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風拂過香灰莉留學新加坡的十二年記憶

04-28

序言

那天，像往常一樣，我又是最後一個離開學院的辦公室。校園裡靜悄悄的，已是日暮四合。走在斜暉鋪灑的路上，我聞到了一陣陣熟悉的清甜花香，那是香灰莉花的味道。香灰莉木在新加坡廣為種植，新加坡國立大學的肯特崗校區里就有好幾株，分布在不同的學院里。我工作所在的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位於武吉知馬校區的這一株略小，毗鄰我們的辦公樓。

香灰莉木開花時，一簇簇乳白色的花朵在日落時綻放，散發出的香氣幽遠綿長，到了夜晚則更加濃郁。平日里聞著親切，但那一日卻勾起來我對往事的回憶，不知怎麼的，忽而就傷感了起來。我將感受告訴母親，她說：「這就是離愁別緒」。

是了，又到了香灰莉木開花的季節。而我，也要離開這裡了。

從2005年7月到2017年7月，我已然在新加坡學習、生活了整整十二年。人生有多少個十二年呢？我沒有算過。接下來的十二年我又身在何方？這個問題亦充滿了變數。但可以確定的是：從15歲到27歲，是塑造我人生軌跡最為重要的一段日子。三觀的發展、思想的成熟、以及學識的拓展等，都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把人生如此重要的十二年交給了這個地處赤道的小島，絕非我最初的計劃。事實上，過去的十二年里我曾幾番嘗試，希冀跳出去，但終究還是留下了。如果說這是造化弄人，那麼我感謝命運對我的眷顧。

回首我走過的軌跡，從德明政府中學到新加坡國立大學，再到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十二年的似水年華，悄然流逝。在只爭朝夕的忙碌日子裡，多少舊時光景，卻來不及珍藏。考慮到這一段過往隨著時間的流逝終將被淡忘，心下不免難過。恰逢此時一位對我幫助甚多的叔叔相邀，希望我談談留學的感受。藉此理由，我便寫一寫這十二年間我腦海里最為深刻的事物，權且作為對過去那段歲月的追憶。

初識新加坡

2005年3月初始，剛過完農曆新年，已經升入初三的我向學校請了幾天假，獨自一人前往新加坡考察學校。青少年時期的我一心想擺脫國內的應試教育，渴望走向一個與國際接軌的教育平台，出國留學的想法則由來已久。我父母向來尊重我的選擇，只說一句：「你如果能適應那裡的氣候與環境，我們就支持你留學。」父親更加果斷，讓我自己去新加坡考察一番，並為我辦理了為期一周的自由行。我於一個深夜，從北京首都機場出發，飛往新加坡。

說是考察學校，基本上是兩眼一抹黑。抵達新加坡後具體如何操作，我並沒有確切的計劃。幸得國內一叔叔幫助，給我安排好了那幾日的住處，找人給我接機。此外，還給我介紹了新加坡的一所語言學校，並建議我去拜訪該學校的一個顧問，他的一位朋友。我滿心憧憬，想像著那位顧問伯伯會非常歡迎我的到來，然後針對我的情況，為我推薦適合我的留學計劃。在飛機上，我毫無顧忌地與同去新加坡自由行的幾位阿姨說起我的留學「大計」，彷彿我立刻就能一步到位，踏上與國際接軌的教育平台。興奮之餘我幾乎一夜未睡，當我背著小書包晃晃悠悠地走出了機場，撲面而來的潮熱與國內冬天的乾冷形成了強烈對比，我瞬間感覺自己走進了桑拿房，呼吸都困難重重。

清晨的新加坡還有點陰天。坐上了接機大姐的車，我望向窗外，街道兩旁是鬱鬱蔥蔥的熱帶喬木。公路上閃過一輛輛載著印度勞工的敞篷卡車，他們擁坐在車上，睏倦的臉上表情麻木。車上，接機大姐用帶有濃重口音的新加坡式英語接了一個又一個的電話。那一刻，走出機場時產生的一絲不適變得更為強烈，在飛機上對於留學的興奮與憧憬被眼前的現實迅速沖淡了。我開始真切地意識到，如果將來自己一個人在這裡生活和學習，這種陌生與不適將會是常態。

