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潮流下全球秩序重組與中國擔當

(全文引自 朱雲漢 逆全球化潮流下全球秩序重組與中國擔當 )

一

這幾年，尤其從去年開始，很多全球的評論家都很擔心，說我們世界經濟體系是不是正在進入「逆全球化」時代，當然也有人用「後全球化」時代。我認為我們現在並沒有進入逆全球化時代，但的確，全球經濟面臨逆全球化浪潮的襲擊。這個挑戰對全球經濟體系、乃至於全球秩序，會帶來什麼樣的衝擊？有沒有可能克服或突破？這是我今天演講的重點。

今天，此時此刻的全球社會，是由無數多的國家間、政府間、企業和政府，企業間的協議，各種法律安排、規範交織、疊加在一起的。這些嚴密疊加的多邊體制和所對接的國內治理體制和法律安排，建立了高度依存和高度融合的全球經濟體系、治理機制、國際秩序。

但這個秩序並非所有人公平享用。應該說，全世界還有很多人沒有機會被納入這樣的全球連接網路，這也就意味著，他們很難分享經濟全球化的果實。比如這張圖，全世界所有不同的運輸和傳輸網路密度的非常戲劇化的顯現。

白色是航空網路，航空網路最密集的還是集中在三個地區，一是美國，二是西歐，三是東亞，零零星星還有澳大利亞西岸。看整個非洲，這張圖上幾乎顯現不出來它的航空網路，因為非洲廣大的大陸上沒有覆蓋密度很高的區域航空網。雖然很多社會精英、跨國精英充分享受了今天說明高度有序的全球社會和全球經濟，但它的受益面非常非常不均衡。

也就是說，今天地球上人類生存狀態仍舊存在巨大落差，儘管過去30多年，全世界在經濟發展方面或者在消除貧窮方面取得很大的進展，但是直到今天為止，我們生活在中國的各位朋友很難想像——

還有13億人無電可用；7.7億人沒有清潔的水飲用；25億人沒有起碼的現代衛生設備，這些人遍布在非洲，在印度也是比比皆是；有28億人還是用固體燃料帶進行烹調，也就是沒有瓦斯或者電，必須要用木材或者木炭或者煤（當然這對健康、空氣各方面都是非常大的傷害）；還有10億人居住在24小時可以通車的公路兩個公里以外距離的地方……

用這個標準來看，即使在中國的甘肅，最貧窮最貧困的縣和村落處於這個狀態的都非常非常少。因為全面建成小康，扶貧計劃把電要通往每一村每一戶，光纖網也要通到每一家每一戶，供水更不用說，這是巨大的落差。

所以我們不禁要問，戰後到現在這段美國和西方國家主導的這個秩序建構，是否還能持續？現有的全球秩序的物質基礎和合法性基礎是否鞏固？它的理念、制度安排是否有缺陷，是否能回應全球經濟、社會、政治格局出現的深刻變化？或者簡單來說，這個秩序下面所形成的利益和風險分配格局是否合理，是否公平？

如果這些答案是否定的，那麼就意味著，這一秩序的合法性基礎是不可能非常牢固的。

二

我們的確要很客觀和很冷靜地說，當前全球經濟、全球化，的確面對著相當嚴峻的、撕裂它的力量。所以，它有可能崩解，至少有這樣一種跡象。簡單來說，有6個重要對它可能帶來威脅和撞擊的來源。

第一，傳統核心國家（歐洲、美國、西方國家）內部社會矛盾積累已經達到了臨界點，包括分配衝突、世代衝突，族群、宗教和價值觀衝突，它以不同形式表現出來對這個體制的不滿或衝撞；貿易保護主義、排外主義、反全球化、反精英主義、政治兩極化以及導致的民主失靈。這是非常尖銳的挑戰；

第二，大國間的戰略博弈與地緣政治衝突。這始終不可能完全超越，也不可能完全擺脫；

第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不僅限制於大國博弈，也包括國際社會裡少數國家，他們希望擁有毀滅性武器作為自保的手段，但這可能會帶來一種隱含的，潛在的巨大風險；

第四，現存的全球經濟結構嚴重失衡，這個失衡是讓它危機的體現，2008年、2009年的全球金融海嘯，而且我們還沒有完全走出這個危機。全球金融系統性風險還是持續存在的隱憂，並沒有完全被消除；

第五，我們也面臨著對人類生存構成巨大威脅的氣候變遷與地球生態危機。我們經常聽到一些令人擔憂的預測，海平面的上升，多少海里地區被淹沒，幾億人的生存受到威脅，水的供應變成未來一個社會裡或者國家與國家之間衝突的導火線，這些都是與氣候變遷有關；

第六，全球範圍的文明與宗教衝突。

儘管我列舉了這麼多裂解的危機，但我初步的結論是，風險在上升，但整體可控。我認為，全球社會，現有的體系內的融合力量，各種不同的機制對裂解力量仍構成強大的約束，雖然裂解的力量那種隱憂、地雷效應無所不在，但除非出現非常意外的情況，否則它不應該造成現有全球秩序，尤其是經濟全球化很瞬間的崩解。

