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過去到現在：克勞利和他的《征服者：葡萄牙帝國的崛起》

為什麼是葡萄牙人？

此事恐怕並不是偶然，當羅傑·克勞利（Roger Crowly）撰寫自己新書《征服者：葡萄牙帝國的崛起》時，並沒有在開頭就單刀直入地從葡萄牙這個主題入手，而是宕開一筆，將自己的注意力閑庭信步般地放在了彼時萬里之遙的地球另一端。在正文第一頁，作者寫道：「1414年9月20日，中國土地上出現的第一頭長頸鹿正在接近北京的皇宮。……它是世界航海史上最怪異也最壯觀的遠航之一帶回的稀罕戰利品。15世紀初的三十年里，建立不久的明朝的永樂皇帝派遣了一系列龐大的艦隊，跨越西方的大洋，以彰顯天朝國威。……星槎的遠航是非暴力手段，目標是向印度和東非的沿海國家彰顯中國的強大實力。」

（鄭和下西洋）

這種對比並不奇怪。無論是從大航海歷史，甚至從全球史的角度的來看，任何想要涉及地理大發現的書籍，都不可能忽略中國「鄭和下西洋」的嘗試，也都繞不開那個被反覆提出的經典問題：為什麼是西方人，而不是時間更早，技術更成熟的中國人實現了具有歷史一樣上的大發現？說中國人的技術更先進這一點也不誇張，克勞利就在書中指出，西方大航海的先鋒，葡萄牙人使用的船隻和鄭和使用的寶船（當時術語是「星槎」）比起來是如此可憐兮兮，甚至一艘星槎就可以裝下達·伽瑪整隻艦隊——連人帶船都算在內。

這種懸殊的對比更像是當時中葡兩國國力的對比，永樂年間的明朝正是中國封建時代最後的幾次高潮之一，而當鄭和將長頸鹿以及其他各種西洋珍寶源源不斷地送回北京的那年，葡萄牙才剛剛攻陷休達，第一次發現世界上居然還有如此富裕的地方：「他們洗劫了據說有兩萬四千名商人經營的商鋪，橫衝直撞地闖入富商那鋪著華麗地毯的豪宅，奔入擁有美麗穹頂和鋪設地磚的地下蓄水池。」這些窮瘋了的搶劫者闖入這座非洲的商業城市，發現「與休達的房屋相比，我們的可憐房子簡直像豬圈。」出現在歐亞大陸兩端，同樣瀕臨大洋的兩個國家，竟然是如此不同：一個是富裕繁榮的天朝，而另一個只是貧窮的邊緣國家，甚至就算是在地中海國家中，葡萄牙也顯得特別窮困和落後。按克勞利的說法，葡萄牙的海岸是「怪石嶙峋的海岬，俯瞰著大西洋」，在這裡「伊比利亞半島邊緣的居民從海岸線舉目遠眺，注視那虛空。天氣惡劣時，卷浪長永，以令人膽寒的猛烈氣勢錘擊峭壁。」由於身處地中海的邊緣，文藝復興的外圍，這個小國只能艷羨地看著威尼斯、熱那亞這些城市坐擁敵國的財富，而自己卻無能為力。

而這正是克勞利想表達的觀點之一，也就是他想回答的全書開頭的那個最大問題：為什麼中國人的下西洋只能逐漸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之中，而葡萄牙人卻向太陽西沉的未知黑色大洋，前仆後繼地出發，幾十年如一日從不停息？答案就是這種貧窮和富裕的極端對比。克勞利認為，正是這種極度的貧困，使得葡萄牙擁有充分的願望和動力去探索新世界，反正他們都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了；而與此同時，萬物富足的中國則把遠航看成是代價高昂的登月行動，雖然振奮人心，但是只要沒有競爭或者其他動力的推動，就立馬會束之高閣。

（大航海也意味著征服和掠奪）

正是貧困，迫使葡萄牙這個被富裕地中海貿易和文藝復興拋棄的大西洋孤兒「憤而出走」，通過浩瀚的大洋，找到了好望角。正是這個貧窮的西歐效果，第一次闖入了亞洲，找到了香料發源地和傳說的黃金之國，破天荒地將歐亞大陸的兩端從海路上連接在了一起，深刻而持久地改變了整個世界的走向。「這是一部範圍廣泛的史詩，涉及航海、貿易，以及技術、金錢與十字軍聖戰、政治外交與間諜活動、海戰與海難、忍耐、蠻勇和極端暴力。」正如克勞利所說，這是震撼人心的三十年，是值得人類再三審視的一段傳奇歷史，而這也正是這本書的主題。