人們對於出國留學的願望總是美好的，然而現實中需要面對的問題卻接踵而至。語言學校這類留學機構的重點服務對象是：在中國成績一般及偏下，甚至考不上大學的群體；這些人的目標至高不過新加坡的理工學院或私立大學。所以，當我走入那所學校的大門時，對方自然而然地將我歸為「出國找路子」的那一類；諮詢的方向與我的目標背道而馳。先不提我在國內中學的成績名列前茅，出國買文憑絕不是我的目的。我觀察了在該語言學校里上課的學生，男男女女勾肩搭背，許多女孩看著甚至比我還小卻濃妝艷抹。下了課，三五成群地躲在樓外角落裡吸煙。看到此種景象我心底生出一陣陣涼意，巨大的失落感瞬間將我包圍。我走出了那所中介，已是正午時分。烈日當頭，流火似的熱浪向我襲來，我卻茫然四顧，不知該做些什麼，下一步又該怎麼辦。想到此，我竟然蹲坐在門口的草地上哭了起來。

離開了家，遇到了事情父母卻不在身邊，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無助的酸澀。然而我知道，哭是無濟於事的，即便如蹣跚學步一樣，我也必須自己摸索、處理問題。草草用過午飯，我對自己說：反正人都到這裡了，不如我親自去新加坡的頂尖級中學看看，再做出判斷。我把這一想法同那位顧問伯伯和他太太說了，並得到了他們的贊同。他們熱心地為我提供了幾所新加坡名校的名單，其中有萊佛士女子中學、南洋女子中學、德明政府中學等，並畫了地圖告訴我怎樣走。當天下午我就前往萊佛士女子中學 (Raffles Girls』 School) 進行考察。走進校園，映入眼帘的景象與語言學校的環境截然相反：白綠相間的建築優雅大氣，學生們穿著乾淨的校服在迴廊里穿梭；花園的亭子里、廊下的長椅上，到處都有學生聚在一起討論問題。我在一名熱心學生的帶領下來到了學校行政辦公室，接待我的工作人員溫文爾雅，輕聲細語地回答了我的問題。當我得知，新加坡類似萊佛士女中這樣的名校有獨立自主的招生計劃，允許插班且不限考生的國籍時，我意識到，我應該努力抓住這樣的機會。考察結束後，我帶著一疊厚厚的英文考試資料回到國內。我給自己制定的留學計劃是：考取新加坡前幾名的政府中學，先通過『O』水準考試進入新加坡初級學院（相當於國內的高中），再通過『A』水準這一與國際平台接軌的考試進入英語國家的大學。

雖然這次考察的時間非常短暫，但正如我父母預測的那樣，此番歷練過程對於我的成長至關重要。我切身地體會到，留學不是憑空想像的一幅美好藍圖。在此期間遇到的每一個問題，上至考到什麼檔次的學校，下至周遭人的一個不善眼神，這些不可控的因素都會影響我的情緒與選擇。出國留學需要的是一顆堅定隱忍的心，能否順利度過過渡期考驗的是一個人的蟄伏的能力，而最終能否脫穎而出則取決於這個厚積而薄發的過程。這些是一個留學生取得成功所必須具備的重要素質。

如今回想起當年的種種，彷彿一陣輕風略過心頭，只余感激和一絲僥倖過後的竊喜。感激的是當年的經歷已化作人生寶貴的經驗，時時刻刻激勵著我。竊喜的是那是還未成年的我在很懵懂的情況下做出了正確的選擇。當年15歲的我，在面對人生的第一次需要自己做出的判斷和抉擇時，有過短暫的茫然，但最終還是克服了心中的失落，明確了前行的方向。

德明篇

如果說留學十二載的每個時期都有它們特殊的意義，那麼考入新加坡德明政府中學（Dunman High School）則是我人生至今最重要的轉折點。德明政府中學是排名前五名的新加坡中學。在德明求學是我踏上與國際接軌教育平台的第一步，這意味著我真正能夠踏踏實實地開啟我的留學生涯。

