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 | 習大大為什麼提「逆城鎮化」？（深度長文）

04-27

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後，2018年兩會期間，習大大又提到了「逆城鎮化」的問題：「一方面要繼續推動城鎮化建設。另一方面，鄉村振興也需要有生力軍。要讓精英人才到鄉村的舞台上大施拳腳，讓農民企業家在農村壯大發展。城鎮化、逆城鎮化兩個方面都要致力推動。城鎮化進程中農村也不能衰落，要相得益彰、相輔相成。」

什麼是「逆城鎮化」？未來5年，中國農村改革發展的重心是什麼？工農商等行業將在其中受到什麼樣的影響？東方參考Insight（微信號：dongfangcankao）獲得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潘屹老師首肯，轉發其2016年撰寫的研究報告《可持續的城市化: 內涵、路徑和政策》（略有刪減），以饗讀者。

以下為轉載文章正文

我國近年來城鎮化發展迅速，但攀升的城鎮化發展指數下出現了大城市空前繁榮和農村持續凋弊的現象，導致城鎮化發展的不完整和不可持續。我國城鎮化的發展指標大多以農民工在城市的居住為前提。但現實中許多農民工背井離鄉後並沒有融入城市的社會生活中，在城市中形成了流動人口和原戶籍人口的分離，同時也帶來了大城市膨脹後的問題。城鎮化的建設需要逐步賦予農民社會權利來完善。在加速農民工和城市一體化的同時，也要注重農民工的家園建設，讓在城市工作不穩定的農民工回家鄉參加生產建設，並吸引城市人口去農村投資和生產。這種看似逆城市化的思路和行動，可以稱為從農村出發的城鎮化建設，或者說城鄉一體化的另一種途徑。

城鎮化發展與城市對農民工的排斥

什麼是城鎮化? 我國一般用城鎮化率來衡量這一進程。

城鎮化率(也叫城市化率)是城市化的度量指標，一般採用人口統計學指標，即城鎮人口佔總人口的比重。我國的城鎮化率在最近30多年裡發生了轉折性的變化，取得顯著進展。

從圖表中可以看出，城鎮化進程在近年明顯加快，從1978年的低於20%的比例，不到2億的人口，發展到2011年完成了里程碑式的轉變:城鎮人口超過51% ，城鎮人口超過總人口的一半。在1978—2013年間，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02個百分點 (張占斌，2014) 。圖1為我國35年來的城鎮化發展進程。

我國城市化尤其指農村人口轉化為城鎮人口的過程，其實現的最顯著的路徑就是農村流動人口進入城市，即讓農民工變成市民。而根據我國的登記城鎮化率，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農民工即可進入城鎮常住人口統計。由此，發端1980年代的中國鄉村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在30年間使城市人口增長5個億。有關方面預測到2030年，中國的城市人口將達到10億，佔全球總人口的1/8。

但事實上，2.53億流動人口的數據表明許多農民工沒在城市常駐，也沒有在農村常駐。城鎮化統計數據也證實了這一點: 2013年我國城鎮化率達到53.73%，專家稱超過世界平均水平(張占斌，2014) 。而實際上，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只有36%左右(中共中央、國務院，2014) 。有許多進城務工的農民並沒有在城市真正定居，他們遊離於城鄉之間，其身份依舊是農民工或者流動人口，卻被統計進入城鎮化指標。

那麼在城市居住的農民工，是否有了實質的轉變，真正具有城鎮化背景下居民應具有的條件和身份呢?不僅農民工大多沒有在城市定居，許多農民工在城市還屬於非正式就業，他們失去了和城市勞動者及城市居民同等獲得社會保障的權利。

根據北京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等高校「關注新生代農民工課題組」考察農民工保險的數據，2013年，農民工的保險覆蓋率低於20%。其中，僅有30%的農民工使用了醫療保險，2.4%的農民工收到工傷保險賠付，3%的農民工收到失業保險，4%的工人收到了生育保險(新華網，2014) 。

