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常的鷹首】總參謀部在大戰中的體系，變化與奪權

繼續每星期的更新，這次給大家帶來的是德軍總參謀部在一戰前和一戰中的一些介紹，對大家了解總參謀部體系以及在戰爭中如何控制帝國大權是很有幫助的。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如果說德皇陸軍是一隻彪悍的黑鷹，那麼毫無疑問，總參謀部便是這隻鷹的大腦。

在19世紀中期形成的普魯士總參謀部最早的形式的系統可以追溯到普魯士軍隊於18世紀早期的軍需勤務部門。

1857年，老毛奇完善了總參謀部的體制。總參謀部中都是從普魯士軍官中經過嚴苛選拔出來的最能幹、最精明的軍官。

對於軍官的任命具有很強的競爭性，選擇性和持續性，成為總參謀部的一員的過程堪稱煎熬，但總參謀部的權利也是巨大的，並在普奧戰爭之後得到了絕對的鞏固。

儘管這個權利範圍很大，但實際上總參謀部的人數相對較少。在1870年只有200人，在1871年與法國的戰爭結束後，這個數字上升到250人，甚至在1914年之前的幾年裡，這種情況幾乎沒有改變。

在1914年大戰爆發後，總參謀部開始進行變動，合併管理人員(輔助人員)。

總參謀部由40到50個特別挑選的精英核心集團組成，特別是有能力的一般工作人員在陸軍總參謀部工作，總部在柏林靠近Tiergarten和戰爭部兩公里範圍內。他們直接在總參謀部的領導下工作，奧博蒂.梅斯特和他的5名高級參謀人員作為部門負責人，負責處理事務。

這些軍官由多達260人永久分配的工作人員支持，他們都是合格且專業的輔助人員，當然，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將軍。

這是一位總參謀部普通軍官德施拉克特福格考慮未來戰鬥的論述:

「早期的研究是由軍事歷史部分(Abteilung I)所產生的，1903年的學術活動在施里芬的倡導下開始，研究在戰鬥中取得成功以及我們如何為之奮鬥(在這些活動中，有大約65個地圖伴隨並詳細地展示我們的課程和發展。毫不奇怪,普魯士在歷史上戰爭的成功尤其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在19世紀的奧地利和法國，以及普魯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腓特烈大帝)在十八世紀的每一場戰爭已經揭露，敵人的毀滅是最重要的，而不僅僅是佔領土地。」

這再次證實了進攻學說的重要性，需要集中力量最大影響，間接或間接攻擊的願望，以及至關重要的策略的重要性，以實現這一最後可能決定性的戰術。這些經過深思熟慮的思維過程和研究是典型的，將更廣泛的符合總參謀部的作戰計劃，這意味著它會持續不斷地尋求為下一場大衝突做好準備。

在整個準備過程中，總參謀部提供了完全合格的計劃。作為他們的工作一部分，訓練各軍，師，團的參謀軍官的任務也是井井有條且富有效率。參謀軍官負責作戰、戰術、訓練、部署和分配作戰區域的命令，動作和交通控制，空中服務，信號通信，情報和彈藥給炮兵和步兵的彈藥。

那些參謀被組織到指定部隊中的子分支中。雖然明確定義了參謀軍官的責任範圍，但在與普通軍官共事的情況下，軍事主官的權利總是優先於那些參謀軍官的，畢竟參謀軍官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普通軍官的一部分。

而那些完成並通過了總參謀部三年考核的軍官們，在通過總參謀部人員培訓課程(戰爭學院培訓）但是沒有獲得足夠高的最終結果來贏得選舉加入總參謀部，為了處理這些因為運氣與實力不濟卻同樣富有能力的軍官，軍隊同樣會將他們安排的與他們能力相應的職位上。再不濟的會被任命為輔助軍官。

輔助軍官相較於軍事主官與參謀們同樣責任重大，他們一般負責後勤，運輸，還有成本和各種日常例行報告，退貨（退回損毀及需要精密維護的工具武器）和文書工作。他們被組織成自己的分支機構，同時負責管理軍事法律人員，處理紀律問題，包括軍事監督，軍事法庭，與此同時，他們也負責處理醫療和獸醫服務的軍事官員，管理軍隊工資和津貼，郵政服務，口糧，服裝，徵用、防毒氣保護和駐紮地區當地居民的問題。