回過頭看，考入這所新加坡名校是一個非常幸運的過程。首先，那一年德明開設了直通車(IP) 項目，為了補充一些外來的新鮮血液，所以決定自主招生。這種自主招生在新加坡的政府中學並不常見，且名額極少。第二，德明是一所華校，當時的德明校長希冀能夠招入一些中國學生以帶動新加坡學生學習中國文化的動力。由此可見，任何夢想實現的過程都需要一定程度上的「幸運」，但我們卻可以通過提升自己的實力找到屬於自己的』伯樂』，正如我的一位教授所言: 「Make your own luck」 (為自己創造運氣)。

考上德明的我迎來了留學生涯的第一次幸運，但貫穿整個德明時期的主旋律卻是失意的。和所有的留學生一樣，我也經歷了最初的不適應與孤獨。每一天都面臨來自語言、思維方式、文化差異、以及人際關係帶來的挑戰，困難也相伴而生。德明的直通車項目著重培養學生的團結合作精神以及創新能力，所以每門課都會安排小組課題作業。具體形式為：四至六名學生自由結成一個小組，負責一項課題作業，完成後以演講報告(presentation)的方式呈獻給老師與同學。因為小組作業所佔年終成績比例較重，同學們都格外重視。與誰結組合作愉快並能取得好的分數，成了大家選擇組員的標準。在這種情況下，由於英文水平與當地學生有著明顯的差距，中國學生處於明顯的劣勢地位。據我所知，這個問題不僅出現在我們班，而是全校範圍的。每次分組，中國學生只能在當地學生結組完畢後，去人數不夠的小組「補漏」，或相互結為一組。這樣惡性循環的結果是：中國學生與本地學生之間的鴻溝愈來愈深，中國學生的英語進步緩慢。猶記得，每次老師宣布小組討論開始的時候，我的心裡就會咯噔一下，只見左鄰右舍都紛紛轉身而去，餘下我和其他幾個中國學生茫然地等待，我只恨不能找個地縫鑽進去。對我個人來說，由分組問題帶來的心理陰影是長期的。一直到我上了大學，當英語已不再是我的弱點，當我提出的想法比其他組員的意見要好，當我在一個小組中扮演主導地位時，由分組導致的畏懼感才徹底從我心底消失。

除了來自日常學習中的挑戰，由身份認同感的差異而引發的孤獨也伴隨著整個中學生活。那種「我是外來人」的認知總會在某些時刻被激發、加劇了「獨在異鄉為異客」的感受。讀中四的時候，有一天早自習我們讀華文老師推薦的散文集，其中有一篇《失根的蘭花》，作者是旅美中國科學家陳之藩。當讀到「我所謂的到處可以為家，是因為蠶沒有離開那片桑葉，等到離開國土一步，就到處均不可以為家了」，我的眼淚一下子就迸出來了，趕緊跑到了教室外面。在走廊上，我倚欄眺望遠處的操場，淚眼朦朧。自己就好似一縷失根的蘭花，飄於風中，周圍的熱鬧、笑靨都與我無關。真的，20歲之前的我，心心念念的是於假期回國與父母團聚。最喜歡《傅雷家書》中那封信：「你這次在家一個半月，是我們一生最愉快的時期。。。儘管將來你我之間離多聚少，但我精神上至少是溫暖的，不孤獨的。。。」我們自比傅雷一家，對於短暫的闔家團聚總是格外珍惜。情薄濃淡尚有期，我與父母常年天各一方，本是令人遺憾的事，所幸我們之間沒有代溝，大事小情、內心感受，我都會向父母及時地傾訴，就如同他們在身邊諄諄教誨一樣。正如傅雷所說：「兒子變成了朋友，世界上有什麼事可以和這種幸福相比的？」恰恰因為我的獨立生活，讓我能夠更早地離開父母的羽翼之下，與他們進行「朋友般」的對話。幸福的模式各有不同，幸福的真諦是一樣的。父母子女的感情沒有因為路途迢迢而變淡，反而得到升華，這大概是上天對我們的另一種眷顧。