圖3 顯示的是全國社會保險覆蓋率在10年間的增長概況。醫療保險增長最快，但還是覆蓋了僅僅5億餘人口。養老保險方面，城市、農村各覆蓋了3億多人，但兩者養老保險的內容和程度不一樣。而我們也看到，在重慶市這樣做得好的地方，被其謂之「城鄉一體化」社會保障，也僅僅落實了不到1/3的農民工流動人口。因此，我國社會保險的全面覆蓋和整合還有非常長的路要走。

在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同時，農民工卻沒有隨著社會和經濟的發展獲得相應的社會權利，說明我國現有的城鎮化發展路徑對農民工的排斥。「農民工承擔了最重、最苦、最累、最臟、最險的勞動，付出了血和汗的代價，卻得不到應有的報酬，這實際上是對農民工奉獻的剝奪」(何平，2013)。

一些農民工甚至受到社會的歧視，他們是建設城市的中堅，卻成為城市社會中的弱勢群體。社會發展實踐告訴我們，僅僅從農民工流入城市的數據來看城鎮化人口的增長，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完整的城鎮化實現。

城中村裡的農民工

我國的城鎮化戰略格局是圍繞大城市建設，依次按照大、中、小的戰略格局，以大帶小而輻射發展。這種圍繞城市群的城鎮化確實帶來了城市的快速建設和發展，但是，這種從城市出發的單向城鎮化也帶來了深層次的問題: 發展導致了城鄉距離的拉大和城鄉一體化的分離。

目前，農民工在城市的暫居不僅沒有很好地體現城鄉一體化，還造成了更深層次的問題，甚至形成了城市內部的新二元結構。

由於缺乏城鄉社會融合的基本條件，相當數量的農民工沒有堅定在城市長期定居的意願。許多農民工在城市努力賺錢，為農村的家存錢，在農村建房或者在附近縣鎮買房，造成生產和消費分離。多數農民工居住在城市的城鄉接合部和城中村地區。他們在城區建立屬於自己的生活、吃飯和購物的獨立王國，住在狹小、擁擠和混亂的環境中。

非本地戶籍人口的短期行為和暫時措施破壞了城市本身的和諧與文明。目前的城管、交通和安全等部門制定的有關措施，並不能完全禁止臨時居住人口造成的妨害城市衛生和交通安全的行為，另一方面，這些部門強硬禁止的措施，往往就剝奪了臨時居住人口的生路。

相比城市，農村的問題則更加嚴峻。農村居民在收入保障上和城市構成反差，同時農村的基本建設、公共設施、社會服務、公共和社會管理存在嚴重匱乏、落後等問題。在農村出現了村莊凋敝甚至空心村的現象；許多地方出現了農村社區管理的真空地帶；農民工在家鄉村落中建造住房或者在鄉鎮上購房，但是不去居住，造成許多房子空置；一些農村社區變得荒蕪，沒有生機與活力。

由於缺乏管理，許多地方的農村居住環境被嚴重破壞，耕地減少，生態惡化，有的地方成為城市垃圾的外流外泄場所，還有的成為有害食品和假冒偽劣產品的製造和窩藏地，甚至一些鄉村成為底層、邊緣和病症的代名詞 (梁鴻，2010) 。城鄉的資源和環境都遭受不同程度的惡化。

農村家庭遭到了史無前例的嚴重破壞

由於農村青壯勞力流入城市做工，我國農村出現了大量的留守老人、留守兒童和留守婦女。大部分農村居民的家庭是不完整的，家庭功能遭到了幾乎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破壞。根據《中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樣本數據推算，全國有農村留守兒童6102.5萬，占農村兒童的37.7%，佔全國兒童的21.88%。與2005年全國1%抽樣調查估算數據相比，五年間全國農村留守兒童增加242萬 (新華網，2013)。

