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蘭蘭案的輿論場

04-28

對於真理而言，信仰是比謊言更危險的敵人——尼采

一、人是目的，還是工具

種族問題是影響辛普森世紀大案的左右手。一位事後接受採訪的種族團體領袖在紀錄片《美國犯罪故事》中是這樣說的：我是在利用OJ實現我們的目的，他是一個工具，可以使很多東西付出水面。

辛普森是兇手嗎？老先生並不關心。反正辛普森案正好有利於曝光很多事情，於是老先生積極地「利用辛普森去實現目的」。

當然，有人會說，確實很多種族問題亟待解決，那麼這樣「利用」一下有什麼不可以呢？

對於這樣的觀點，我的反問是：「辛普森是兇手嗎？」

康德一直說，人不可作為工具，任何把人作為工具的行為都是非正當的。站在康德的角度，老先生的行為已經有問題了。

即便我們不想顯得那麼「迂腐」。假設老先生是在辛普森案審理完畢之後，針對審理結果去拷問、去曝光，於我而言似乎也還可以接受。但是，老先生是在辛普森案的審理過程中去積極介入。這種介入存在滲透陪審團裁決的可能，即老先生的行為已經構成了對裁決結果的實質影響。這在我看來，就不對了。

兩位受害人的死亡，是一個巨大的悲劇。司法的功能，首先是要給案件一個交代，這是最優先的價值。種族當然也是一個重要問題，然而一旦反客為主，鳩佔鵲巢，僅僅因為要曝光問題，要種族保護，反而毫不關心案件真相，毫不顧及程序正義，這就不正當了。

以此，我們看湯蘭蘭案。

湯蘭蘭案一出，閭丘露薇等人從新聞的專業性角度對報道提出了一些異議，隨即迎來各方口水。在這些口水中，有觀點認為，雖然相關報道確實存在閭丘露薇等人提出的專業性問題，但是鑒於相關報道有利於曝光司法問題，所以閭丘露薇等人不該在這時提意見。

作為一個近兩年也參與過一點刑事案件的律師，我在微信、微博中也經常談論司法實踐中的問題。但我始終認為，「司法有問題」這個命題，並不能逆推出來「只要能夠曝光司法問題，任何行為都是正當的」。

從現有公開材料來看，湯蘭蘭案的原審認證確實不充分。從「程序正義」的角度看，原審採信的證據還不足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對於這種情況，真誠追求正義的人完全可以參考陳滿案那樣去申訴，有必要把輿論焦點引到湯蘭蘭不該失聯嗎？

申訴案件中，原審受害人是必須站到前台來的人嗎？記者不懂，公知不懂，律師也不懂嗎？

證據不足以認定被告人有罪，等同於原審受害人說謊嗎？需要明裡暗裡地把湯蘭蘭影射成一個嗜財不檢、連父母都構陷的奸惡之人嗎？在曝光司法問題的同時，就不考慮湯蘭蘭的權益嗎？記者不懂，公知不懂，律師也不懂嗎？

二、不是朋友，就是敵人

在批評閭丘露薇等人的觀點中，還有不一部分人直接斥責閭丘露薇等人是在給官方洗地。

我在朋友圈裡寫過，很多人都不太理解「討論」「辯論」「詭辯」三者的區別。一個人說了十句話，可能有七句是核心意思，三句是下意識的廢話或思慮不周的瑕疵。那麼，「討論」是努力抓住核心的七句，看看能不能有共識或分析的可能。「辯論」是抓住那三句廢話或瑕疵，來儘力展現對方的不準確。「詭辯」則是直接拋開對方的十句話，創造出一個稻草人一樣的第十一句話來偷換對方的意思。生活中，六分詭辯，三分辯論，一分討論。

這個朋友圈完美適配湯蘭蘭事件。當下真的很缺乏理性討論的空間，太多非此即彼的對立和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口水。

