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駿陽：我更願意將庫哈斯視為建築界的福柯，而不是當今的柯布

《皮拉內西、庫哈斯與場所概念的顛覆》(「Piranesi，Kool-haas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ncept of Place」)一文發表的時候，我已在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當時庫哈斯在國內建築界還是鮮為人知，更不要說對《小、中、大、特大》這本書的認知和討論了。一眨眼 20 年過去了，一切皆今非昔比。

首先，庫哈斯已經成為中國建築界家喻戶曉的名人，他的《建築素描》(EL croquis)專輯成為年輕建築師和學子學習乃至追捧的對象。其次，不僅《突變》(Mutations)和《大躍進》(Great Leap Forward)都是庫哈斯帶領哈佛大學設計研究生院學生研究珠江三角洲當代城市化的成果。當然，他也完成了《購物指南》(Guide to Shopping)、《滿溢》(Content)、《拉各斯》(Lagos)等看似與中國沒有直接關係的著作。由於出版時間的原因，本文沒有可能涉及後面這些著作，然而本文討論的庫哈斯思想的某些特質仍然清晰地貫穿在這些著作之中：全球視野(世界城市之旅)、偏執批判方法、接受現實的主張、對主流建築學思想的挑戰以及改造，等等。

在所有這些特質中，最具爭議性的、當然也是庫哈斯思想中最具挑戰性的觀點無疑是接受(甚至是所謂「無條件」接受)現實的主張。但是，正如本文最後指出的，鑒於當代文明和世界發展的諸多問題以及它的不確定性未來，也鑒於我們對現實的理解和處理必然充滿價值判斷(如果不說意識形態的話)，庫哈斯的「不抵抗策略」必然會遭到反對和抵抗。事實上，就在庫哈斯從歐洲到北美再到亞洲的世界城市之旅進一步發展至非洲，並在拉各斯極端混亂的城市狀況的記錄中找到表達之時，瓊·奧克曼(Joan Ockman)曾經這樣尖銳地寫道：「這座地球上最地獄般的奈及利亞城市，面對這本關於它的病態混亂的審美化相冊中所呈現的景象，人們不得不畏縮。」

另一方面，大約在 2000 年前後，原本還是在庫哈斯的思想和寫作中若隱若現的對「批判性建築學」(critical architecture)的質疑和批判被演化為一場以美國東海岸主要建築學院為陣地的「批評」與「後批評」(post-critical)或者說「批判性建築學」與「投射性建築學」(projective architecture)的爭論，以及《時代建築》雜誌對這場爭論的代表性文獻的系列翻譯和介紹。庫哈斯並非這場爭論的主角，但是誠如喬治·貝爾德(George Baird)所言，庫哈斯在 1994 年加拿大建築中心的ANY 會議上提出的觀點就已經顯示了這場爭論的「前兆」。「當前建築批評中的一個問題」，庫哈斯在發言中指出，「就是沒有認識到，建築最深層的動機中包含有非批評的東西」，而這個「非批評」的「深層動機」大概就是奧克曼引述的庫哈斯名言「只有面對現實，我們才能夠採取行動」所要表達的。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認識到庫哈斯的「非批評的建築學深層動機」說對這場爭論的「前兆」作用，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批判性建築學」統治地位的潰敗，但是貝爾德也敏銳地意識到庫哈斯是「強勁的批評活動」的參與者，比如對大面積迪士尼化而導致曼哈頓 42 號大街獨特街區文化的破壞的批評，或者對中國權威機構的批評，指責他們允許對北京大片歷史居住區的破壞是可悲的、過分實用主義的立場，等等。

2004 年 , 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講座中語出驚人：自米蘭普拉達基金部總部(Fondazione Prada)改造項目以來，「保護正在成為我們的壓倒性關切」(preservation is overtaking us)。2016年美國建築師協會(AIA)年會之際，庫哈斯在與莫森·莫斯塔法維(Mohsen Mostafavi)的最近訪談中這樣表明自己對「保護」(preservation)問題的關注:

保護的美妙之處就在於你從已經存在的事物開始，因此也是從當地的事物開始。從定義上講，保護性工程是對早期文化和狀態的一種致敬，同時你為之增加新的維度、新的功能、新的美或者說感染力。各種信號都表明，需要對全球化重新思考並進行調整。

也許，人們不會對貝爾德所謂的庫哈斯的「強勁的批判活動」感到驚奇，因為正如本文能夠展現的，批判思維歷來是庫哈斯建築思想的核心，而這個「非批評的建築學深層動機」本身就是對在建築學界長期占「主流」地位的「批判建築學」的批評 / 批判。但是，如果庫哈斯對曼哈頓 42 號大街迪士尼化的批評完全符合他的一貫立場，就如人們在《小、中、大、 特大》中能夠看到的他對在鹿特丹或者柏林出現的「歐洲城市重建」的質疑一樣，那麼他對破壞北京大片歷史居住區的批評以及他近來在「保護」問題上的高調姿態則確實與「大」「去 XX 的文脈」「重溫白板策略」的主張相去甚遠。

