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大燜鍋：APSR 反革命的政治學分析

04-28

圖片來源：https://www.newyorker.com/

《紐約客》最新一期雜誌封面，這是該雜誌第一次嘗試使用音樂鏈接封面。封面設計為來自倫敦的卡通畫家Tom Gauld

「People often talk of how noisy big cities are, but they usually mean unpleasant, disturbing noises, I wanted this image to be about some of the nicer sounds you hear, especially in the springtime." by Tom Gauld

校園裡有人讀海子的詩了

我靠，春天真來了...

論文鏈接：Crafting Counterrevolution: How Reactionaries Learned to Combat Change in 1848

這是論文大燜鍋的一篇推送

歷史上的革命經常出現如下的模式：革命者初時來勢洶洶，讓統治者膽戰心驚。但是即便革命者擁有先發優勢，當革命的聲浪逐漸退去之後，統治者總能進行「反革命」，重新把政權牢牢地把握在手裡。從1848年歐洲革命 (Spring of Nations) 到剛過去不久的阿拉伯之春 (Arab Spring) 運動，許多革命都逃脫不了上面所說的命運。傳統的社會科學研究都忽視了統治者的「反革命」行為，最近的「反革命」研究也只把目光聚焦在顏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等運動上。Kurt Weyland在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發表的論文「Crafting Counterrevolution: How Reactionaries Learned to Combat Change in 1848」將視野拉到更遠的1848年歐洲革命，分析了上述模式背後的原因——統治者會從革命中學習，並將自己得到的信息進行理性處理做出反擊；但是革命者往往非常衝動，被一種過度樂觀的錯誤信念控制，未能認清局勢。因此，一旦革命局勢稍稍冷卻下來，統治者很快便能做出成功的回應，扼殺革命。

文章所研究的對象是1848年歐洲的民族之春運動，這是歐洲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革命。它成功推翻了法國國王路易·菲利普，進而鼓動整個歐洲掀起了革命浪潮。然而如此浩大的革命最終並沒有使得多少歐洲國家走上共和之路，最終以失敗告終。除了規模巨大之外，作者選擇這次革命作為研究對象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資料的可獲得性。當時大量的歷史資料都被妥善地保存了下來，更有很多統治階級重要人物的私人日記和信件在他們死後出版，這些都為研究提供了客觀的資料。

根據史實，作者先對革命前期進行了闡釋。文章發現，革命「海嘯」式地席捲開來，統治者和官僚們都十分害怕法國國王的悲劇會發生在自己身上——俾斯麥甚至還在公開場合大哭起來。這一階段，統治者嘗試鎮壓革命，甚至妥協退讓。革命後期是文章重點關注所在，即君主的反革命階段。作者發現，反革命舉措是有明確目標和系統性規劃的，不像革命那樣劇烈而迅速。反革命速度相當緩慢，而且更有選擇性，不同國家依照自己的國情，選擇了不同的時機進行反革命。

統治者在革命前期和後期有著明顯區別，而這種差別導致了他們能夠取得勝利。在前期，統治者和革命者都對革命有著錯誤的認識，革命者認為自己能在自己的國家輕鬆地重演法國二月革命；而統治者看到法國國王的慘案，則害怕革命者能夠輕易地推翻自己。因此前期的革命和反革命都是相當混亂的，革命者和統治者兩者都沒能有效地處理信息，做出的決定都是草率荒唐的。做出這種輕率決策的背後原因是認知啟發 (cognitive heuristics)：我們感知事物時，不一定會仔細分析所有的信息，而是可能去分析那些最明顯、最有必要的信息。在革命的高潮，時間壓力、不確定性甚至性命的威脅都使得雙方做出了錯誤感知。但是革命後期，反革命的君主們成功地分析了最相關且有用的信息，做出了理性決策。比如說，柏林的統治者們對法國發生的不是很感興趣，但是對維也納的革命很重視，因為兩國更加相似，他們更可能從維也納的革命中學到反革命的方法。除了相似國家的革命經驗，本國內部的機會和約束更為重要，這也是為什麼不同國家的反革命選擇了不同的時間。

作者又進一步探究了為什麼統治者們可以在革命後期做出理性決策，而革命者卻不能。現有的理論文獻認為不同人「理性的邊界」在危急情況下會有不同，結合研究對象，文章認為君主的個人專門知識和集體組織 (individual expertise and collective organization) 兩點使得他們比起革命者來說，擁有了「更寬廣的理性」。君主和統治階級都受過良好的教育，這是革命者所沒有的。此外，國家擁有一套完備的組織，眾人的智慧能夠彌補少數人的短見。

最後，作者排除了一些其他的可能因素，如武力、革命的領導組織制度等。作者認為這些因素也有一些作用，但是並不能夠保證一次成功的反革命，真正使得統治者反革命成功的還是他們的專業知識和集體組織。作者認為這篇文章能夠推廣到更多的政治革命中，比如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此外，本文對擴散作用 (diffusion effects)、心理學和認知學 (cognitive-psychological)以及學習 (learning)和理性邊界 (bounds of rationality) 的文獻做了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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