如果要我說，一個留學生最應該具備什麼樣的心理素質，我認為是不懼怕困難的能力。雖然我最初在德明的日子很失意，將我在國內時那種作為優秀學生的虛榮和傲嬌消磨殆盡，但我最終克服了心理落差，留了下來。而當時與我一同考上德明的另外兩名優秀中國學生，則分別於第一個學期和第一學年結束後從德明退學，離開了新加坡。彼時我年齡尚輕，也不知道自己的抗打擊能力有多強。留學幾年後，我與父母回憶起剛去新加坡時的情景，父親對我的一句評價讓我對自己有了新的認識，令我勇氣倍增。父親回憶道：「我當時問你怕不怕新加坡的炎熱，你說『熱不要緊，英語學不好，跟不上人家的節奏才丟人呢。』這句話讓我很佩服。你知道什麼是要緊的，有緊迫感，也有能夠克服困難的勇氣。」

在德明的最後兩年，也就是讀初級學院時期（新加坡大學預科，相當於中國高中），我大膽地選擇了歷史、經濟、藝術和數學作為主修課目，成為我們學校第一個修習文科的中國學生。用我的短處（英文）去拼別人的長處，我似乎做出了一個「不靠譜」的選擇。然而為了將英語學好，我決定學習文科科目，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認為承擔一點風險也是值得的。

的確，將劣勢化為優勢，這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完成的。在轉化的過程中，勇氣必不可少；與勇氣同等重要的是利用現有的平台，不斷地發揮主觀能動性，展示自己的優勢。在經歷了小組作業的窘迫後，我寫了四篇文章呈交給了德明校長，從破壞同學之間友誼上升到兩國之間文化交流發展，探討因為分組矛盾進而引發的問題。現在讀起來覺得文筆稚嫩而且以發牢騷的成分居多。然而出乎我的意料，校長非常重視我的意見並親自接見，向我細緻地詢問了情況。後來我從班主任那裡得知，校長在之後的例會上把我反映的問題同全校老師商量，並做出了「分組時需考慮將中國學生分散到當地同學組裡面」這一決策。校長對我的意見的重視令我深深地感動。同時我也第一次意識到，作為外國留學生群體的一份子，在海外我能夠發揮的作用，我應當扮演「橋樑」的角色。回想起來，分組問題，以及身份認同感的差異，都影響了我大學時期專業的選擇。我選擇國際政治作為自己的專業，是基於我對於國際問題的敏感與熱愛。如果沒有德明時期的種種考驗，我又怎能有這些切身的感悟和第一手材料呢？那些曾經的失意已經離我愈來愈遠，而德明為我打下的夯實的基礎，卻讓我受益一生。

國大篇

2009年，我參加完新加坡-劍橋『A』水準考試，順利從德明畢業。那時候，我一門心思想考上美國大學，離開新加坡。我買了回北京的單程機票，把能丟掉的東西都丟掉了。依稀記得，我聽著飛機上播放的《烏蘇里船歌》的小提琴演奏，心都飛上了雲霄。我自認為對新加坡是毫無留戀之意的。然而，許是造化弄人，我與新加坡的緣分並未就此結束。後次貸經濟危機的美國大學不再為大部分國際學生提供獎學金，在與美國大學獎學金失之交臂後，新加坡的大學憑藉我的A水準成績錄取了我。在國內休假七個月後(新加坡大學八月開學，距離A水準考試結束近8個月），我重返新加坡讀大學。我的一個新加坡好朋友前去機場接我，又陪我去國大辦理了入學手續，說是慶祝我的歸來。然而，在整理宿舍的時候，望見窗外樹影斑駁，我卻倍感失落，毫無作為新生的興奮之感。

