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情書 ——杜牧與《張好好詩》

彼岸解讀錦瑟詩，風雨遮攔寄浮萍

焚香默坐揮毫趣，舉杯佯狂醉者名

春風不管秋月事，琵琶難安謫人心

菩提如夢亦如幻，古今晤對一紙情

——自題

杜牧《張好好詩帖》

唐朝，是個什麼概念？

一言以蔽之：一個盛產詩歌的帝國，距今一千年。

那麼多痴狂迂癲的詩人，那麼多元氣淋漓的傑作，那樣紛披多姿的書寫，考證一回消受一番，既是一種幸福，也是一種負擔，因為需要你賠上一筆沉重的嘆息和一場滂沱的眼淚，甚至，要透支你的前生來世。

毫無疑問，杜牧最好的詩是絕句，如《山行》、《泊秦淮》、《清明》、《江南春》等，但他的古風也不錯，其中一篇《張好好詩》，可與白居易的《琵琶行》對峙呼應，幾為姊妹篇。此詩不僅在內容上令人怦然心動，而且書寫形式別具一格。更讓人驚詫的是，杜牧的這件手跡，竟然鬼使神差地傳了下來，現藏於故宮博物院。

杜牧是個幸運兒。一生之中，政治上雖無很大的建樹，但世俗生活上，似乎不曾受過什麼痛苦折磨，比短命的王勃、李賀，顛沛流離的杜甫，遭殃的唐寅要快活得多。他出生豪門，祖父是杜佑，歷仕德宗、順宗、憲宗三朝的宰相。杜牧的取名，含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寓意。杜佑官崇位重，學涉古今，著有煌煌二百卷的《通典》，是現存最早的典章通史。自然，澤及到了孫輩杜牧，激勵他刻苦攻讀，手不釋卷，「一日讀十紙，一月讀一箱」。讀書一般都要走科舉仕途，其考試分明經、進士、制科三類。其中，又以進士科為重。考試前夕，杜牧還不忘尋歡作樂，他對傾心纏綿的一個妓女表忠心，不惜拔下一顆牙齒相贈留作信物。誰知，出了考場馬不停蹄地回來相見，那淺薄短視的女子另有新歡。他氣憤至極，要討還信物。女子笑吟吟地拉開抽屜，讓他自己去找。天哪，抽屜里全是參差不齊形狀各異的牙齒。他根本就認不出哪一顆才屬於自己的，只好悻悻然地走人。這件事，絕對是一出奇恥大辱，應該對他造成了強烈的傷害。從此在內心，他肯定對女人萌芽出仇恨。有了仇恨，就會去報復。而文人的報復，就是用功名去實施，拿才華當工具。不過，杜牧的報復並不徹底，因為他畢竟是有血肉的情種，一不小心，就性情畢露，在傷了別人的同時更害了自己，一輩子都在後悔自責。在這一點上，千年之後的郁達夫跟他頗為同病相憐，都是「曾因酒醉鞭名馬，惟恐情多累美人」的才子情種，只是郁達夫沒有他條件好，所以經常慨嘆「袋裡無錢，心頭多恨」。同時代的徐志摩，經常也因相同的毛病為錢犯愁。為情所困，在某種意義上，就得為錢奔命，愛情似乎有種鍍金的天性，所以，甲殼蟲樂隊有首名曲——《愛情有種一夜就變的惡習》。杜牧和郁達夫及徐志摩，對此定有切膚之痛。公元825年，杜牧26歲，作《阿房宮賦》，名播天下，引來太學博士吳武陵的激賞，交口讚譽，引薦於主考，於是內定杜牧為第五名。其情狀，正應了孟郊那首劫後餘生的《登科後詩》：「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開安花。」

甘典江臨董其昌《白雲生處》

其後，杜牧解褐入仕，被江西觀察史沈傳師聘為幕僚佐吏。江西觀察史治所為洪州，即王勃在《秋日登洪州府滕王閣餞別序》中所寫的「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後來，杜牧又隨沈傳師轉任宣州，公務之餘，隨情使性，好不自在快活。一天，他接到湖州刺史崔乙的來信，邀他去遊玩做客，那邊有的是好山好水好姑娘。杜牧大喜，請假而去。為了滿足杜牧，崔刺史竟要舉行一次水上游春活動，邀約全州少男少女，像在操辦一場盛大的情人節。可憐的是，杜牧竟看不上一個女子。正在懊喪之際，忽然發現一個小姑娘，年約十三。杜牧看迷了眼，竟許下訂金預約婚期，以十年為限，他回湖州迎娶，而女方，可以過時不候。悲哀的是，十四年後杜牧才回來踐約，而三年前，小姑娘已嫁他人，育有二子。杜牧心疼悲切，作詩自傷：「自是尋春去校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此情此景，與崔護《題都城南庄》的故事驚人地一致，人面桃花的典故表明：女人是經不起老的，青春是有季節的，愛情過時不候。極致的等待，也許還會送掉性命。比如，一直等到被水淹死的尾生。