那麼，什麼才是真正的、立即存在的威脅？

三

是在今天新自由經濟秩序下，導致歐洲和美國內部社會矛盾的積累已經到了沸騰的狀態。這帶來的危險是非常明確的。以至於哈佛大學Joseph Nye（「軟實力」的提出者）很擔心，70年代美國和西方所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可能會面對無以為繼、無法持續的危險，尤其是因為特朗普的當選。

特朗普反映了美國、歐洲社會更深層次的矛盾。1980年代後期所謂新自由主義帶來的經濟秩序的重組，的確在這些社會裡造成的嚴重貧富差距和全球範圍財富和生產活動的大挪移。

這是很鮮明的統計圖表。1988年—2008年全球化發展高峰時期，把全世界六十幾億人排在一個表上，從最低的前1%和收入最高的前1%，這些不同群體在這些年裡，扣除通貨膨脹之後的收入所得到底出現的變化。可以看的很清楚，這20年里，有一群人完全沒有分享到這個時期的全球化或者求增長的果實；在70%-85%最慘，因為他們20年里收入所得的增加連10%都不到。這些人大部分在歐洲、美國、日本，還有部分在台灣，薪資原地踏步。

而過去收入在最低的25%，一直到前60%這群人增加非常客觀，有些甚至倍增。這些多半是在中國大陸，有一部分，在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在美國，還有一群人，收入最高的前1%的那群人，他們的財富和收入也是倍增。他們是全球化帶來的戲劇化的所得和財富再分配。

可以說，特朗普的當選、脫歐的公投，就反映了這個深層次的矛盾。當然，還夾雜著其他的東西，比如價值衝突、道德觀念衝突、宗教和種族主義，但為什麼會產生這麼大反全球化群體，支持保護主義，支持排外主義，反對區域或全球經濟一體化？經濟兩極劃分是最根本的原因。

歐洲問題實際比美國還要嚴重，產業競爭力衰退，經濟成長引擎熄火，勞動人口下降，人口老化，不管是家庭債務、還是政府債務負擔非常沉重。穆斯林新移民帶來社會融合難題，總體來講，民主治理失靈、財政資源枯竭，福利國家社會實力正在面臨階梯。數字說明剛才的現象，尤其年輕人失業問題非常嚴峻，而且短期內很難想像可以有所改善。你可以這樣想，一個年輕人20歲大學畢業找不到正式的工作，而且直到30歲還是這樣子，這些人會不會變憤青？這是非常非常嚴峻的問題。

也就是說，逆全球化浪潮源於傳統核心國家，因為他們出現了嚴峻的政治與經濟危機；但它的解藥不太可能來自西方，因為今天西方集團的思維、制度創新能力太低，甚至可以說它陷在自己的窠臼里跳不出來，還深信自己的主流價值觀，有時候把它推到普世價值。它的社會利益結構非常僵化，很難調整，很難妥協；它的代論民主體制持續出現職能的失靈和衰敗，它過去所建構的，不管是全球範圍或區域範圍多邊體制與治理機制本身的功能在不斷弱化，能夠維持現狀就不錯了，更不要講進一步的創新或改革，讓它適應新的全球政治經濟格局。

四

聽起來很悲觀。但我的結論是，完全不需要悲觀。

因為在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秩序以及維護全球治理機制的意願與能力明顯弱化的同時，傳統核心國家的重要性在全球經濟體系里快速下降，歐美過去領導角色的真空，將很有可能以中國為首的大型新興市場國家填補。過去人家說不可能，天塌下來我們也沒這個能力撐起來，但你不撐也不行，中國和大型新興市場國家也發展到了這樣一個階段，它開始意識到，自己必須回歸到承擔全球治理責任的角色。

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國家，正在開始建構新的經濟一體化和全球社會融合的機制，而且發掘全球經濟、世界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巨大潛力，也正在為新一輪全球化注入新的動力。不要擔心，拉開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來自中國和主要新興市場國家，歐洲在裡面扮演的角色越來越小，當然，美國還有一定作用，但也很小，大部分都是新興市場國家、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全世界經濟重心又開始重新回到亞洲。

普華永道的最新報告推算，2016年-2050年，中國和印度會成為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經濟體，未來的世界基本上是「七大新興市場國家」，而不是傳統的G8或G7，以前我們聽過的G7，到2050年只剩美國和日本還會在G7里，連德國都排不進去，會掉到第九。其實也不奇怪，德國人口也不過相當於中國的山東而已，雖然它工業製造能力很強。

目前來看，南非並不是經濟強國，巴西的經濟體有很多自己的問題，而未來新興國家的七大經濟體，包括土耳其、愛吉利亞、墨西哥，這些國家並不在金磚五國框架里；但在全球安全議題、戰略議題上，BIRCS是不可取代的，畢竟中國是大國、常任理事國。金磚五國不應該只關注五國的問題，而是代表所有的新興市場國家、欠發達國家針對全球所有的重大議題發聲，不管是安全領域的、金融領域的還是貿易領域的，扮演領頭羊和代言人。如果金磚五國能提升到這樣的視野的話，還是可以發揮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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