然而當我回顧整個留學生涯，我不後悔選擇了新加坡國大。我真心認為，國大給予我的教育、培養和歷練，都是一等的。用一個時髦的詞，雖然可能不太恰當，在國大讀書的性價比很高，遠高於大部分美國和英國學校的本科教育。每年全球的幾大評選機構都要對全世界的大學進行排名。我認為，在針對一所大學進行評估時，他們應當考慮到大學所處環境的文化特點，而不是用一個單一的標準衡量所有國家的所有大學。我並非為母校做廣告，我認為國大很好地結合了亞洲人的文化習性和西方教育模式優越性的一面，學生得以打下紮實的基礎知識，又兼備批判性、創新思維模式。針對亞洲人崇尚刻苦的文化特點，國大沒有完全繼承西方大學「散養」的模式，而是通過考試機制促使學生努力學習，因為在該機制下，放縱自己會有相應的代價。

大學第一學期，原本計劃主修經濟學的我，卻對政治科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其中一部分原因，要歸功於這個學科入門課的教授水平高超。那位日本教授用他幽默的方式、詼諧的語言將抽象的政治學理論深入淺出地傳授給學生。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彷彿找到了一個全新的領域，它為我平日里的所思所想提供了一套富有邏輯的合理解釋。社會科學理論的塑造如此美妙，以至於我每次下課後都要翻出課上的筆記，再次整理一番，將自己的看法和質疑寫下來。在完成了一次次「提出問題—構建一個合理解釋—尋求驗證」的過程，我體會到了做學問的樂趣。

每一個星期，我都特別盼望星期五晚上的到來，因為政治科學那門課開設在星期五的晚上。下了課，我走在回宿舍的路上，腦海中還在思考著課上的某些知識點。晚風吹拂香灰莉木，也吹起了我的裙角，我聞到了花香，只覺得心中萬分寧靜。留學初期的那些傷痛被癒合了，因為我找到了奮鬥的目標。這種目標與我之前的任何目標不同，它不具有很強的功利性，我做學問，是因為做學問本身就是快樂的。如同我的好友所說：「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學自己真正喜歡的專業，干自己喜歡的活兒。」的確，我鑽研著自己喜歡的學問，我是非常幸運的。

具備了研究興趣，機遇也是成就我走上學術道路的另一個必要條件。濃厚的學習興趣讓我在課上取得了好成績，但作為一個本科生我對於學術研究還沒有真正的認識。而一次偶然的機會讓我接觸到了真正的學術研究，從而萌發了走學術道路的想法。2013年5月，我們系一名新來的教授給全系學生髮了一封郵件，欲招聘幾名精通漢語、法語、德語、泰米爾語或日語的學生，參加他的暑期學術研究會(academic workshop)。研究會的主題是利用話語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 的方法研究國家身份認同感在國際關係中的作用。當時的我是名大三畢業，即將升大四的學生。很慚愧，話語分析法是何物，在此之前我幾乎是一無所知。這個研究會對我的意義何在，除了累計學分外我也難以預想。只是郵件中「身份認同感」這幾個關鍵詞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這是我從德明時期就開始思考並關注的一個問題。於是我將自己參與研究項目的經歷，結合自己對於「認同感」這一概念的興趣，寫了一封信投了出去。幾天後，我收到了教授的回復，我作為「研究中國國家認同感」的研究者，被教授納入了研究會。

後來我得知（那時我是多麼的無知），主持研究會的教授是研究國際政治領域中建構主義學派的一位知名教授。用話語分析法研究國家認同感是他研習出的一種研究方法。他將這個方法拓展使用，意欲建立一個囊括世界10個大國，跨越200多年的國家認同感資料庫，工程浩大；這套資料庫一旦完成，將會是一項了不起的學術成就。我參加的2013年研究會，是為建立這個資料庫邁出的第一步。

在研究會的日子裡，我第一次身臨其境地參與到了學術研究工作中去，我很享受這一過程。也就是從那時開始，我決定做國際政治這一領域的學問，因為我意識到了課堂的局限性：書本上的知識一定是滯後的，從前崇拜的諸多高屋建瓴的理論也存在弊病。更重要的是，研究會賦予了我挑戰權威的合法權利，在這個平台上，我第一次掌握了話語權。在與教授後續共同著書的過程中，我也進一步學習了學術文章寫作的要素。在課堂上寫的作業是習作，而為發表投稿的文章是作品，習作與作品是有本質區別的。當我們同著的那本書正式發表的時候已經是3年零5個月之後了（2016年出版)。學術研究歷時之長，前期準備工作量之大，都意味著走學術道路絕不是靠投機取巧就可以輕鬆得來的。它考驗的是一個人能否耐得住「寂寞」，以及為了學術理想甘願坐冷板凳的那份執著。

