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凜冬將至 ——論資本主義的本質與全球化的終結

2018-03-24 奇哥 雜論奇談

戰後由美國一手主導的全球化浪潮,就在上周四晚間,在美國總統宣布對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進行貿易戰的那一刻,宣告終結。全球由分享增長的合作階段正式轉入對抗階段,凌冬將至。

要認識這點,需要回答三個問題,一資本主義的本質是是什麼,二全球化是什麼,三川普的上台和目前的行為是趨勢所致,還是擾動?

從第一個問題說起,資本主義的本質是什麼?用最簡單的形式說明,就是馬克思著名的M-C-M』公式,資本通過投入到生產商品的過程中獲得資本的增值,循環往複,永不停息

從這個基本的公式出發,有一條基本要求必須滿足,那就是M』必須大於M。要實現M』>M,最重要的一點是生產的商品C的需求必須不斷增長,這樣才能保證資本投入生產實現增值。

商品C的增長可以有以下幾個途徑:第一是人口增長,第二是技術進步,第三是存量經濟的商品化,第四是市場邊界的擴張,也就是全球化。

第一點很容易理解,更多的人口帶來更多的商品需求,但是這一點某種程度上是不可操作的。第二點技術進步應該是工業革命以後最大的驅動力,不斷的新技術帶來新的商品,憑空製造了無數的新的商品需求。第三點在當代的中國特別容易看清,存量的商品化主要是基於對傳統社會關係的解構,將以往穩固的傳統社群瓦解,將一個個個體釋放融入商業社會,將以往傳統社群內部解決的需求問題,全部轉化為商品經濟的需求。比如中國2000前後啟動的住房商品化,比如大學擴招後在城市打拚,再也回不去鄉村的學子們。第四點市場邊界的擴張也就是我們看到的全球化很好理解,更多的人更多的市場,更多的需求。

再回到M-C-M』的公式,除了商品C需求的持續增長,這個公式還有一個不容易注意的角落。就是資本M的形式——貨幣,其實通過貨幣超發,也能製造M』>M的形式,很誘人。這就是全球央行對通脹喜愛的原因,當然,是溫和通脹。通縮是全球央行的大敵,因為通縮能毀滅這個完美的循環。通脹是全球央行的最愛,但是通脹也是有代價的,那就是惡性通脹的風險,惡性通脹可以摧毀公眾對貨幣的信心,從而摧毀商品社會。美國因為經歷過1933年的大通縮,所以美聯儲的第一職責是防止通縮。歐洲央行,尤其是德國經歷過二戰前魏瑪政府的超級大通脹造成的惡果,所以歐洲央行不僅關注通縮,還密切關注通脹。當年的惡性通脹摧毀了當時德國的社會經濟秩序,導致了民眾普遍的不滿,這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希特勒的上台和獲得極端的權力。

一項制度或一個機構從其成立的那一刻起,就具備了類似於生命體的一項意義——存在。資本主義作為一項社會制度,自然也不例外,而資本存在的意義就在於增值,無休止的增值。戰後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體系其實就是這一資本增值驅動下的擴張。我們看實現M-C-M』的幾項:人口,西方社會人口已經基本穩定,甚至在衰退,這也是歐洲不斷引入殖民地移民的動機。美國也是不斷引入各國移民實現自身人口的增長。這一項已經不能為資本帶來進一步的邊際貢獻。技術進步,工業化,電氣化確實帶來了需求的爆髮式增長,互聯網的浪潮確實改變了社會面貌,但與前幾次對社會平均福利和總需求的正面效應難以比擬,甚至互聯網和機器人技術的應用對人類基礎工作崗位的擠出可能造成更大程度的失業和貧富差距問題。存量經濟的商品化在目前後工業時代的西方社會來說,早已經完成。而全球化就是戰後全球經濟最重要的推手,其背後的推動力在於以美國為主的工業化國家資本擴張的要求。在擴張的前期實現了三方的多贏局面,包括美國資本的增值,美國底層在內各階層實際福利的提升,發展中國家商品經濟的發展,物質生活的提升。

在人口,存量商品化不能為資本增值提供進一步貢獻,技術進步不確定的情況下,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確實是近數十年資本盛宴的最大貢獻者,也實現了各方的共贏。但是,情況確實在發生變化,全球化的市場邊界的擴展已經接近尾聲。以歐洲祭出了負利率為標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也已經走到了盡頭。但資本增長是沒有盡頭的,資本尋求新市場的渴望永不停止,並且這個資本的雪球在越滾越大,而可供分享的未開發市場越來越小,以前作為全球化最大蛋糕的中國市場已經融入了全球市場,在蛋糕越來越小的時候,原本作為新市場的中國轉身變成新的資本投入這場分蛋糕的宴會。

此時,站在當下,對於中國資本而言,全球化仍然是對自身有利的,因為海外市場對於中國資本是增量市場。但對於美國資本是存量市場,面臨向中高端科技轉型的中國資本的競爭壓力,蛋糕面臨被搶的風險。所以從理性的選擇,美國資本作為一個整體必然會推動政府轉向反全球化的方向。

美國轉向反全球化的方向還有一個重要的推手,從根源上來說是來自資本與政治的一項重大分歧,即資本尋求向少數人的集中,而政治依據多數人的意願運行。全球化推行的早期美國的資本和廣泛的社會各階層實現了共贏,體現了資本從海外獲得了增值,美國社會各階層的真實收入因為廉價商品獲得了提升。但是隨著全球化過程的深入和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成長,對美國低端製造業的擠壓,對美國低技能農工收入的擠壓,負面效應越來越明顯很不巧,絕大部分資本掌握在少數人手中,但多數人決定了政治的走向。於是,在一片驚呼聲中,特朗普以救世主形象當選美國總統,這其實就是美國底層,也就是多數人的呼聲。在歐洲,其實我們也看到了政治的明顯向右轉,歐洲原有的底層居民受到移民的衝擊,收入劇降,失業增加。移民也是全球化的標誌之一,源自資本增值的需要。於是我們看到了義大利,法國,德國極右翼政黨的迅速崛起,反移民反全球化的意圖一覽無遺。

了解了以上兩點,就不難理解美國國內一致的對華制裁和反全球化的呼聲。其由底層民眾主導的反全球化訴求得到了面臨中國資本競爭的美國資本的積極響應,也造就了當下的緊張局面。所以,川普的當選和當下的選擇是美國多數人和資本的一致訴求,並不是歷史的偶然,是一股必然的潮流。

我們正走向更加動蕩不安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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