（哥倫布發現美洲）

在《征服者》中，克勞利依賴書信與目擊者證詞來敘述蕞爾小國葡萄牙飛速而驚心動魄的崛起，展現了葡萄牙帝國全副的光輝燦爛和兇狠殘酷，將雄心勃勃而狂熱奮進的阿維斯王朝的人物們描摹得栩栩如生。「幸運的」曼努埃爾一世國王、「完美君王」若昂二世、四處劫掠的總督阿方索·德·阿爾布開克，海油探險家瓦斯科·達伽馬，這些人物將他們個人的野心和帝國的目標結合在一起，為了追尋全球的財富而冒險。而在葡萄牙崛起的故事，還有一個重要的核心，那就是出於宗教的野心，它努力要消滅伊斯蘭文化，在印度洋建立一個基督教帝國。為了尋找神話中的基督教君主祭司王約翰。正是在這些動機的刺激下，葡萄牙探險家深入非洲腹地，還殘酷無情地攻列印度的港口城市，力圖壟斷貿易，最終成就一個帝國奇蹟。

克勞利與他的歷史著作

自從《地中海三部曲》（《1453》、《海洋帝國》、《財富之城》）成為暢銷書之後，羅傑·克勞利這位著名的通俗歷史作家早已是聲名鵲起。只是很少人能將眼前這位瘦瘦小小的白髮英國老人和想像中的勤勉的學者作家聯繫起來。事實上，出現在中國讀者面前的克勞利看上更像是位普通老人——事實上他也正是在退休之後才開始從事寫作的。但也正是這位老者，每天筆耕不輟，一口氣寫出了足足四本歷史方面的大部頭，而且還謙虛地告訴讀者說自己每天其實很懶，每天只工作四小時而已。

「我是為了自己的興趣而寫作。」當被問到為什麼能長期保持寫作激情的時候，克勞利如是表示道。從很早開始，他就一直對地中海時代的貿易和文化感到興趣，這也正是他創作《地中海三部曲》的契機之一，而這本《征服者：葡萄牙帝國的崛起》一方面在邏輯上是《地中海三部曲》的繼續，另一方面的契機則是因為讀者來信：有讀者給他來信詢問他為什麼不寫寫葡萄牙？這一下激發了他的靈感，因為作為一名喜歡歷史的英國人，他天生就對和英國在歷史上有一定關係的葡萄牙感興趣。正是這兩方面的因素，激發了克勞利新的寫作慾望，又再度創作出了這部新作。在問到接下來的創作目標的時候，克勞利一邊哈哈大笑表示自己已經很疲倦了，一邊卻又激情滿懷地告訴了大家，接下來的目標就是西班牙，因為他對處於阿拉伯統治下的西班牙和西班牙帝國的崛起有著極大興趣。

作為一個學者和暢銷的歷史作家，克勞利始終對歷史上的巧合和必然充滿興趣。在他看來，大航海起源在西方而不是東方，是一個必然事件。因為相比較而言，雖然觀念和技術都是東方較為先進，但是歸根到底，東方的明帝國什麼也不需要（「或許只有光榮」），但是葡萄牙則是什麼都需要，無論是宗教還是更為實際的經濟因素，都迫使他們走出來。但在克勞利看來，先鋒居然是葡萄牙這個小國則是非常特別的（在這裡他用了」Extraordinary」這個詞），而且葡萄牙是世界上第一個嘗試控制印度洋到大西洋上所有商業據點，並且成功建立了帝國的先例。而葡萄牙的征服對東西方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雖然這種影響當時沒有對中國產生影響，但是卻輾轉發揮了作用：葡萄牙人的來到對日本影響巨大（基督教傳入、火繩槍傳入），而這種影響經過了漫長的發酵，最終還是促使了日本率先轉向西方，從而影響了中國乃至整個東亞的歷史。正是這種緩慢、但是堅定的影響，成為葡萄牙一系列的征服對世界歷史進程所帶來的意義。

過去歷史對當下能提供什麼借鑒意義？克勞利認為，大航海時代所發生的一切，對眼下發生的全球化危機有著深刻的參考意義。在克勞利看來，眼下全球化過程顯而易見地是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特別是現代資本力量的加強，使得國家在經濟力量的控制上產生了問題，在實際上削弱了國家政府的控制力，唐納德·特朗普的當選和英國脫歐就鮮明地印證了這一點。而在這種背景下回顧全球化的肇始，大航海和地理大發現，也許將會給我們帶來另外一種不一樣感受。也許，這就是克勞利的新書給讀者帶來的意義。

（原文刊載於《國家人文歷史》201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