讓我有了這份堅持的，除了自己的信念，還需要志同道合的戰友一同奮戰。在我讀碩士研究生階段，我有幸遇到了一群志趣相投的同事（我們稱呼研究生階段的同學為同事）。他們來自新加坡、印度、德國、伊朗、波蘭、美國等國家，且具有海外留學背景。我們平日在一起討論、學習，分享彼此豐厚的經歷，多元的文化傳統相互交融，這樣的氛圍對於研究國際政治的我們來說，是難能可貴的。大家做著自己的學問，有的儘管師從同一位導師，但彼此之間鮮有利益糾葛，我們為一個大目標前進著，追求精神層面上的共鳴。這便也是我享受學術工作的一大原因了。千古知音最難覓，我一下子遇到這樣多的學術知音，可不是每一天都過得有動力嗎？我最為感謝的一個同事Amoz, 是我同一屆的碩士。兩年的碩士生涯，我們在辦公室里一起度過了多少個寫論文，討論問題、探討學術發展前景的日子。最初的我還是有些懶散的，但Amoz高度自律，每一天都一早就去系裡的辦公室工作，從星期一到星期六，除了與女朋友約會的時候，幾乎從不間斷。Amoz的自律也激勵了我，開始每天去辦公室工作。最初，我把去辦公室視作一項任務，完成任務彷彿是對自己的一種交代，漸漸地我開始習慣這種節奏，到最後，去辦公室變成了一種享受——享受由自律帶來的正能量，那是一種精神上的滿足與內心世界的充盈。

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篇

臨近碩士畢業的時候，我收到了系裡發給研究生的一則招聘信息：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的鄺雲峰(Khong Yuen Foong)教授，招聘一名具備碩士及以上學歷的研究員，輔助他開展一項關於「朝貢體系(The Tributary System)」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的研究。招聘廣告中註明的所需條件、資歷，我都非常符合。其中，鄺教授特意註明：此工作適合希望繼續學術深造的青年學者，這一點令我尤為心動。碩士並不是終點，我需要更多訓練，獲取博士資歷。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的研究員崗位，不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個學術平台，在這個平台上我可以同時開展工作與博士申請，可謂一舉兩得。我將申請工作的材料遞過去後不久，就接到了面試通知。面試進行得非常順利，鄺教授表示很欣賞我的批判性思維能力，以及對中國歷史的熟悉程度。針對「朝貢體系」這一研究項目，他需要我的專業知識，也同時要求我以一名批判者的身份向他發出挑戰，他希望在與我辯論的過程中尋找到答案與靈感。能夠與名教授密切合作，對於希望走上學術道路的人來說，這樣的機會彌足珍貴。

一個人追求事業，三個要素必不可少，古人總結成：天時、地利、人和，在現代，我認為是平台、才華、機遇。其中機遇最為重要。如果畢業後我沒有從事與研究息息相關的工作，我或許是在某一所諮詢公司或在一家報社任職。那樣，工作的內容不僅與學術毫不沾邊，需要遵循的規則也與在學校里做學問的邏輯不同。因為有過在公司實習的經歷，我判斷，走向職場後的我放棄做研究的可能性非常大，不管是出於自願還是迫於無奈，我將無緣學術。所以能夠得到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的這份工作，就是一次機緣巧合。在新加坡留學的十來年，我一直被深深地眷顧，無論是在德明還是在國大。而我對於降臨在自己頭上的幸運，卻總是後知後覺。碩士畢業的時候我已經成熟了，已經深知機遇的重要性，所以在機遇來臨時，也能夠把握住。帶著這樣的信念，我於2016年8月1日，在提交完論文的兩天後，走進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開啟了我的研究工作。