唐代的官場蓄有官妓，供官員們迎來送往或解悶消愁。沈傳師的幕府有一歌妓，名喚張好好，始來時，才13歲，卻已色藝雙全。最垂涎於她的沈述師，即江西觀察史沈傳師的弟弟，時任朝廷集賢校理。也許是出於避諱忌諱，杜牧不好與之爭美，壓抑住了蠢蠢欲動。於是沈述師討得便宜，納張好好為妾。杜牧悵然不已，只好作詩自嘲自慰：「雲闊煙深樹，江澄水浴秋。美人何處在？明月滿山頭。」後，杜牧赴京成婚，與張好好傷別，又作詩相贈：「多情卻似總無情，唯覺樽前笑不成。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到了老家，杜牧聽從家裡安排，與一裴姓姑娘成婚，安置了一個倫理意義上的家。可以想像，這個裴姑娘實際上變成了無數個「她」的替身。

杜牧又被淮南節度史牛僧儒聘為幕佐，而沈氏兄弟也被徵召離開宣城。杜牧不得不與張好好作生離死別，又寫詩相贈：「娉娉裊裊十三餘，豆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

在揚州這種歌舞繁華之地，溫柔富貴之鄉，杜牧真是如魚得水。一有空閑，就外出追香逐艷，害得幕主牛僧儒不得不派人跟蹤保護，免得因爭風吃醋而遭不測，影響文化朝廷的聲譽，給詩歌帝國的臉上抹黑。杜牧如此的倜儻風流，也讓胡作非為的當代詩人五體投地，以一首佚名的現代詩為證：

「他喜歡豆蔻梢頭二月初/ 喜歡雛妓，這個鳥人/ 在揚州十年總結出這個經驗/ 津津樂道地到處說/ 在唐朝杜牧是個名人/ 妓女們都認識他/ 在花船上打招呼/ 知道這傢伙有兩下子/ 我就做不到這一點/ 我不敢告訴她們真名實姓/ 不敢留下蛛絲馬跡/ 杜牧肯定不會這樣/

此詩準確地描繪出了杜牧的放浪形骸，用語放蕩不羈，而又饒有興味，像一支粗獷的搖滾樂，把唐朝奔放自由的生命揮霍一空，同時，又對當代人的萎縮嗤之以鼻。

甘典江和他的書法

數年後，即大和八年（834），杜牧32歲，在古都洛陽任職。一天，在酒店重逢了曾經的夢中情人張好好。人還是那個人，美還是那份美，只是憔悴沉淪了。一交談，才知好好已被沈述師遺棄，無奈之下，又重操舊業以色事人。這一切，讓杜牧感慨萬分，咀嚼出千滋百味：那白樂天與素昧平生的琵琶女才苟且一個回合，尚要淚濕潯陽，自己重逢紅顏知己，又當如何？作為被存在的人，孤獨的生活和凄涼的心境，文人和女人是多麼地類似啊，都是淪落天涯之客，真是命運無常，悲欣交集。還是寫一首詩吧，為了忘卻的記念。