批評相關文章不規範，就等於認可案件原審不冤枉嗎？

不可以既認為原審有問題，但也同時認為相關報道存在專業性問題嗎？

原審有沒有問題，與報道有沒有問題，是排斥性的邏輯關係嗎？

湯蘭蘭案，從現有的公開材料看，當年的案件審理肯定有問題，這是毋庸置疑的，這也是相關報道的正面貢獻。但同時，我也始終認為，相關報道只採訪了申訴人一個信源，就能寫得像交叉核實了多個信源一樣的義正言辭，是存在媒介倫理問題的。

前幾天，老記者劉向南寫了一篇《知情人講述：張扣扣殺人案》的報道。同樣是只採訪了一個信源，但劉向南是這樣處理的：

看到了吧，這是劉向南的處理，明確告知受眾，這是一方陳述，個中是非，由受眾自己判斷。與此對照，再看相關報道關於湯蘭蘭案的文章，只採訪了申訴人一個信源，然後寫一大篇文章。我看文章時，完全不看出哪些部分是記者直接觀察感知的，哪些部分是申訴人一方自述的，又有哪些部分是摘引公開材料的。這種處理方式，在傳統媒介論理中，就是缺少新聞專業性的。

當然，也有人反駁我，說記者也看了判決書，不是單方信源。這種觀點，顯然是不理解新聞專業要求。

判決書是信源嗎？回答：不是。就像警犬不是證據，只是證據線索。

至少我接受的新聞學科教育，要求我們在採訪前廣泛收集材料。我現在寫文章之前要換著各種關鍵詞把每次百度前20頁、搜狗前20頁、微信前20頁、微博前20頁等等的檢索結果都看一遍，能買到的書和收集的各種資料也看一遍。這是當年我對自己的強制要求，現在已經成了習慣。

事實上，我做完這些工作。基本上已經有些結論了，但我不會直接寫文章，並說我有這麼多材料，就算有這麼多信源。我接受的新聞學科教育，材料不是信源。記者拿到這些材料，不能自己下結論。記者下結論，就是事實與觀點不分了。而是要拿著材料去採訪，說我發現了這麼問題，讓專家或從業者發表一下他們的看法。

美國新聞教材，有興趣的可以找來看看，好幾本教材都提到過。歐洲新聞與美國新聞的區別，歐洲新聞傳統是事實採訪與媒體觀點混雜在一起的，有明顯的黨派性，美國新聞開始也這樣，但美聯社這樣的獨立消息社出現之後，為了讓各黨派都能採買自己編寫的消息，所以逐漸發展出新聞與觀點分離、事實要多方核實才能出版的理念，並影響至今，成為一種新聞專業主義。

從新聞專業角度看，湯蘭蘭的報道文章，就像一位前東方早報記者批評的那樣，至少應該去拿著材料問問專家，由專家下結論，那麼也算是一種採訪。

就算不找專家，可以先就申訴寫一個消息，然後再以對話體或自述體來呈現單一信源。劉向南的文章提供了一個標準的新聞專業樣本。（注意，我只是說劉向南的文章處理方式是符合新聞專業要求，至於信源陳述的事實是否可信，那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個人傾向於認為，這個單方信源可能把很多事後傳聞說成了自己的直接感知）

三、功利的輿論、正義的輿論

當年，老師在課上講「新聞策劃」與「策劃新聞」的區別。「新聞策劃」是針對既定的事實，嘗試多方位的報道和延伸。「策劃新聞」是僅僅把事實作為素材，把事實塑造成有利於自己觀點的藥引。