而在前文中提到的總參謀部人員培訓課程，也就是戰爭學院培訓，是普魯士總參謀部的主要人才來源。年輕，富有能力的德皇陸軍軍官在完成總參謀部的考試後會進入戰爭學院進入培訓。他們接下來將進行三年集中的培訓，這將使他們在陸軍部隊的服役時間以確保他們的理論訓練和研究在實踐經驗上得到了提升。對學生的嚴格評估貫穿整個課程。

軍官們不僅僅要完成戰術課題，學術主題模塊也必須合格。它包含數學，物理，地理，法語，英語，波蘭語，俄語。而歷史更為重要。體能訓練相較普通部隊更是只多不少。

同時，總參謀部鼓勵私人研究和個人發明，他們相信一個德意志最優秀的軍人必須是一個全能的人才。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施里芬和小毛奇對總參謀部的要求日益嚴苛，戰爭學院的課程也變得越來越偏向實戰。1913年只有168名軍官在學習。他們的培訓計劃包括每周25小時的正式指導，在為期三年的學習中的第一和第二學年。學員們被要求預估戰爭形勢並作出反應，而評估系統十分嚴謹，學員有可能因為不靈活或過於標準化，被教員批評甚至被勒令重修。

在1914年之前的幾年裡，戰爭學院的課程越來越多地集中在作戰和戰術上，損害了很多富有活力的學員的想法。

很多學員關於軍事力量，國家外交和國際層面的經濟因素的想法遭到了壓制甚至是扼殺，這一通病影響到了以後幾乎所有的德國軍人。儘管普遍存在高智商和戰略眼光獨到的軍官，他們都很有能力分析和討論軍事，甚至是政治問題。但在歐洲局勢愈發緊張的條件刺激下，這些可能在政治經濟上大展宏圖的軍官和年輕人被迫加入到戰爭計劃的策劃中，這反映了長期以來，普魯士和德意志帝國一直被很多人認為是在戰爭中更有藝術感和優越感的原因。

為了保證軍官團的質量，軍事學校的教員都是極富經驗與學識的教授與學者，他們不全是軍人，但是因為在學院中任教而被德皇陸軍授予了校官甚至是將官軍銜。

每年的戰爭學院培訓僅吸收整支德軍的400名軍官，而通常只有100-120人可以完成考試，這些軍官的年齡都在25-30歲左右。

總參謀部將永久地將這些精英吸收進自己的團體，但這並不代表萬事大吉，這些軍官如果在之後的表現有所怠慢或下降，很有可能被遣返回自己的原部隊。

這些年輕軍官加入總參謀部後，將按照的等級體系分配任務與工作。他們在等級上的進步將由自己的上一級負責考核。一旦完全合格，他們將會得到晉陞。

而在德皇陸軍中，總參謀部軍官享受著特權，不同於部隊中的參謀，總參謀部會在德軍各支集團軍設有軍官，而總參謀部的軍官有權過問每支部隊的情況，保證了總參謀部的負責人對軍隊各個部門的活動和表現擁有第一手資料。

於此帶來的便是總參謀部在戰爭中對軍隊指揮的絕對控制權。而作為最高名義指揮官的皇帝，在實際上戰爭爆發後，德皇變得越來越具有象徵意義，傳統地位最高指揮官則是由負責軍事行動和決策的總參謀長負責，作為專業負責部門，總參謀部在戰爭中後期完全架空了自己的皇帝。

而皇帝作為名義上最高指揮官不斷失去威信和地位的事實可從一件瑣事可見一斑，在1917年春天,當他乘坐轎車訪問雷泰爾第一集團軍的總部,負責接待的將領是一個年輕的參謀將軍。

當皇帝表示到要求軍隊去奪回一些失地的要求時，將軍平靜地忽略了皇帝的要求，並聲明:

「我們不會不計後果的將可用的軍隊用於毫無目的的反擊,即使取得在戰術上的成功,這樣的攻擊必然會付出巨大的犧牲。」

這段交流可以看出德皇的威信，權利喪失，更引人注目的是,前線軍官對於秩序,意志的表達,年輕軍官敢於違抗君威命令的本質,這一啟示令人非常震驚。

畢竟在戰爭的早期階段，總參謀長和主要將領，如果不是指揮紙面部隊，在動用大軍時依舊需要皇帝的批准，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戰爭的白熱化，這一局勢不可避免的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1914年，毛奇由於在第一年的戰爭中的失利在1915年被法金漢將軍取代。而1916年8月，興登堡則取代了法金漢，而他的副參謀長，魯登道夫則成為了軍需總監。