應該如何理解這樣的矛盾?很容易將庫哈斯視為玩世不恭，陰柔巧妙，渾水摸魚，欺世盜名的化身。事實上，在過去的 20 年間，對庫哈斯的這類批評比比皆是，而且情況在國內更甚。特別是庫哈斯設計的央視大樓因為《滿溢》最後的幾張圖片而被冠以所謂「色情門」事件之後，對庫哈斯的譴責之聲更是不絕於耳，幾乎使他成為全民公敵。不同於這種理解，本文仍然將庫哈斯視為一個嚴肅的思想者——當然這樣做絕不應該意味著對他的「迷信」。事實上，「嚴肅的思想者」常常充滿矛盾——柯布、福柯，無不如此。但是，如果柯布和福柯與庫哈斯是可比的，那麼我更願意將庫哈斯視為建築界的福柯，而不是當今的柯布。這是因為，在柯布的思想中「永恆」仍然不可或缺，而與福柯一樣，庫哈斯的建築思想則體現了一種對「確信」的絕對否定。一定意義上，正是這一特質導致了庫哈斯思想的流動、多變甚至是對立。

也許，人們可以將庫哈斯的思維方式概括為總是在既有(常常是主導的)思想和實踐模式之外尋求新的可能，而這往往與庫哈斯提出的觀點所針對的語境緊密相關。「大」「去XX的文脈」「重溫白板策略」 針對的是這些論點提出之時在歐美建築學盛行的後現代歷史主義思想和實踐。在這方面，或許沒有什麼比庫哈斯對鹿特丹和柏林中心重建的後現代歷史主義策略的質疑更有助於我們全面理解什麼是真正的歷史文脈——就此而言，自米蘭普拉達基金會總部改造項目以來庫哈斯在「保護」問題上的策略與他對歷史文脈的態度並沒有本質不同。另一方面，也沒有什麼比一個完全假設性的「重溫白板策略」的拉德方斯改造方案更能體現庫哈斯在歐洲城市更新的主導模式中尋求其他可能的渴望。同樣，亞特蘭大、新加坡、拉各斯、「廣普城市」的研究試圖展現的無疑也是「另類」城市實際甚至虛構存在的可能。

然而，在經歷了過去 30 多年中國城市以政府大規模賣地和拆遷為主導模式的改造歷程之後，任何一個具有批判思考的建築師 / 非建築師大概都不會對這樣的主導模式熟視無睹而不產生質疑，而庫哈斯對破壞北京大片歷史居住區的批評則可以作為這種質疑的一部分。它涉及的基本問題無疑是，中國的城市更新難道就只有這一條道路而沒有其他可能嗎? 在這樣的意義上，庫哈斯的「新加坡」以及以此為雛形的「廣普城市」既是一種印證，也是一種反諷。作為印證，它在太多方面呈現了過去 30 多年中國城市發展的道路和模式：國家主導下的「白紙策略」、大拆大建、城市生活由街道轉向購物中心包羅萬象的室內空間、物質性歷史遺產破壞後的假古董和迪士尼化的猖獗盛行、以歷史文化身份和物質福利壓制現代化對真正自由的訴求，等等。作為反諷，它也說明，在一種語境(歐洲語境)中看似「離經叛道」「奇特别致」的「另類」發展之路，在另一種語境中卻是亟待反思和批判的對象。在後一個方面，除了奧克曼指出的道德悖論之外，庫哈斯的城市研究和城市思維的不足之處也許還在於它們常常過於「大敘事」(如果不能說「宏大敘事」的話)。應該看到，作為城市研究，他的「偏執批判之旅」儘管不乏睿智的觀點和靈光一現的洞見，但也常常有失於浮光掠影，甚至有獵奇之嫌，「亞特蘭大」「新加坡」「拉各斯」如此，《突變》和《大躍進》也不能倖免。

無論我們可以在什麼層面保持對庫哈斯城市話語的質疑，以「廣譜城市」的「偏執批判之旅」為載體的庫哈斯式的理論思維以及作為其集大成者的《小、中、大、特大》的力量仍然在於其巨大的批判性質疑所體現的反思能力。或許，我們可以採用邁克爾·斯皮克斯(Michael Speaks)的術語，將這種反思能力稱為「智慧」(intelligence)。在我看來，正是這種「智慧」使庫哈斯一直處在當代建築思想既充滿爭議又不無突破的地帶。同樣，也是這種「智慧」使庫哈斯的城市研究與他的建築實踐保持著一種特殊的關係。換言之，與其將庫哈斯的城市之旅視為道德淪喪之地，或者以更為肯定的眼光將其視為建築設計概念的生成器(比如從下城體育俱樂部的剖面到拉維萊特公園設計競賽方案總平面的演變所顯示的那樣)，不如作為鑄就「智慧」能力的演練場。正是這種「智慧」能力(而不是某個具體的可以直接拿來用的設計概念)為庫哈斯的設計提供了滋養的資源。也許，這就是庫哈斯自己所言「在我所寫和我所做之間，有一個巨大的、謹慎的、我認為是健康的出入」(There is an enormous, deliberate, and – I think – healthy discrepancy between what I write and what I do)的含義吧。與此同時，在「參數化」和「演算法主義」 (algorism)大行其道的今天，也許正是這樣的「智慧」可以為建築學抵抗這一趨勢的一統天下保留某種希望。

本文節選自光明城新書《理論·歷史·批評（一）》

全部圖文均來自書籍

《理論·歷史·批評（一）》

王駿陽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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