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才華遇見品德，這是一道單選題

春，下令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資治通鑒?卷六十六?漢紀五十八》

建安十五年，曹操幹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下令求才。

終曹操一生，類似的文書一共發過三份，史稱魏武求才三令。這三份紅文的中心思想都一致：有沒有道德敗壞的才能之士能輔佐我成就霸業呀！

注意，重點不是才能之士，是道德敗壞的才能之士。

前兩份文書說得還比較收斂，只是說品行差一點也不要緊，有才能就可以。但是到了第三份就說的很直白了：只要有才就行，不考慮道德因素。

舉世震驚。

如果你感受不到這種震撼，那麼我們可以來做個類比：

你正在準備國考，突然，中央說：以後我們招考公務員不考什麼行測申論了！你只要能拉動GDP增長就OK，貪污腐敗都隨意！

估計微博知乎天涯甚至抖音都得炸。

曹操為什麼要發布這樣一種求才令，效果又如何？我們今天就來做一番分析。

這個問題背後的終極考量，其實是一個兩難的選擇：在選人用人的時候，究竟是品德好重要，還是才能高重要？

有才又有德當然最好，沒才又沒德也不消說，但是，在才與德只能二選一的時候，在那些厲害的人渣和平庸的老好人之間，天平到底應該傾向誰？

讓我們從漢朝的察舉制開始說起。

帝國的統治，需要各級官員來運轉。這些官員從何而來呢？在漢朝創立之初，官員大部分繼承自秦朝，以及部分軍功卓著者——雖然仗已經打完了，但這些人的組織管理才能還在，正好可以把這些轉業軍人利用起來。

但這並不是長久之道，畢竟大規模的轉業軍人只有在王朝的初期才會存在。之後，又經過近百年的實踐摸索，最終在漢武帝時期，察舉制完備形成：地方官員負責考察本地區的人才，並推薦給國家，擇優錄用。

察舉制中最重要的一科，便是孝廉。

孝，的是指孝敬父母；廉，指的是清廉勤政。孝子廉吏，成為當時對官吏的重要考核指標。你只要被舉了孝廉，基本上就能入官了。 為什麼漢朝要用舉孝廉這種辦法呢？

答案是：可量化。

我們不妨設身處地的替地方官做一下考慮：你是一位郡太守，現在面臨著替國家挑選人才的重任。那麼，你想要挑一個什麼樣的人出來呢？

當然最好是有才能的。但問題是，「有才」這個事，沒辦法標準化。每個人都可以聲稱自己有才，有的人認為自己懂得安邦定國之道，是有才；有的人能教化四方，是有才；還有的人說自己給家裡人分豬肉分得好，也是有才。

一定有人會撇嘴，認為會分豬肉算什麼本事。不好意思，你還真錯了，會分豬肉還真的是個很重要的才能。

《史記·陳丞相世家》記載，陳平就很得意於自己會分豬肉，曾經美滋滋的想：我要是哪天當了宰相，主宰天下的方法，不就和分豬肉一樣么！

為什麼陳平為什麼如此得意？因為這是一頭祭祀用的豬。禮成後，豬肉要分給大家吃掉，而把豬肉分給家裡的長老，誰多一點誰少一些，哪個部位的肉應該分給哪位長輩，這其中的權衡，相當的難。陳平竟然能得到大家的好評，足見其能力不凡。

