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tty Genovese事件與旁觀者效應

事件的經過

Kitty Genovese事件相信大家並不陌生。據當時的《紐約時報》報道，1964年3月13日，28歲的Kitty Genovese在她經營的曼哈頓的酒吧營業結束後便返回公寓，在她下車朝公寓走去時遭遇歹徒襲擊，她尖叫著喊救命，這期間長達半小時。在整個過程中有38個人目睹了這一行為，但是最終只有一個人報了警。但不幸的是，KittyGenovese在被送去醫院的途中就死去了。試想如果有一人能夠伸出援手，那麼Kitty Genovese就能夠幸免於難。但事實是沒有人去努力阻止這一悲劇的發生。這讓當時的人們感到震驚，就連現在第一次聽到這一事件的經過時也會不禁驚訝。

這一悲劇也引起了心理學家的注意，它激發了心理學家對旁觀者現象的研究。其中心理學家BibbLatané和John Darley開始提出並驗證他們的理論，即人們的社會責任感在團體中被稀釋 - 旁觀者效應。

那麼什麼是旁觀者效應呢？

旁觀者效應是一種社會心理學現象，它是指當有兩個及以上的人在場時，個體會傾向於不對受害者提供幫助，而且在場的人越多，人們會越傾向於不提供幫助。

BibbLatané和John Darley的研究中有一個典型的實驗，在實驗中，參與者被分作獨自一人或處於群體之中。實驗設置一個可以分級的緊急情況，研究者觀察參與者提供幫助的參與者數量以及參與者的反應時間。結果表明，當其他人在場時，提供幫助的參與者占的人數百分比減小。例如，BibbLatané和Judith Rodin（1969）在一個遇難的女人身上進行了一次實驗。70％的人單獨打電話或去幫助這個女人，他們認為她已經墮落和受傷，但是當有其他人在房間里只有40％提供幫助。

影響旁觀者效應的變數

s 責任擴散

研究結果表明，在緊急情況下，當人們相信周圍有其他人時，他們不太可能提供幫助，或者更慢地去幫助受害者，因為他們認為有人會承擔責任。人們可能也不想在那種情況下承擔責任。他們可以假設其他旁觀者更有資格幫助，例如醫生或警官，而他們的干預是不需要的。他們也可能害怕被更合適的幫助者取代，自己就提供了不必要的援助，或面臨因提供可能導致危險的援助的法律後果。

s 緊急情況與非緊急情況

事件的緊急情況會影響人們的反應以及影響人們對是否提供幫助的判斷。一般旁觀者效應研究主要是在非危險的非暴力緊急情況下進行的。一項研究（2006）在緊急情況下測試了旁觀者效應，看看是否會得到與非緊急情況下的研究中相同的結果。結果表明，在潛在危險較低的情況下，當該人單獨時比當他們在另一人周圍時給予明顯更多的幫助。然而，在具有高潛在危險的情況下，單獨面對緊急情況或在另一人面前的參與者同樣可能幫助受害者。這表明在更嚴重的情況下，人們更有可能將這種情況解釋為需要幫助的情況，並且更有可能干預。

s 模糊性

如果旁觀者對受害者的情況了解的不多，也不清楚受害者是否需要幫助，這時旁觀者的反應時間增加，而且會更不容易去提供幫助。相反模糊性很低的情況下旁觀者會更傾向於提供幫助。

s 凝聚力和群體關係

當旁觀者與受害者為同一團體的成員，而且群體的凝聚力很強時，旁觀者更加傾向於提供幫助。還有，當受害者的身份與旁觀者的身份相似時，旁觀者有更大的可能性提供幫助。反之則會減少幫助的可能性。

另外，旁觀者是否介入幫助可能與他們對緊急情況發生的環境的熟悉有關。文化差異也可以影響旁觀者效應，比如東西方對待陌生人的態度的差異。

旁觀者效應的挑戰

下面，我們重新去審視那個引發心理學家思考的悲劇。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去尋證到底有沒有38人目睹了這一悲劇，發現事實並不是如此，。在Genovese案件審理之後，地區助理檢察官Charles Skoller 說到「我們只發現了大約六個（見證人）看到發生了什麼，我們可以使用。「這說明38人里有很多因為模糊性很高，他們可能只是看了一眼，並沒有重視。而且事實上，沒有一個證人報告實際看到了刺傷。而新聞報道卻說，居民們只是俯瞰這一事件，沒有一個居民對犯罪進行干預，事實上，一個證人對他喊話後，謀殺犯感到壓力被迫放棄第一次襲擊。這導致實際的謀殺發生在附近的建築物內，在案件審判過程中也證明了沒有一個的證人可以看到。

最近，Peter Fischer和同事重新審視了這一現象，得出了更令人鼓舞的結論，即如果人們認為某人處於嚴重危險之中，他們很可能會幫助。

Fischer的團隊招募了86名參與者，他們被引導相信他們參加的是一個實驗，他們被要求觀察男人和女人彼此調情的方式。參與者認為他們正在觀看來自相鄰房間的現場視頻直播，其中男性和女性陌生人彼此相遇。但實際上他們正在觀看的是預先準備好的視頻剪輯。