不過需要說明的是，以上針對留守兒童的統計數據，是基於「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父母有一方外出」即為留守兒童的定義得來的。2017年，我國對留守兒童的定義改為「16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父母均外出」，因此，留守兒童的統計數據相應降低為902萬人。

由於城市中對流動農民工沒有完全實現城鄉一體化，流動人口的子女在城市的生活和學習面臨許多挑戰，這些兒童即使跟隨父母去了城市，條件也很艱苦。父母工作不穩定，缺少社會保障，租住的房屋環境差。父母忙於生計，無暇顧及孩子和培養他們良好的行為規範和生活習慣，許多孩子都沒有上過幼兒園。同時，他們在城市遭遇教育的不平等，上基礎薄弱的學校或者打工子弟學校。

由於兒童成為進城務工家長的負擔，於是大部分兒童難以跟隨父母，只能與父母別離，在家鄉成為留守兒童。這些留守兒童缺少父母的照料與關心，生活、教育、心理、行為、安全等問題突出。他們學習上缺乏監督，安全上存在隱患，生活上缺少撫育照護和保護。留守兒童在長期父母親情缺失中也缺乏自信，或多或少地出現不同的心理問題，諸如性格內向、內心封閉、情感冷漠、自卑或任性，以及叛逆等，有的甚至導致人性扭曲，走向違法犯罪。

許多自強的留守兒童過早地承擔了生活的艱辛，他們有時要幫家裡干農活，甚至還要照顧年邁的祖父母。留守兒童也有入學困難問題。大多農村學校設備差，缺師資。隨著農村兒童的數目減少，2000年，全國農村小學有44萬所，中學4萬所，到2010年農村小學僅剩下21 萬所，中學2萬餘所。近10年來，約一半的農村中小學被撤併(段成榮等，2013)。撤併後的農村學生上學平均距離從1.6公里，延長至4.0公里，農村留守兒童要去遠離本村的中心村的學校上學。

另外，留守老人的數目也有4000萬(鳳凰網，2011) 。當青壯年離開農村後，這些本該頤養天年的農村留守老人以年老之軀承擔繁重的體力勞動，成為了農業生產的主力軍。他們要承擔下地勞作、撫育孫輩的雙份任務。農村老人的社會保險低於城市老人，失去了勞動力，就等於沒有了口糧、生活費和零花錢。有一些喪失了勞動能力的留守老人，生活水平低，處於貧困狀態，依靠子女的收入維持生存。

留守老人在種地的同時照看孫輩，甚至許多老人要撫育監護兩個以上的孫輩。中國老年學會所做的中國農村老齡問題百村調查顯示，84.2%的祖父輩只有小學文化程度或者低於小學文化程度，影響著兒童的監護質量，隔代培養力不從心。

許多留守老人要承受老年孤獨的辛苦: 生活孤獨，缺少家庭的關愛、情感和照顧。許多農村留守老人還有看病難的問題，健康狀況不好，有病得不到親人的關照，他們承擔不起醫療費自費的那一部分，僅僅100多元對他們來說也是很大的壓力。許多留守老人有病就扛著，患病沒錢去不了醫院，只有等死。有的甚至倒斃在田間地頭，病死在床上。

另據報道，某研究顯示農村老人自殺率從1990年的1‰提高到2010 年的5‰，是其他年齡人群的三倍(中國青年報，2014)。

農村留守婦女是另一個問題群體。截至2010年底，我國農村有在家務農、帶孩子、贍養老人的留守婦女4700萬(新華網，2011a) ，而根據全國婦聯在2013年的統計數據，則已上升至5000萬。大多數農村留守婦女承受著精神和體力的雙重摺磨，她們負擔著高強度勞動，同時丈夫不在身邊，缺乏安全感，加上農村缺少健康的文化娛樂生活，情感和精神生活空虛。這時候，家庭會出現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城市農民工的男女臨時搭伴兒生活；另一方面，農村也會出現女性的越軌行為和男性對女性的不軌行為。