而這些還不是重點。重點在於，如果太守手中的名額不夠，那麼，你憑什麼用一個會分豬肉的人，擠掉我這個會治國安邦的人呢！

公平選拔人才的前提，在於可比較。才能雖好，但不同才能的人，卻沒法放在一起比較。因此到了最後，漢朝人選擇比較大家的兩種能力：孝順父母，為人清廉。

每個人都有父母可孝順；為人是否清廉，也能從旁人的評議中得知。因此，以這兩條為基礎，就可以把所有人放在一個平台之上，分出三六九等了。

而且，不管你能力如何，有了上面這兩條，那麼最起碼能保證，你為官不至於太壞。

這裡要插一句：

漢朝以「孝」選拔官員，也是漢朝厚葬之風盛行的一個原因。

任何競爭到了最後都會異化，既然父母活的時候大家比不出高下，那麼在父母去世以後的行為，就可以拿出來比較一二了。

到這裡，我們可以看出：雖然朝廷選人，想要的是有才能的人，但因為才能這東西沒辦法量化考察，因此最終變成了一些個人品德方面的考核指標。

這個變化，也是幾乎所有考試都所存在的問題：考試的內容，跟考試選人所要達成的目標，總並不見得一致。

考試的目標，一般是選出具有A能力的人，但實際上，大部分的A能力都是沒有辦法考核的，最後只能是考察B能力。

你看看公務員考試的試卷就能明白，那些所謂的行政能力測試的題目，真的跟行政能力有關係嗎？ 以德選人的標準，就這麼被確定下來了。

一定有人會問：那既然如此，這些靠道德品質選出來的人才，有用嗎？

在實際中，還真的很有用。

一個社會成熟以後，各級官吏的所作所為，其實都有固定章法依循，並不見得需要發揮多少主觀能動性。與此同時，這個官員還有孝心，能控制得了自己的慾望，這就已經是一個很不錯的官員了。

事實上，這種對官員品德的考察，古往今來一直如此。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就有規定，「對公務員的考核，按照管理許可權，全面考核公務員的德、能、勤、績、廉，重點考核工作實績。」

你看，其中的德、勤、廉，都是品德方面的考察。

如此說來，漢代的察舉制是一項不錯的制度。但是，在幾百年的執行中，這套程序卻出了bug，而且無法修復。

假如你我同朝為官，各自在對方的家鄉做太守。某天，我跟你說，我兒子馬上就要成人了，得麻煩您照顧一下。

哦，你馬上就懂了，下一年便將犬子舉為孝廉。

在下這廂當然也要投桃報李。到明年，令郎也會被舉為孝廉。

旁人肯定會很憤怒，你們這麼私相授受，朝廷難道不管嗎！

朝廷還真不管，而且，也管不了。

因為我們家有文化。

雖說官員選拔看中的是道德品質，但你想當好一個官，必要的文化知識還是要有的。於是問題就來了：你學富五車，這又是一個知識就是力量的時代，面對僧多粥少的局面，這時候你會把這一肚子的知識文化教給誰？

不用想，肯定是首先傳給自己的兒子嘛！所以幾代以後，你會發現，讀書這種事情，慢慢的就變成家傳的了。

我們家世代都是讀書人。皇帝你治國理政不用讀書人，難道還要用目不識丁的老農民嗎？東漢的世家大族，由此慢慢的就演變出來了。我們在前篇曾介紹過：袁氏四世三公，你固然可以把他們家理解為門閥，但請注意，袁氏家裡的人，可都是真正的讀書人。

以上，就是以德選官以及東漢世家大族的一些背景。此後。漢王朝的轟然倒塌，天下陷入亂局。到了建安十三年的時候，曹操對此現狀有了想法，想要做一些改變。

曹操的考量，既有實際困難，也有自身需求。

• 說實際困難，是因為察舉制所選出的人才，不符合他的要求。

就像剛才所說，察舉制下，孝廉們做一個太平年間的好官，基本上不難，循規蹈矩即可。但如今是亂世，指望這些人能積極進取開拓創新，基本上是痴人說夢。因此曹操想拋開正常的選拔機制，放棄對人才的道德要求，以期求得賢才。

• 說自身需求，則是因為曹操想要藉此對世家大族有所排斥。

幾百年來，世家大族已經逐漸把持了官僚系統的選拔，這對於朝廷來說，是致命的傷害。你換個場景試想一下，如果你們公司里的職員全都是各個頭頭腦腦家的親戚，那麼誰還會對這個公司有責任心和使命感呢？

而想要在世家大族之外尋找人才，唯一的辦法，就是打破之前的人才評價體系。既然察舉制下以個人品德為優先考察內容，那麼現在就得反其道而行之：唯才是舉。因此，曹操明確提出：不考察候選人的道德品質，只重視實際才能。