儘管我的工作環境、性質與上學期間差別不大，然而我內心的成長卻有了質的變化。可以說，過去一年在工作中得到的鍛煉，比在大學期間學到的加起來都厚重。我看問題的角度、以及分析事情的方法，都在逐漸地擺脫學生腔。我開始意識到，學生在思考、評論一件事情的時候，腦子裡裝著的只是書本上那些抽象的理論，那是別人的知識。而一名成熟的學者則掌握豐富的第一手材料，他的知識源於生活，所以是鮮活的。在讀大學期間，我為了親身體驗田野研究，於假期跟隨父親到基層參與社會活動，採訪了一些大學生村官與企業家村幹部。這樣接地氣的研究我雖然經歷過，但比起一個成熟學者所需要的歷練，還是遠遠不夠的。

從前在學校，我以為學者是蝸居在象牙塔中的苦行僧，一人一世界，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搞研究，就是崇高無上的人生追求。工作後我發現，其實正好相反，已經取得成果的學者都是接地氣的，而一個人也只有在深度了解社會之後，才能做出厚重的研究。我在與眾多供職於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的教授的交談中了解到，學者的生活中也不儘是純學術研究，他們也常常以公共知識分子的身份出席社會活動，例如作為某一領域的專家講公開課、在公眾場合發表意見等。學術與社會活動，兩者相輔相成、並不矛盾。工作後我充分地認識到了這一點。我的教授給我布置了不同的工作任務，其中一半是學術課題，另一半則是針對企業、智庫、媒體等機構的要求，提供的獨立報告。在搜集資料的過程中，我不僅了解到了哪些是當下社會最為關注的焦點，還學習了我自己研究領域之外的知識。在此期間，正值南海仲裁案引發眾議，我於是利用所學專長，從菲律賓內部政治鬥爭與小國外交特點的視角出發，寫了一篇探討中菲關係的文章，在學術公眾號上刊登。在這之後，我又陸續發表了幾篇與時事結合緊密的文章，分別分析了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新的對華政策，以及TPP擱淺後，新加坡在中美博弈中的心態。這些文章不同於純學術作品，它們發表在面向大眾的媒體上，而且獲得了極高的點擊率。以前研究課題，我的想法很純粹，即滿足自己內心的需求。然而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工作的一年中，我意識到了更重要的一個方面，那就是如何使學術產生價值，這是成熟的學者在做研究時會考慮的問題。

因為工作的便利，我有幸能夠經常請教同在一處供職的著名歷史學家王庚武教授，並同他一起探討歷史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我深深地為王教授所折服，不僅因為他學識淵博，更是因為王教授高雅的學術品格——不以資歷高而盛氣凌人，總以謙和的態度對待學問。他闡釋了什麼叫做知識面前不分高低貴賤，在王教授面前我是一個小字輩，但這絲毫不影響他與我討論歷史發展的熱情。此外，與鄺教授的一星期一會晤也讓我受益匪淺。除了一般的答疑解惑外，教授與我分享了許多學術界的軼事，那些我崇拜的學者，在教授的故事裡，從一個個抽象的名字變成了有血有肉的個體。我從而得知，原來一個重大理論誕生的背後有著這般機緣巧合，原來烈火烹油真的可以毀滅一個天才，而這些，都不是書本中可以學習到的。人活在世界上要根植於這個社會，了解社會的複雜性是非常必要的一課。作為學者，我們是同理論打交道的，但學術理論僅僅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做學問的人很多，做學問的境界各有不同。當一個人的學識、修養都達到一定高度時，所追求的就是學術品格。這種與教授直觀的、面對面的交談就是一種學術品格的熏陶。這是我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學習到的最為重要的一課。

