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是把沒有鞘的刀——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文/嵇中豪

第一次看《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時候還在讀高中，商場里幾塊錢一張的盜版碟夾雜著各種各樣導演的影片，和它共存在一張碟里的大概是《PTU》、《尋槍》一類的港片。那一年的張震好像剛憑《吳清源》拿了個不溫不火的獎，那時候的楊德昌去世兩年我卻沒機會知道，那時候的台灣電影剛拍了一部《海角七號》。回憶往事的時候記憶總會變模糊，其中會有遺憾，有驚喜，有那些點點滴滴被重拾起的時光碎片。

模糊中只記得那是一部很悶的片子，昏暗的場景，混雜的方言，沒有道理的群架和各種離奇的死亡。可五年之後，當我無聊的電腦里打開那個文件的時候，才真正意識到當年差點錯過的是一部多麼偉大的「青春電影」。

不得不說，「青春」這個詞已經被近幾年的華語電影毀的沒個正形。狗血的愛情、荒唐的高考、頻繁的墮胎，以及紙醉金迷的人生，各種遠離普羅大眾的「精彩」世界構成了我國導演們對於青春的全部定義。殘酷等於約架，純愛等於開房，偶像演員的存在徹底保證了所謂的票房。可你總覺得這樣的青春更像是一盤飄著蒼蠅的大餐，吃與不吃滿滿的都是胃裡翻騰的噁心。

回頭來說電影，那時候的楊德昌距離拍《一一》還有10年，如果說《一一》描繪的是一個把生命當做詩篇來吟誦的世界，那麼《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說的則是這個世界的殘酷甚至是殘忍。像侯孝賢的《悲情城市》一樣，如果不結合著一點歷史去看的話，你大概永遠不能體會到導演所要表達的那種刻骨銘心。1949年後的台灣，隨著國民黨退守帶來的是大量不同省份、不同信仰、不同背景的難民，他們或自願或被迫的在異鄉繁衍著屬於自己的下一代。然而隨著「反攻大陸」口號的破滅，物質的匱乏、政治的高壓以及本省和外省人之間不曾間歇過的衝突，讓他們也對自己的人生和未來也充滿著困惑和迷茫。所以在那個連成人都充滿著困惑、飄零和壓抑的年代裡，孩子的幸福顯得那麼的多餘和奢侈，山東、蘇北、廣州這些熟悉的鄉音訴說的其實是一代人的落寞和惆悵。影片里父親和小四有過兩次交心的談話，可後來連父親自己的道德準則都徹底崩塌的時候，一起毀壞的大概還有小四曾經對父親的依賴和迷信。

Honey對於小四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當他對於父親所說的那些人生命題產生困惑的時候，是Honey對於所謂的真理和正義的執著給了他新的方向和答案。所以他才會在反覆的在小明面前強調：「我是你現在唯一的希望，就好像你還忘不掉Honey一樣。」某種意義而言，小明的拒絕的不是一份求愛，是小四對於未來唯一的希望和憧憬，是他扛起的曾經屬於Honey的精神追求。一刀一刀捅下去的，是他對於沒有出路人生的宣洩。

可他不明白，小明只是和他一樣，作為這個龐大生態系統里最低端的存在卑微的活著，罪惡的源頭是那個動蕩而崩壞的時代。她對於Honey、小四、小馬甚至那個心理醫生的感情或許都是一樣的，只是對於更好活著本能的追求。如同小四父親所說的那樣：沒春袋的男人很麻煩的。女性的早熟相較於少年熱血帶來的永遠是毀滅性的災難，青春期里大量分泌的荷爾蒙和所謂的兄弟義氣，讓沒有判斷能力的少年們在人生的迷宮裡反覆徘徊。

Honey說他在南部無聊到看各種武俠小說，他讓別人給他借來最厚的武俠小說是列夫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看到這一幕時會和我一樣辛酸的一笑，整個世界都變了，可Honey不願改變，他像嘴裡說到的「老包」一樣孤身面對這個早已不同的世界，於是他死了。就好像小四最後所做的一切，他那把刀不是插向小明的，刺進去的是整個腐朽社會的心臟，要改變的則是那個已經醜惡骯髒到極致的世界。可惜他錯了，他既改變不了小明，也改變不了訓導主任，更改變不了學校要開除他的事實，面對著茫然未知的未來，他甚至改變不了他自己。小翠的一句嘲諷終於道出天機，可他對於這個世界的了解大概和他小明的認知是相同的，充滿著片面和一廂情願的想像。

「小貓王」最後給他帶去的那盤磁帶，被看守隨手丟進了垃圾桶，畫外音配上的是那一句冷冷的：他媽的，什麼玩意。我不知道這句話導演是想對誰說的，但我更願意相信他是要對那個早已爛透了的社會。15年的時間，或許足夠讓小四去明白這些所謂的道理和遊戲規則，可就好像片尾出現的那一長串陌生的名單一樣。這裡面，本該有他的。

熱血和衝動大概是青春的底色，可沒有「引導」的青春更像是一把沒有刀鞘的刀，鋒芒畢露先傷的是自己。當成人世界把目光掃向那些「罪惡」孩子的時候，還是先回頭看看自己，想想梁漱溟的那句：這個世界會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