前兩個剪輯每個都是不同的男人和一個女人第一次會面，並順利進行直至結束。然而，在第三個剪輯，扮演第三對夫婦的是專業演員，該男子對女性越來越具有攻擊性，到剪輯結束時，他運用暴力和虐待她。

至關重要的是，一些參與者觀看的是一個強壯高大的人（高危險狀況）的剪輯，而其他參與者看的是一個瘦弱矮小的人（低危險條件）的剪輯。此外，實驗中一半的參與者獨自一人，而另一半則是和另一個「參與者「一起進行實驗，但實際上是研究人員的助手。當剪輯中的人開始變得充滿攻擊性時，這個其他的「參與者」只是聳聳肩，說他不想參與。

當矮小瘦弱的男人開始做出暴力行為時，旁觀者效應似乎發生了：50％的單獨坐著的參與者去幫助這個女人，而另一個「參與者「坐在他們身邊時只有6％ 的人選擇提供幫助。然而，當強壯高大的人做出暴力行為時，旁觀者效應卻消失了：44％的單獨坐著的參與者去幫助這個女人，而另一個「參與者「坐在他們身邊時有40％ 的人選擇提供幫助。

主要研究者Dr. Peter Fischer說：「好消息是，當人們陷入困境時，旁觀者有很大的幾率提供幫助，即使另一個旁觀者存在。」

逆轉旁觀者效應

兩個實驗都是以個體使用在線聊天室對具有極端情緒問題的人的進行幫助為基礎 。八十六名學生登錄論壇，可以看到由困擾的論壇用戶發布的五條消息，例如，消息是由一個想要自殺的人寫的。參與者被告知如果他們想要他們可以寫一個答覆，但它完全取決於他們。

在實驗基礎環境下，每個參與者可以在屏幕的左上角看到自己的姓名以及其他用戶的姓名。有一個地方顯示，論壇在線情況以及是繁忙的還是安靜的。

這種基本安排下經典的旁觀者效應開始出現。當有很多的人登錄論壇時，參與者不太可能發布回復。然而，當研究人員通過在屏幕上突出顯示參與者的名字來提高參與者的自我意識時，旁觀者效應被逆轉，與安靜時相比他們在論壇繁忙時發布更多回復。

第二個研究建立在這些發現的基礎之上，但這次自我意識是由計算機上存在或不存在的網路攝像頭暗示的。這個實驗有超過一百名參加者。對於在網路攝像機條件下的用戶，通過讓他們檢查其LED指示燈是否亮起來把他們的注意力引向設備，儘管他們被告知相機直到後來的任務才被使用。在沒有網路攝像頭的情況下，旁觀者效應再次出現，與一個安靜的論壇相比，參與者在一個繁忙的論壇上時對有需要的具有極端情緒問題的用戶發布的回復較少。相比之下，當暗示參與者自我意識的網路攝像頭存在時，旁觀者效應再次被逆轉，與安靜時相比他們在論壇繁忙時發布更多回復。

研究人員得出初步結論：「旁觀者效應可以通過在社會環境中提高公眾自我意識的線索來扭轉。」

Marco van Bommel和他的團隊認識到使用在線情境來測試他們的想法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們也認為實驗結果與現代生活有比較大的相關性，畢竟現在我們的社交活動越來越多地在網上進行。他們的結果也對圍繞公共場所安全攝像機的擴散的爭論有意義。「雖然某些形式的自我意識可能不總是受到人們的歡迎，但本研究結果強調了他們促進彼此幫助的力量，」研究人員說。

資料來源：

Psychology』s 10 Greatest Case Studies – Digested

Thetruth behind the story of Kitty Genovese and the bystander effect

Thebystander phenomenon revisited

Howto reverse the Bystander Effect

Manning R., Levine, M. and Collins, A. (2007). Fischer,P., Greitemeyer, T., Pollozek, F. & Frey, D. (2005). Unresponsive bystanderbehaviour: Are bystanders more responsive in dangerous emergencies? European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In Press, DOI: 10.1002/ejsp.297. Fischer, P., Greitemeyer, T., Pollozek, F. & Frey, D.(2005). Unresponsive bystander behaviour: Are bystanders more responsive indangerous emergenci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In Press, DOI:10.1002/ejsp.297.American Psychologist, 62, 555-562.

Fischer, P., Greitemeyer, T., Pollozek, F. & Frey, D.(2005). Unresponsive bystander behaviour: Are bystanders more responsive indangerous emergenci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In Press, DOI:10.1002/ejsp.297.

Marco van Bommel, Jan-Willem van Prooijen, HenkElffers, and Paul A.M. Van Langea (2012). Be aware to care: Publicself-awareness leads to a reversal of the bystander effect. Journal of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DOI: 10.1016/j.jesp.20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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