在白天工作、晚上準備博士申請的節奏下，我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的日子眨眼間就過去了一半。在此期間，我的碩士論文批改下來了，得到了「小修」這樣優異的成績。提交完了博士申請，很快便迎來了2017年的春節。我趁著在家休假，把碩士論文精簡為一萬字的文章，給一個SSCI期刊投了出去。春日伊始，復活節來臨之際，博士申請的結果也即將陸陸續續地發出。我在緊張之中，有一天突然欣喜地發現我已經通過了劍橋大學博士申請的第一關, 我的申請材料被所報考的院系(department)推薦到了學位委員會(degree committee)。這意味著我的申請滿足了劍橋大學招收博士生的基本要求，下一步他們挑選的標準的就是個人的研究潛能。我反覆研究了劍橋大學系裡的情況，決定主動出擊，為自己找到伯樂。在申請的時候，劍橋大學要求提交的研究計劃書不得超過兩頁紙。我認為兩頁紙很難將我的思想完整傳達給對方，於是我將完整版的研究計劃書發給了一位與我的研究方向高度重合的教授。那名教授第二天就給我寫了回信，態度積極。她告訴我，她對我的課題很感興趣，原本就有面試我的計劃，很高興我能主動地聯繫她。因為我的主動，她決定提前面試，整個過程非常順利。面試之後，我覺得，她就是最適合我的導師。2017年4月26號，我收到了劍橋大學的博士錄取通知書。在收到郵件的那一刻，我雖然沒有異常興奮，內心裡卻有一種淡淡的溫暖，這大概是因為水到渠成的過程緩慢卻有節奏，而我向前邁進的每一步，都走得十分謹慎。

拿到了通知書，我卻被告知還需要考雅思。這對於在新加坡讀書、工作了12年的我來說，有些不可思議。然而，抱怨是無用的。由於時間所剩無幾，我趕緊報了名，基本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參加了雅思考試。等到雅思成績出來了、合格了，期刊評審結果也跟著出來了。編輯部推薦發表我的文章，並給了我28天的修改時間，截止日期恰恰就是我離職的日子。因此我無暇休息，立刻又投入到修改文章的日程中去了。

過去的一年是戰鬥的一年。在辦公室那個小小的格子間里，我白天處理教授安排下的日常任務，晚上著手準備博士申請材料。經歷了300多個日日夜夜，在這份工作結束的時候，鄺教授帶著一箱由我負責搜集、編寫的研究素材，開始撰寫他的新書，而我最大的收穫，則是做學問這一過程的幸福。我體會到了，當一個人全身心的投入到一件事情上的時候，是累並快樂著的。雖然很多時候，都是我最後一個離開辦公室，走在回家的路上，只余殘陽與我相伴，然而我的心卻是充實的。

五. 尾聲

如今，我就要告別新加坡，前往另一個國家開啟新的旅程，離別的日子比我想像得還要快。十二年的光陰仿若泡影，分明在記憶中，那些細節還如此鮮明，但歲月寫在我眼角眉梢的痕迹，卻也如此真實。初來新加坡的時候我還稚氣未脫，現在的我可以獨當一面，擔當風雨。

許是快要離開的緣故，這一段日子裡我常想，留學十二載，我究竟有沒有達到我的目的？對於這個問題，我聯想到了周圍的人，作為我的參照。我大部分的同學、朋友都早於我工作。從前讀書時，我在圈子裡總是扮演大姐姐的角色，大家都認為我思想成熟，有責任心。畢業後我再與他們會面時驚訝地發現，他們考慮問題的角度非常實際，倒是顯得我在某些方面過於「天真」了。當人離開學校這座象牙塔，走進社會後變得現實是自然而然的，你可以說這是一種無奈，也可以說這是所有人的必經之路。人生沒有如果，設定的目標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前行的道路上有很多岔口，許多時候並沒有對與錯那麼截然，只是選擇不同罷了。所以，我留學的目的達到了嗎？其實，這個問題沒有答案。我只能說：我沒有丟掉初心，為了不讓自己脆弱我放棄了熱鬧，為了自己的信念我選擇了隱忍；所以我的驕傲沒有丟，理想也依舊在。我從不後悔自己的選擇，這就夠了。

從青澀的當年到現在，十二年的留學是一個漫長積澱的過程。香灰莉木經受了白天毒辣的日晒，到了黃昏時分才綻放，開出了美好的芬芳。在去機場的路上，我看著太陽再一次從地平線上升起，心中一片寧靜。

二零一七年七月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