《張好好詩並序》：牧大和三年，佐故吏部沈公江西幕。好好年十三，始以善歌舞來樂籍中。後一歲，公鎮宣城，復置好好於宣城籍中。後二歲，為沈著作述師，以雙鬟納之。又二歲，余於洛陽東城，重睹好好，感舊傷懷，故題詩贈之。君為豫章姝，十三才有餘。翠茁鳳生尾，丹瞼蓮含跗。高閣倚天半，晴江連碧虛。此地試君唱，特使華筵鋪。主公顧四座，始訝未踟躕。吳娃起引贊，低徊映長裾。雙鬟可高下，才過青羅襦。盼盼下垂袖，一聲離鳳呼。繁弦迸關紐，塞管引圓蘆。眾音不能逐，裊裊穿雲衢。主公再三嘆，謂言天下殊。贈之天馬錦，副以水犀梳。龍沙看秋浪，明月游東湖。自此每相見，三日已為疏。玉質隨月滿，艷態逐春舒。絳唇漸輕巧，雲步轉虛徐。旌旆忽東下，笙歌隨舳艫。霜凋小謝樓（樹），沙暖句溪蒲。身外任塵土，樽前極歡娛。飄然集仙客，諷賦欺相如。聘之碧玉佩，載以紫雲車。洞閉水聲遠，月高蟾影孤。爾來未幾歲，散盡高陽徒。洛城重相見，綽綽為當壚。怪我苦何事，少年生白須？朋游今在否？落拓更能無？門館慟哭後，水雲秋景初。斜日掛衰柳，涼風生座隅。灑盡滿（墨跡此三字脫落）襟淚，短章聊一書（墨跡後三字脫落）。

甘典江臨《蘭亭集序》局部

抒發自己的內心，有感而發，是一切藝術的出發點。王羲之《蘭亭集序》的經典意義，不僅在於書法上流麗妍美的獨創，也在於其文學內容的原創，更在於文學內容與書寫形式的完美統一。有什麼樣的內容，就會生髮出什麼樣的形式，反之亦然。後現代主義認為，不是內容決定形式，而是形式主宰內容。也可以說，內容就是形式，形式等於內容。

還是先來分析一下《張好好詩》的書法文本內涵吧，再延及到文學意味。

唐代書法的成就，主要體現在楷書和草書（行書仍有一個經典的代表顏真卿）兩方面，前者有顏真卿、歐陽詢、柳公權，後者有張旭、懷素。唐代整個社會對藝術的狂熱追逐，使詩歌與書法極為濫殤。每個讀書人都通此二道，只是有的人無意於書法，或為詩名所掩，不大為人所知罷了。杜牧該詩卷用麻紙硬黃本，行書，46行，322字，縱28．2厘米，橫162厘米，書用硬筆，筆法勁健，頗多叉筆。《宣和書譜》評其：「作行草氣格雄健，與其文章相表裡。大抵書法至唐，自歐虞柳薛振起衰陋，故一時詞人墨客落筆便有佳處，況如杜牧等輩耶？」董其昌《容台集》云：「樊川此書，深得六朝人風韻，余所見顏柳以後若溫飛卿與牧之，亦名家也。」另一明人顧復《平生壯觀》云：「牧之詩詞，紙墨頗佳，書欲成舞。」與唐人行筆流暢的時尚不同，杜牧的筆法相當凝重，澀行遲滯，欲行又止，線條和結體均遺篆籀筆意，古意盎然，意趣橫生。當代書畫大師陸儼少，與杜牧的書法暗合，風神一體，應當有傳承相遞。當然陸儼少又間以山水畫之大開大合，章法更奇肆，節奏更動蕩突兀，善用水法墨法，他的書法成就了山水畫的暢神寫意，而其畫又提升了其書法的氣韻，是典範的結合，似乎使他成為了中國書法和山水畫最後一個傳統大師，是古典的終結者。在我心中，他比林散之和啟功更有意味。他的傑出，再次印證了書法是「業餘」的藝術，必須無意仍佳，所謂的專業書法家，只是虛佞無知。魏晉以降，優秀的書法文本，幾乎都是文人所為，並且是在主業之外的餘事。

白居易也是一個善書之人。《宣和書譜》云：「大抵唐人作字無有不工者，如白居易以文章名世，至於字畫不失書家法度，作行書妙處，與時名流相後先。蓋胸中淵著，流出筆下便過人數等，觀之者亦想見其風概雲。」課本上，白居易總是一副憂國憂民的樣子，其實只是他的一面（當然是主要的），他的私人生活，同樣精彩紛呈。有人說：風流艷情的深淺是一個文人生命力的體現。肉慾與意淫，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都是生命的萌動與彰顯。在精神分析學家弗洛伊德看來，人的所作所為，都不過是「性」的驅動與折射。政治經濟文化莫不如此，而文學藝術尤為濃烈。承認也罷，不承認也罷，理性與潛意識都制約束縛著人，由你不得。所以又有這種戲謔：「天下百分之九十九的男人都好色，還有百分之一那個是假正經。」需要明確的是，好色並不確指好淫，一個人懂得欣賞美髮現美讚頌美，是一種人性的需要，是一種生活的情調與品味，是激情燃燒的見證。孔子云：「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戴震說：「君子不貴無欲」，意思是，無欲之人，或是行屍走肉，或是偽君子。白居易們的多愁善感，與熱愛女人的天賦與義務是分不開的。他與琵琶女的共鳴，決非偶然，也是一種宿命。可惜的是，他的墨跡沒有流傳下來，否則是書法史上的又一絕唱。