而忠於威廉卻由於凡爾登戰敗迫於壓力下台的法金漢之前便不斷提醒興登堡並非善類，他將徹底架空德皇，威廉卻對此感到無所謂。

而事實證明，興登堡在名義上成為了軍隊的最高指揮官，魯登道夫作為他的幕僚長，全盤掌管了德國的軍事大權，成為了「實質的執行官」。

毫無疑問，魯登道夫具有很強的才能。作為馮·興登堡的副官他對興登堡極其信任並願為其付出。

「從1914年12月，興登堡將軍和我便是不可分離的，在之後的持續時間內，我們互相補充，我們兩個都不能單獨做我們可以一起做的事，

當魯登道夫在戰爭之後寫到興登堡時，「我們的戰略和戰術觀點都是這樣的，完全巧合的是，我們充滿和諧的信任協作，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1916年這兩位將軍的共同作用下，他們的決策對德國的戰爭、戰略和行動至關重要。

繼興登堡成為總參謀長的之後，為了確認權利的統一，不再發生毛奇和法金漢時期前線指揮官違命行事的事故發生，由四條戰線（西線，東線，巴爾幹，伊佐松）將官和參謀部人員共同簽署的一項條約，弗雷德里希條約，為他們的組織規範和確認一個共同的指揮結構，使他們服從於興登堡的領導。

這一條約將國家的戰爭置於一切之上，並將總參謀部的權利高高的置於德意志帝國權利的頂端，皇帝被徹底架空，集團軍司令得到了約束與控制，這是法金漢曾經嘗試過的。現在興登堡「替他」實現。

這項條約，在某種程度上產生了期望的結果，儘管它沒有達到理想的結果，但條約巧妙的相互制約卻使總參謀部的權利得到了鞏固。正如魯登道夫在戰後寫道:

「相互間的協議往往會稀釋其效果。然而,達成的協議仍然給了德國最高司令部一種被證明是有用的權威的效果。當初建立共同戰爭指揮部並聯合四軍（四線）最高軍官的目的便在於此，當他們之間存在爭議時，他們就會不可避免的將爭議轉向我們，最終由我們來處理事務。

就像東部戰線保加利亞最高軍事指揮官非常不願意處理與土耳其人的問題和奧匈帝國軍隊的命令，而是更喜歡和我們打交道，而不是和奧匈帝國，土耳其的軍人。」

而魯登道夫並不滿足在軍事上的獨攬大權，他意識到，德意志帝國要想打贏這場大戰，依靠一個像帝國宰相馮·貝特曼·霍爾韋格這樣寬容、愛好和平的人，他倡導的總體戰爭是無法實施的。而此時很多人都反對這位「膽小如鼠」的帝國宰相。

　　 因此，魯登道夫首先要達到的目標是找到一位「戰時宰相」。於是，他通過八面玲瓏的鮑爾中校同貝特曼·霍爾韋格的反對黨建立了聯繫。魯登道夫拒絕了政治家們多次提出的由他自己擔任帝國宰相一職的主意，因為他感到他不能承擔這種身兼二職的重負。

　　 鑒於國內狀況的不斷惡化，興登堡和魯登道夫以辭職相要挾，迫使貝特曼·霍爾韋格於1917年6月離職。已經走投無路的皇帝順從了。這兩位身處總參謀部最高職位的軍人不懂得，他們的行動是對皇帝權力的蔑視和踐踏。最後，皇帝任命原戰時給養局局長、副國務秘書格奧爾格·米夏埃爾博士為帝國宰相，以滿足最高統帥部軍官們尋找「強人」的渴望。這時，總參謀部的軍人們徹底把握住了帝國的大權，直到他們不得不痛苦的接受1918年的戰敗，那時候他們毫不猶豫的跳下了即將傾覆的帝國大廈，將責任丟給政客，學者和平民，自己則裝作無辜者對德意志的慘狀冷眼旁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