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四大基本制度都有哪些？

現代中國，依然沒有脫離帝制中國的基本框架

吳曉波在歷代經濟變革得失中提出了中國古代的四大基本制度，我在他的理論上加入了一些自己的理解，將中國歷史的發展脈絡梳理了一下，以方便大家理解。

一些關於現代中國的內容不方便說，所以只是略微提及。

毛澤東說：百代都行秦政法，這是一句相當精闢的評價。自從秦始皇廢分封，行郡縣，建立中央集權制以來。歷代中國的統治者，無不為完善中央集權制而殫精竭慮，中國古代所有的改革，皆圍繞著集權這一基本國策展開。

隨著歷史的發展，中國逐漸形成了四大基本制度，他們分別是郡縣制、尊儒制、科舉制和國有專營制度。在這四項基本制度的穩固下，中國的集權統治日趨完善，成為了誕生時間最早、維持時間最長以及統治最為成功的集權國家。四大基本制度，直至今日，仍以一種改頭換面的方式繼續決定著中國今日的走向，他們的變種依然是當今為政者不可不堅持的基本國策。

一、郡縣制：強中央弱地方

四大基本制度，為首的當屬郡縣制，在秦朝以前，中國實行的是放權於地方的分封制。周天子將天下的土地分給自己的親屬與大臣，各個分封的諸侯在其領地內有著絕對的控制權，除了定期向周天子上貢，並在外敵入侵時派兵增援，他們對中央，並無太多的義務，中央對於地方的監管，也十分的微弱。此時的中國，雖然名為一國，但實際上確是一個諸多小國組合而成的分散聯盟，而周天子則是這個聯盟的盟主。

這一局面，到秦始皇時，被徹底改變了，秦始皇借著商鞅變法的紅利，掃清六合，席捲八荒，一舉掃平了六國，統一了天下。秦始皇徹底廢除了分封制，改行郡縣制，從此，地方的統治者不再是世襲罔替，擁有自治權的貴族，而是由皇帝任命的官員，他們對中央負責，其任務就是一絲不苟的執行中央的命令，一旦政績不佳，可以隨時被中央撤換。秦始皇的改革，將決策權與人事任免權全部收歸中央，從此，皇帝的政令可以在整個中國暢通無阻。中國，第一次真正實現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秦始皇后，歷代的統治者無不秉持強中央弱地方的思路，繼續完善著中央集權制。

漢初，劉邦帶著一絲的不安，實行了郡國並行制，但卻導致了地方亂政的七王之亂，為了解決地方做大的問題，漢武帝實行推恩令，讓貴族所有的子嗣都可繼承財產，從而讓封地越分越小，以一種巧妙的方式化解了地方的割據。

東漢後，世族做大，他們建成一個個封閉的莊園，擁有自己的武裝，儼然獨立王國，三國中的袁紹就是典型的四世三公的大世族。世族的割據導致中央權力長期不振，直到隋唐才用科舉制予以化解。科舉制通過選拔平民為官一舉瓦解了世族的權力基礎。

唐朝，李世民曾實行放權於地方，並在初期使得經濟繁榮，軍力強盛，但藩鎮的做大終導致了安史之亂，讓國家毀於一旦。而宋太祖趙匡胤則通過杯酒釋兵權的方式予以化解，從此，兵權收歸於中央，武將受到文官鉗制，武人亂政的局面在沒有出現過，中央集權制從而走向了他的巔峰。

自宋以後，地方再也無法對中央構成大的威脅，經由歷代統治者的努力，強幹弱枝的局面終究達成，而這一方針一直延續到了現在。

改革開放以來，政府曾放權於地方搞活經濟，但地方勢力也因此做大，1994年朱總理的分稅制改革，就是致力於從財政劃分上解決這個問題，其思路與漢武帝、趙匡胤如出一轍。

強中央弱地方，維護中央權威，直到今日，仍是雷打不動的基本國策。

二、 尊儒制：統一意識形態

中國古代的第二個基本制度就是用於統一意識形態的尊儒制。要想維護中央集權，就必須建立統一的意識形態，同時對非官方學說予以打壓。秦始皇的做法的簡單的禁書焚書，而漢武帝的做法就要高明得多，他沒有說天下人不能看書，而是只能看一種書。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雖然沒有禁止其他學說的傳播，但是卻規定當官必須精通儒學，如果你想出將入相，你就必須是一個儒學的信奉者。

漢武帝將高官厚祿作為籌碼，並將學習儒學設定為獲得籌碼的唯一方式，從而兵不血刃的解決了統一意識形態的問題。在漢武帝的功名利誘下，也許還有人信奉其他諸子的思想，但他們的數量將遠不能撼動大局，漢武帝通過將思想與利益捆綁的方式，一舉解決了帝國思想混亂、缺乏主導的問題。

這一思路，在今日同樣得到了應用，本科教育、研究生考試和公務員考試中對於社會主義理論的要求與漢武帝的政策如出一轍。

三、科舉制：保持階層流動

第三項基本制度就是耳熟能詳的科舉制，在中國古代，貴族和世族曾經掌控朝政，他們世襲罔替，構成了龐大的關係網，從而實現對朝政和地方的控制，極大威脅了皇權。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隋文帝發明了科舉制，從此，官員的選拔任用不再看重血統和關係，而以考試成績作為絕對標準。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科舉制的真實寫照。科舉的成立，讓平民百姓也有了出將入相的可能；讓貧家子弟也有了改變命運，實現階層晉陞的機會，不可謂歷史的一大進步。科舉制的建立讓中國成為了當時階層流動最為頻繁的國家，同時，也是最為公平的國家。

直到今日，這一優良傳統依然得以保留，高考制度與公務員考試皆是科舉制的現代變種。

四、國有專營制度：對國家經濟命脈的把控

四大基本制度的最後一項就是國有專營制度，即政府通過把控關乎國計民生的關鍵資源來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著名的鹽鐵專營。這一基本國策一直從先秦延續到現在。

第一個開創國有專營的是齊國的管仲，管仲將鹽鐵兩項重要資源劃歸國家掌控，並承包給私人進行生產，生產出的鹽鐵由國家統一收購定價，國家通過掌控鹽鐵的價格來「寓稅於民」，增加政府收入，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

之後漢代的桑弘羊、劉晏、王安石皆繼承了管仲的思想，對鹽、鐵、茶、酒進行政府專營，他們在管仲的基礎上更進一步，連契約外包都省略了，直接由政府直接經營，將關鍵資源的生產、收購、銷售都收歸中央，是為國有企業的雛形。

如果說管仲、桑弘羊、劉晏、王安石是在經濟的宏觀層面加以政府管控，那麼商鞅、王莽就是連經濟的微觀層面都要管制，這兩個人的思想頗有些計劃經濟的色彩，這個之後會詳談。

從春秋以來，中國的經濟改革者們主要分成兩派，

一派以管仲為首，主張在宏觀方面管制，微觀放鬆，對應如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代表人物有管仲、桑弘羊、劉晏、王安石、朱鎔基。

另一派以王莽為主，主張國家事無巨細的管控經濟，對應之後的計劃經濟，代表人物有商鞅、王莽、陳雲。

但無論哪派，都少不了政府的大力干預，可以說，中國自古以來就沒有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土壤，國家把控國計民生，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一直是兩千多年來的主流，直到今日，對關鍵資源的國有專營依然是雷打不動的鐵律。

百代都行秦政法，直至今日，依然是一句一針見血的評價。一個國家的未來，終究無法脫離他的過去，對於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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