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家的傳承與其他
「漢儒呻吟叫囂，舉起周公孔子的旗號，號召用「周政」打倒「秦政」。三代上古的理想世界構成儒家的核心價值，迴響在二十四史當中。儒家非常清楚：周政就是小邦林立的孔子時代。周政之所以是仁政，因為天子只有禮儀性、榮譽性的最高權力。各邦君主、貴族、國人分享權力，不時爆發《大憲章》式的階級衝突。」（劉仲敬：我們在世界中的位置(2)_共識網）
在史記中，司馬遷對於衛霍兩位名將是不滿的，戰功遠遜於他們而愛惜士人的李廣卻獲得了褒獎（「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他借蘇建的語氣表達了怨憤，分明是對於封臣裂土、招致門客一事有著無比推崇。同樣的怨恨反應在韓信身上，他急不可耐地在高祖最危難之時要求齊國的王位，對於屠狗出身的樊噲無比鄙視。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傳中竭力推究先祖的家事，追溯到三代甚至更久遠的貴族上去，他和韓信一樣，恪守著心中固有的封建貴族傳承。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原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史記，衛青霍去病列傳）
劉仲敬亦如此，他在《沒有土豪的世界》里宣揚土豪——即是門第閥閱對於社會的重要性。他竭力去宣揚大一統中央政府的暴戾和鄉賢社會小共同體的美好。他的史論千瘡百孔，正如孔子刪改春秋、司馬遷試圖通過細節描寫來號召道德激情以扭曲歷史的大局性。
與他所臆想出來的土豪世界所相反的是：真正的土豪政治是極其殘酷血腥的。在明清大一統王朝中，孔府有著獨特的地位，他既是先代聖人後裔又是佔據大量土地的豪強閥族和幾乎完全的獨立公國，——孔府只是一個縮影，帝國政府並不是完全地壓制豪強，一旦豪強的存在對於大帝國有利，就如被獨尊而篡改的孔門思想有著維繫大一統的作用，那麼大帝國會欣然接受。到了今天，《鄭義門》還被推做宣傳。皇權不下縣是地方政治的直接寫照，孤立地被丟棄到地方的官僚在行政上不得不依賴於衙署——也就是來自於地方的幕僚（紅樓夢中賈雨村在判案時居然為一個門子左右，而這個門子所聯結的就是地方上的豪強關係）。而科舉的最基層，試卷是完全不遮掩名字的，因而為地主家族的晉陞鋪平了最堅實的道路，以至於才華橫溢而困頓貧窮的范進一度被埋沒，直到周進成為監考官，反覆品讀了范進的文章，他才被發現。土豪們在地方行使著自治權，通過科舉進入中央引導決策，帝國政府與豪強達成了完美的契約。話題回到這個孔府，溫良恭儉讓並不存在於現實的最接近劉仲敬臆想條件的土豪中，這樣一個政治經濟高度統一體實際上是建立在對佃農無比殘忍的壓榨上：對農奴人身的無情支配、極其高的剝削率。高尚的「大憲章式鬥爭」從來沒有過，或者說從來不可能惠及普通百姓，世家閥族和皇族的鬥爭與內鬥不過是分贓問題。劉仲敬狂熱地自我代入到占極少數的豪閥中去，然而他卻無視了佔據大多數的佃農階層，——這個階層，何止是孔家的才艱苦，甚至到民國的蘇魯地區，佃農還要奉納妻女供土豪們享用，而到了改開之後的潮汕，還在大土豪的割據下制毒販毒。
劉仲敬在訪談中刻意營造著一個吳越民族主義假象，然而它並不存在，吳越的繁榮不在於十國的割據（割據小集團有著極高的稅率，而像南漢這種政權吏治混亂，毫無秩序可言），而在於南宋在南方的經營，然而南方極大繁榮的結果是北伐戰爭的勝利與明代的建立，而滿清也是迅速穩定江南才得到了天下。我們與鄰人相互鄙夷但我們從未視其為異類。甚至吳越正是這樣一個不團結的聯合體，她在內部也不斷相互嘲弄著，不會勝於她的對外情緒。劉仲敬在人人網流亡時期還臆想著大蜀。從民國的經驗來看，大蜀內部是各路軍閥混戰，按照解體學，更應當解體。所謂對大蜀的執念，也是個小統一癌。有成都人人網用戶引用於四川歧視鏈，一針見血地直接罵到：「（劉仲敬）山地圓臉眯眼矬逼」。這是一個荒唐的歸謬法，按照解體論，任何政權都只能解體為個人，因為任何兩個人都會相互抵牾，秩序也就不存在了。中國土地上的血脈早已因為人口流動得亂七八糟了，中國的概念也逐漸擴大著。——甚至在訪談中前文劉仲敬也不得不承認民族的變動性，但卻在自己的後文中愉快地無視了。劉仲敬正是天真地把這樣半玩笑半無知似的對鄰人的鄙夷當做反大一統的群眾基礎。大一統不是惡，惡在少數人把持的政治，而這完全可以以民主解決。逐條批駁劉仲敬的歷史錯誤非常不易，因為一句句都可以找到錯誤，正如司馬遷和孔子對於史書的撰寫態度。可笑的是，劉仲敬的粉絲還把這些當做無可厚非的小缺陷，並大言不慚劉仲敬更應當鑽研政治哲學。劉仲敬用了陰溝和鑰匙的比喻：等待、依賴史料的歷史學是最不可靠的。打個比方，你的鑰匙丟在陰溝里了，陰溝里一點亮光也沒有，而旁邊有一個路燈，照得很亮，你是到路燈下找，還是到陰溝里去找？燈光很像有些材料，看見了，但解決問題的關鍵不在那裡。
然而他又不得不承認，這種史海中需要直覺，他比喻成獵人：
好的歷史學者必須擁有原始人在森林裡的那種直覺，那種判斷力――聽力、視力、嗅覺、第六感，還有各方面的綜合能力，能夠讓一個好獵人判斷附近有沒有野獸，安全，還是不安全。
然而獵人的直覺無非是在長期打獵中爬梳出的經驗。回到史學家的領域，則是對基本史料概覽的結果，這種實踐、認識、再實踐的過程，呈現了螺旋上升，而非劉仲敬冥冥中所謂的神意裁決。
劉仲敬使用了費拉的說法，但是語義卻發生了指能轉移。他把舊中華帝國在現實的殘像——共和國指為費拉，指為劣等，但是我們更願意把自己的立場建立在上個世紀中葉以來的革命傳統中。所以，劉仲敬等人才更像這個遠古文明的殘像。正如季氏願意容忍孔子開設私塾、漢武帝願意觸怒他的司馬遷成為內廷臣僕一樣，這個國家也仍然願意為他在武大圖書館提供一席之地。然而我們卻真正地看見一些群眾運動領袖（某某社會活動家、某某罷工工人領袖）遭到打壓。借用三體的一句話：主不在乎。
（作於2015年3月31日21:33:11，修改於2016年6月19日22:39:28）推薦閱讀：
TAG:劉仲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