考察中國文人書法史，就會發現一個現象：傑作總是產生於作者書寫自己的詩文。如王羲之書《蘭亭集序》，顏真卿書《祭侄稿》，蘇東坡書《黃州寒食詩》，現當代書法家，罕有其例，即使能作，多是不堪入目的打油體。作家郁達夫古體詩寫得那麼痴，惜其不攻書法。奇異的是，書法大家，都視書法為閒情逸緻的餘事，羲之東坡皆如此。智永懷素以書法為業，卻荒廢了經卷，算不上一個好和尚，只能算一個披僧衣的寫字匠罷了。他倆的字，無論技藝如何的精湛，又怎能與抒懷散抱的羲之東坡相比呢？傅山說：「人奇字自古」，便是這層意思。清代的趙之謙，當代的林散之，一個焦慮地要博取功名，一個苦吟忘情詩，都以純作寫字的書奴為恥。即使是愛書法入癖，也強調要寫自家的字。歐陽修《筆說》云：「學書當自成一家一體，其模仿他人，謂之奴書。」劉熙載《藝概》云：「人品不高，用墨無法。」蘇東坡談到褚遂良的字時，慨嘆：「古之人論者，兼論其生平，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這些，都指出了書法藝術要染上強烈的人文精神色彩。很難設想，一個平庸甚至糟糕之人，其作品會有多大的欣賞意味，有什麼值得收藏的必要。在這個意義上，杜牧的書法，自然就因人的精彩而身價百倍了。要我來說，其《張好好詩》就是唐朝風韻的紙上傳奇。

甘典江作品《永恆的微笑》

人生的悲哀，有一種是：站在你面前，你卻不知道我愛你。杜牧對張好好的感覺感受，與李商隱的《錦瑟》應該是同一玄機。

流連唐詩二三十年，我所關注的焦點，集中在李白杜甫白居易這等大家身上去了。直到現在，才深掘出李商隱和杜牧之輩，慚愧目力之限。在對杜牧史事的清理之中，一個小故事頗有意味。講的是，在中榜之後授官之前，杜牧與朋友去長安城南的文公寺游賞，問及世事，禪師渾然不知，也不識眼前這個大名鼎鼎的杜氏才子。待人吹噓一通之後，禪師卻道：「老衲如浮雲遮日，皆不知也。」

以杜牧之慧，應該有所覺悟，他題壁一首：「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在他百年之前的王維，以禪誦為事，以佛入詩，「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銷」。其詩作，都是詩化了的偈子。杜牧縱情詩酒過甚，未必能心儀仰之。他連去春山採茶，也要攜妓隨行，浮世情懷，正是寫詩的不竭動力，他斷言：「行樂及時時已晚，對酒當歌歌不成。高人以飲為忙事，浮世除詩盡強名。」李白在《東山吟》中嘆息：「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古墳荒草寒」，居然面對美色生出終極的悲涼來，真是大手筆。世人只知李白的豪情，卻不知在這張鏤空的屏風背面躲藏著焦慮的陰影，叩問之下，人，不過是過客而已。所以，賈寶玉的覺悟，可以從黛玉葬花那裡算起，他聽到黛玉的「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等句子，「不覺慟倒山坡之上，懷裡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試想林黛玉的花顏月貌，將來亦到無可尋覓之時，寧不心碎腸斷。」又推之於他人及自己，至於萬物，又安在哉？由是觀之，這個世界，豈不是「色空」二字？學佛禮法，藉助兩部典籍即可入門，即《心經》和《金剛經》，前一部的要旨是「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後一部的要義是「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東方人的思辯和求索，點到佛法為止。偉大的文學，最終都要指向這裡。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說，佛經是最偉大的文學，意義即在此。人生世俗價值的高下，也許，就是對待生命本身的態度：有意義，就相信她善待她；沒有意義，就創造意義；至少，要去尋找一番，哪怕尋找得死去活來，哪怕意義已經千瘡百孔。

這一切，正應了普希金的一句詩：

「女人的美，迷住了我的靈魂」。

普希金們這樣寫，也這樣做了。

在他們之後，是沉默的大多數。

2010-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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