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什麼？（一）歷史學家和歷史學家的事實

04-28

史學理論入門書《歷史是什麼》的讀書筆記。最近準備面試，所以閱讀。把文章本身稍微梳理了一下。希望對各位也有所幫助。導言介紹了此書大體框架。第一章說明了歷史事實的主觀性（或者說，歷史事實是構造出來的），指出歷史學家要素的引入。我補充了一些資料並梳理了一下論述。

導言 by理查德·J·埃文斯

一戰前從事古典學研究，之後成為外交人員，二戰後開始《蘇俄史》寫作，晚年寫作《歷史是什麼》。

他對歷史的觀點是：客觀的歷史並不存在。構建的歷史事件可能性與價值不值得堅信。儘管他在作品中希望盡量達到客觀，但是他又認為沒有哪位歷史學家能夠達到這個客觀真理，哪怕是一點點接近和一部分接近都不可能。在1960s，他把這個觀點推進到「最好的歷史學家就是最有偏見的歷史學家」，然而他立刻修正「但是這種偏見是國際的而不是民族的」，歷史學家不能判斷，只能解釋。

但是與此同時，卡爾又界定一種客觀性，也就是「達不到的客觀真理」，這種客觀性是一種歷史規律而不是一種歷史解釋，具有進步性和決定性兩個層次。一方面，歷史的客觀性是一種進步的歷史規律，順應進步趨勢的就是正確的。（在這一點上，卡爾被指出是崇拜強者、勝利）另一方面，個人的意志是不能自主的，而是受到客觀環境的決定性影響。這就是卡爾強調進步和環境的客觀性。

第一章歷史學家和歷史學家的事實

1.在阿克頓爵士的《劍橋近代史》序言中，他陳述了1890s的歷史觀念：雖然我們還不能達到客觀歷史，但是既然我們可能搜集到所有材料，那麼我就能宣稱我們開始了新的歷史。阿克頓爵士認為，搜集全部材料就能達到客觀歷史。而卡爾反駁，所有材料都受到一代代流傳下來的偏見加工的影響，根本不是客觀歷史本身。材料流傳下來的偏見加工的影響，卡爾在P102提到，舉的是一位斯特雷澤曼自傳的例子。其秘書伯特出版的《斯特雷澤曼的歷史遺產》本身就已經是揀選的成果了，根據政府拍照的斯特雷澤曼留下的六百卷文件，《遺產》大量忽略了斯特雷澤曼與蘇聯冗長的而不成功的外交。隨著希特勒上台《遺產》被忽略，出現了一個簡寫本，而這個簡寫本更加不看重蘇聯方面，但是最受歡迎。假如《遺產》和政府拍照遺失（由於數量稀少，這很有可能），那麼經過簡寫本作者縮寫的簡寫本就將成為我們唯一的「歷史事實「。然而歷史事實真正開始揀選還不是在這個地方，而是開始於斯特雷澤曼，他所選取的幾十個文件大多都是對方庸庸碌碌的。

2.隨後卡爾敘述到克拉克爵士的《新編劍橋近代史》，在這裡已經拋棄了絕對的客觀歷史的概念，正是由於卡爾上面所提到的反駁已經成為人們共識。然而克拉克爵士這樣形容歷史理念：就好像一個水果，內里是硬核的歷史事實，而表皮是柔軟的歷史解釋。比如說，凱撒渡過盧比孔河，他是抱有開拓勢力的目的的。這一條歷史陳述就包括兩個成分，一個是凱撒渡過盧比孔河，這屬於歷史事實，而「他是抱有開拓勢力的目的的」，這就屬於歷史解釋。克拉克爵士仍然堅信前者的客觀性，然而實際上歷史事實也並非是完全客觀的。就算材料本身得到鑒別，有著無數的證據，因而是客觀的，比如說凱撒經過盧比孔河，但是歷史學家對史料的選取以及排序卻是歷史學家自己決定的。用卡爾的話說，就是「把東西裝到袋子里袋子才會立起來」，歷史學家提到凱撒渡過盧比孔河，這本身就是一種解釋。