在第一次求賢令中，曹操說，有沒有懷才不遇，像姜子牙一樣在民間釣魚的賢才呢？有沒有像陳平一樣，雖然和嫂嫂通姦、在軍隊中收受將領好處，但的確有才能的人呢？我都要，快到我的碗里來！

請注意，這可是正兒八經的政府發文。你在讚歎他的無所禁忌之時，也要考慮一下實際的道德影響，這完全就是在向接受了幾百年道德熏陶的士人宣稱：道德TM不重要，老子不care。

到了第二次求賢令，曹操說：有才能的人，品行不一定好；但是，品行好的人，不見得有才。二者選一，我選有才能的人。各級官吏，你們要注意我的這個擇才標準。

第三次求賢令發布時，曹操又說：選才用才，出身什麼的，不重要；之前做過什麼事，也不重要，只要你有才就行！真的不需要核心價值觀，有才就行了！

此舉在當時可謂驚世駭俗。後世之人常常只注意到了曹操的「唯才是舉」，但你若真的看他的政令，才會發現事情來得遠比你想的要震撼。

唯大英雄真本色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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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才能和品德之間，曹操做出了自己的選擇，並為後世不少英雄豪傑所讚許。但是，曹操的這種政策，卻並不是歷史的常態。千載以下，唯才是舉，始終只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口號。

為何如此？我們回歸到曹操發布政令的時代背景中就可以明白了：這個政策本身就是亂世之中的應急之策。

那為何不把這套制度延續到承平年間呢？

答案是：正常的國家，並不見得需要那麼多有才能的人。雖然曹操追求唯才是舉，但歷史的真相是：選人用人，還是要以德為先。

司馬光對此曾有過一番論述：

「 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司馬光以德和才之間的比較作為考察標準，將人分為四種，而取人之術的順序，依次是：聖人、君子、愚人、小人。

現實中也是如此。

在很多半大不小的企業里，財務都是那種小心謹慎老實巴交的人。

因為這樣的企業，本身對財務人員的要求並不高，你只要按部就班就可以。

但若找一個有能力卻心眼壞的人來，那麼在制度不完善的情況下，他一定能把公司偷個底朝天。

此外，司馬光在這段論述中，還藏了另外一個原則，那就是：

才能一定要和德行相匹配。

如果一個人的能力就是做個縣長，管個幾萬人，那麼對他德行的要求相對也就比較低。但若這是一個郡太守，職位提升了，對德行的要求也要相應提高。能力越大責任越大，就是這個意思。在換句話說就是，一個人如果德不配位，那麼，也算小人。

在這裡我們可以舉兩個人為例子：諸葛亮和司馬懿。

按照司馬光的評價標準，諸葛亮應該可以躋身「聖人」這個範疇，再不濟，也是「君子」。而司馬懿呢？毫無疑問，才勝於德，屬於「小人」。

這似乎與我們所理解的「小人」概念不是很契合，但事實的確如此，司馬懿就是小人。他身受兩代託孤重任，朝野倚重，最終卻竟然欺負孤兒寡母，篡奪了曹魏江山。你若站在曹魏皇室的立場上，這不是小人是什麼。

事實上，司馬懿的人品，在當時就曾有人懷疑過。

魏明帝曹睿曾經問大臣陳矯：司馬懿這樣忠心正直的人，可以稱得上社稷之臣嗎？陳矯說，司馬懿可算是朝廷有名望的大臣，但是不是社稷之臣，我不知道。

（帝憂社稷，問矯：「司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

選人用人，雖然幾千年來一直都在聲稱要量才選人，但事實上，從來都是以德為先的。越是重要的崗位，越是如此。

當然，古今不同，對於「德」的標準還是有差別的。在古代，「德」大約就是忠君愛國，謹守本分。而在現代，似乎可以認為是忠誠奉獻。

「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有一技之長並不難，難的是德才兼備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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