的角度來闡發,也就是君子對於社會的責任。典型的孟子語言是「與眾樂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在孟子那裡,天下之樂是儒家的責任,個體之「樂」甚至可能只是不得以的選擇(如舜的「樂而忘天下」經歷)。

當然,在孟子時代,儒學對義利的態度的改變並不完全出於自身邏輯的推動,也是在與當時其他思想流派爭論的過程中發生的。其中主要的理論競爭是楊朱的貴己重生觀,以及墨子兼愛的利他主義競爭。前者主張尊重自我、個性獨立的觀點,後者反對儒家所擁護的社會差別,主張節儉並用實用方法來幫助大眾,具有犧牲自我的理想主義精神。孟子用對待「利天下」的極端態度區分兩者,楊朱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而墨家則正好相反。與楊朱相比,墨子的理想主義對儒家的威脅更大。通過將儒家君子提升為有氣節的「大丈夫」,孟子樹立起堅持原則、勇於犧牲和責任擔當的儒家形象。

在孟子的學說中,義和利呈現一種脫離的趨勢,義變得更加絕對化,而利則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這種趨勢的繼續發展,可能就是宋代朱熹將義利的對立進一步強化,提出了完全排斥利的絕對化的義(天理)。朱熹提出「聖人之教人,必欲其盡去人慾而復全天理」的論斷(朱熹,與陳同甫書)。為了維護義,必須將利從其中抽離。這樣做在理論上固然更加純粹,但卻導致理論原則失去了現實性。在儒家財富觀中,只有義的合法性,而沒有為儒者提供理財在道義上的充足的動力和合法性,這也是儒家理財學說中的特點之一。

接下來看儒家的消費觀。儘管有節用的主張,儒家在消費上實際上並不屬於節儉派。這主要是因為在儒家學說中,遵從禮是道德實踐的核心。例如「食不厭精」並不是為了滿足口腹之慾,而是因為烹飪和裝飾體現了禮的訓導。與儒家在個人消費上忍耐不同,在涉及禮制的消費上,儒家堪稱支出項目繁多。論語中提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貢主張既然國君不去親自致祭,則沒有必要繼續獻羊。但孔子不同意這一顯然更加經濟的選擇,因為保留具體的支出「羊」代表著對抽象的禮的認同,所以不能儉省。孔子說,貧而樂,富而好禮,一方面讚賞安貧樂道,一方面也說明財富可以用來支持禮的更充分的實現。

傳統上往往認為儒家主張儉省持家,在後代儒家代表人物的家書或家訓中的確有這樣的說法,但這樣的看法可能並不全面。應當說,儒家表現出一種特殊的消費主義傾向,即一方面是壓制慾望,一方面又毫不猶豫地進行大額的消費開支。儒家所主張的禮在現實中往往表現為一些大宗非生活必須的開支,可能對家庭支出產生較為嚴重的壓力,例如儒家對喪葬禮制上的用品如棺槨有相當具體的規定。這方面儒家受到墨家的批判,包括厚葬與而守喪三年(因此不能工作而影響收入)。孟子甚至不得不為自己厚葬而專門進行辯解,從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當時社會對儒家主張厚葬存在著質疑和壓力。作為平衡,孔子也主張,「禮,與其奢也,寧簡。」並且同意在財務情況不許可的情況下可以從權處理,例如著名的菽水承歡論。只要盡心,在物質上不能滿足父母並不影響孝道。既然儒家要求君子應當安於貧窮,那麼在消費上做靈活的處理就是不可避免的。由於儉省是在禮的前提下的次優選擇,畢竟帶有犧牲和遺憾的特點。在這個意義上,儒家主張的消費對於理財的壓力是實際存在的。從現實來看,儒者在消費需求和消費能力之間始終存在著一定的張力。這也構成儒家學說消費觀的一個特點。

最後是儒家理財觀中對待社會責任的看法。論語中提到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孔子沒有接受當官學生的禮物,而是建議他用來周濟鄉黨,這與儒家對社會關係和社會秩序的重視是一致的。孔子還進一步提出了周濟的原則,「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給窮人而不是富人提供幫助。孟子作為以天下為己任的學者,也非常重視理財中的社會責任,如「分人以財謂之惠」。儒家注重血親關係,在儒家的世界中,人和人之間沒有抽象的關係。因此儒家形成了差等之愛,而墨家則針對性地提出了兼愛。孟子認為,通過貫徹儒家的主張同樣可以實現墨家的目標,這就是所謂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孟子提出從家庭、鄉里出發的社會責任邏輯,規定了儒家在理財行為中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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