通過反駁克拉克爵士的比喻，卡爾過渡到歷史事件的闡明。既然歷史事件是被精心選取的，那麼歷史學家的選取才是歷史事件之所以為事件的真正原因。小販被一群暴徒打死，在沒有被人注意，沒有被選取的時候並非是歷史事實，而當這件事實被寫入書本，經由眾多歷史學家的同意之後，小販被打死的事件才是真正的歷史事實。這是一種非常極端的相對主義的說法，可以提出這樣一種反對意見：已經發生的事實就在那裡，只不過沒有被書寫進去，但是這樣難道他就不是歷史事實了嗎？卡爾將歷史學科的歷史事實闡明，但是並沒有充分考慮到日常語言的用法。但是是否真的存在反例中想要說明的情況：除了書寫以外，還有其他認同已經發生事實的方法？難道在我沒有進行寫作之前，就不存在我認定的歷史事實嗎。這是健全理性相當懷疑的。不過在已經得到卡爾有關歷史事實的基本觀點之後，我們已經能夠結合之前的說明補全卡爾的說法：歷史學家能做的只有解釋而不是判斷，沒有任何歷史學家能夠接近客觀性。但是既然如此要如何判斷歷史學家的解釋具有意義呢，或者說歷史學家的解釋如何成為歷史事實呢，這就是因為歷史學家互相的認可以及這個歷史學家的提出，這樣一種學術共同體規範的融洽狀態。卡爾的論點再推廣一步就可以到達SSK的範疇。

3.歷史哲學是懷疑的一方。當德國的大師（狄爾泰）的觀點傳到義大利的時候，克羅齊開始陳述「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口號，而受其影響的科林伍德更進一步，寫作了《歷史的觀念》，認為歷史哲學所關注的不是歷史學家對過去的思考這一本身，而是這兩者之間的相互關係。「既然我們覺得重構歷史中主人公的行為動機是自然的，為什麼我們不能重構歷史學家呢。這一方面意味著歷史學家的想像的理解力的必要性，或者說，「同情」的必要性。你不能用像布克哈特一樣用十九世紀的民族主義的眼光判定為信仰而戰是邪惡的，那個時候的歷史研究缺乏一種理解的能力。雖然這裡是談歷史事實的相對性，但是卡爾似乎透露出一種固定的觀念。相對主義雖然修正了歷史事實的闡述，但也具有理解的信念。然而，理解的信念和之前所提及的卡爾有關歷史事實的推論並不融洽。在這裡卡爾的思想應該存在一種矛盾。——回到卡爾對科林伍德的陳說，卡爾接下來提到科林伍德的第二點重要觀點：只有用當下的眼光看待過去，才能理解過去。這並不是說必須用當下的觀點批判過去，而是傳達這樣一種目的：把過去作為理解現在的關鍵來把握過去。卡爾正確的指出科林伍德的這個觀點將會導向一種看重歷史的解釋作用工具化運用的歷史學科，隨意使用歷史解釋當下的目的與需求。年鑒派說用過去解釋現在，用現在理解過去，在現在與過去的關係中做出了進一步思索。

這裡我們可以補充閱讀一下狄爾泰的歷史哲學觀點：一切歷史的基本認識結構是結構性關係（這聽起來很拗口，但是是指示這樣一種情況：劃分部分，部分的區別，部分與整體的聯繫，整體施加部分的規則，整體的功能），而一切歷史的基本意義單位是生命；在這裡你可以看到一種來自黑格爾乃至於蘭克、狄爾泰的深厚傳統。而為了認識生命和結構性關係，歷史學家所採用的詮釋方式應該是同情的，這裡的同情並不是道德關係中的同情，儘管後者具有某種認識性質，並且隱含著命令。「我同情你這樣，因而我希望你這樣」，這是一切教育沒有說出來的事實。而狄爾泰的同情其實是說，人類在不斷的克服自己局限性的過程中，通過這種同情達到最好的詮釋也就是歷史意識。而對比就是這種方法，比如說蘭克和路德之間的比較，歷史學家直覺性的抓住了他們的氣質相同。所謂同情其實就是體會到歷史人物乃至於歷史學家之間在生命克服阻礙的自由上的相似之處，在蘭克那裡，這種意義被稱作生命的力。

縱觀以上三種歷史哲學，「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是什麼意義上的？史學家應該被納入歷史研究的考量之中，在我們進行歷史研究的時候，使用的不應該是一個經驗主義的經典的鏡子反射的模型，而應該使用一個主體能動的模型，將歷史學家的主體納入其中。納入歷史學家的因素並且考慮，這就是歷史哲學做出的創見。卡爾之前詮釋了歷史事實，而歷史事實的相對性也正是納入了歷史學家的要素之後產生的考慮。

4.卡爾對歷史是什麼的第一個答案就是：歷史是歷史學家與事實之間連續不斷的、互為作用的過程，就是現在與過去不休止的對話。通過一系列批判，他達到這個問題的回答。然而問題在於立論本身有怎樣的根基。我們雖然說歷史就是歷史事實與歷史解釋，但是歷史事實又處在與歷史學家無休止的關係之中，必須引入歷史學家的要素。而在引入歷史學家的視域之後，我們又發現歷史事實對於歷史學家來說是一種故去的存在，而故去的存在反而也應該依賴著現在的存在，對於歷史學家來說這裡就有一對過去與現在之間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