借用這種區分。發生大學生掏鳥案的時候，很多法律人就說，掏個鳥就判十年，太重了。但果殼網上立刻就有人發出反駁文章——《16隻鳥？那可是隼啊》。文章說：

這本是一個破壞環境的犯罪分子受到懲罰、正義得到弘揚的事情。但是，有媒體在報道此事時，把此事描述為「河南大學生家門口掏鳥窩獲刑10年半」，「他（閆某）和朋友王某去河邊洗澡時，在鄰居家門口發現鳥窩，於是二人拿梯子攀爬上去掏了一窩小鳥共12隻」，試圖將此事引向「掏鳥窩沒多大事兒」的方向。
這事情真的只是掏了個鳥窩？作為天天和猛禽救助打交道的人，我不這麼看。燕隼燕隼，燕是定語，隼是中心詞，它本質上是個隼，也就是猛禽。在我國，所有的猛禽都至少是國家二級保護動物。跟我再念一遍：所有的猛禽都至少是國家二級保護動物。沒有例外。
燕隼的「燕」字，是形容它雙翅比例較長，飛行時姿態有如燕子一樣；但是只要你看過它的臉就知道，那是一張貨真價實的猛禽臉，就算幼鳥也非常明顯，不會認錯。因此，這完全不是「掏鳥窩」三個輕描淡寫的字可以概括的。
報道說，「二人拿梯子攀爬上去掏了一窩小鳥共12隻」，試圖將它淡化成一時起意的行為。

但燕隼一窩根本就沒有12隻。燕隼作為猛禽，處於食物鏈頂端，需捕食其他動物，才能養活自己，哺育後代。在正常情況下，燕隼每年可以下2-4個蛋，年景好（也就是所謂的「大年」）的時候，我最多見過一對燕隼產6枚卵。演化讓鳥類擁有對當年食物豐沛程度、競爭激烈程度進行綜合判斷的能力，而它們產卵的數量，和它們的這種判斷相關，因此不會無限的產卵，它們不能像家養的母雞一樣，每天都生上一個蛋。而窩內雛鳥的數量，總是小於產卵的數量的。猛禽普遍存在巢內競爭，即使卵都孵化，個體較大的鳥也有可能欺負較小的同胞，甚至將其給吃掉。這種情況在環境突然惡化、食物突然出現匱乏的情況下更容易出現。所以說：在一個窩裡掏出12隻燕隼雛鳥，簡直天方夜譚。這12隻，一定是多次所為。若是按通常的情況來推算，這位掏鳥的閆同學，若是想掏下來的幼鳥直至售賣時還都能成活，他至少掏了4-6個燕隼窩，才能湊齊12隻幼鳥。更重要的是，燕隼可不是麻雀，是猛禽。猛禽的領地全都很大，巢與巢之間距離通常都很遠，還喜歡在高大喬木、建築上築巢。想找4-6個燕隼巢，可不是容易的事情。這位閆同學，怕是幾乎要把大半個輝縣的燕隼都清空了吧？

這就是法律人和生物專業人士的巨大認識鴻溝。法律覺得掏鳥判十年不可思議，但在生物專業人士看來，這種把大半個輝縣的「鳥窩」都掏空的行為，十年都判輕了。

很湊巧，我發現「大學生掏鳥案」和「湯蘭蘭案」的代理律師是同名的。我沒有核實這兩個同名律師是不是同一個人。如果是同一個人，我很佩服他這種輿論操控能力，能把一個近乎生態毀滅的行為塑造成小孩抓麻雀一樣無辜，能讓一個常規的申訴釀化為對湯蘭蘭的江湖追殺令。

律師專心為當事人服務，只要對自己的當事人有利，只要能為當事人取得理想結果，就策划出一個爆炸性輿論點。在我看來，無可厚非。換作是我，為了當事人利益，我也只說對自己當事人有利的。

然而對於媒體，我認為，顯然不能無知無畏地跟著律師「策劃新聞」。貝卡利亞說，勇敢這東西，要麼閃爍在真理的光輝里，要麼飛騰在慾望的火焰上，要麼表現在危險的愚昧中。

當代的媒介倫理，還是以中立客觀為主流。記者作為無冕之王，追求真理的光輝是理所應當的。但在追問真理的同時，也要反問自己的行為，是真地在追問真理，還是實現個人的慾望，或者僅僅被他人利用的愚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