農村居民處在家庭分裂下的生存境地: 進城打工的青壯年，在家留守的老人、婦女和兒童，在家庭分割的狀態下，為中國的城市城鎮化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家庭是以血緣和婚姻為連接的共同生活的基本社會組織，尤其在儒家家族文化的倫理體系下，當個人和家庭發生危機時，應該是個人、家庭和社區提供更多的支援，並幫助他們渡過難關(朴炳鉉，2012)。

我們的發展為了什麼? 以多數家庭的分離為代價的發展背離了「以人為本」的原則，是一種對人類幸福追求的異化。

農民工的社會福利

農村這個共同生活的基本社會組織在現實中遭到了致命的破壞，這動搖著儒家文化下的福利體系。在大多數農村，隨著追求GDP、經濟發展速度和城鎮化數據的發展，家庭在很大程度上僅僅顯示著一個最基本的經濟單位的功能，而血緣和婚姻等生命指數和情感因素被忽略。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進入2000年，中國收入分配的基尼指數超過了0.4，即超過了國際公認的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將城鄉作為一體計算，學界估算的基尼指數在0.45—0.5。學者分析認為，我國的收入分配基尼指數中，大概60%來自城鄉和區域差異，城鄉差異這一項，就可解釋總差距的40% ( 李培林，2015) 。

基尼係數，國際上通用的、用以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標。基尼係數介於0-1之間，基尼係數越大，表示不平等程度越高。

我們如果用社會福利的數據去比較城鄉的差別，中國經濟和城鎮化的高速增長不僅沒有縮小城鄉之間的差距，反而使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根據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 (2012) 發布的《社會管理藍皮書》報告，2012 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比為3.3倍。經濟學家也認為，1980年代後期至今日，農村居民在醫療保障、養老保障、收入保障方面，以及教育資源獲取等方面與城鎮的差距也在加大(朱善利，2013)。在社會服務上，根據國家老齡委的統計，我國老年社會服務社區服務的覆蓋率，在城市是72.5%，在農村是6.5%。

國家統計局2006年發布的《城市農民工生活質量狀況調查報告》顯示，有一半農民工希望在城市定居(國家統計局，2006)。但是，當前社會保障對農民工覆蓋率的統計和農民工繳費的數據表明，有意願留在城市的，遠遠低於這個比例。

關於農民在城市的社會保險覆蓋率低問題，有研究調查表明，農民工「五險一金」進展緩慢，政府推行遭遇不利，不僅是僱員單位公司不願意給農民工支付足夠的保險，很大程度上是農民工自己也不願意繳納。

首先是目前的繳費率高。基礎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事業保險，僱主要繳納全部工資額的28%，工人則要按照工資的11%繳費。收入水平較低的農民工認為這個繳納比例對他們是一個負擔 (Wang，2015) 。其次，農民工自己也不願意支付保險。這是由於農民工長期的工作和生活不確定，收入較低，同時保險難以轉移和缺少全國統籌。再次，城市生活成本高，生活不易也不方便，增加了農民回鄉的意願。最後也是最重要的，農民工有傳統的家庭和家鄉觀念。他們大部分都在家鄉辦置房產，或者是鎮上購房，或者是村裡建房。在近年的調查訪談中我們聽到了農民工有這樣的說法:如果在家能掙到5000元，就不到城市掙8000 元。

農民工為城市經濟和社會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同時，他們的努力卻導致了他們的家鄉同他們勞作的城市之間差距的拉大。城鄉差距持續擴大，會導致城鄉矛盾尖銳。因此，我們需要探索城市和農村之間的一體化發展，要求城鄉居民平等地擁有享有社會福利的權利。

發展的內涵: 農民工的社會權利

城鎮化的核心問題是流動人口即農民工的社會融合問題，對這一問題的討論不能繞開「社會權利」（社會權利就是社區的公民具有共同公平的繼承和享有社會福利的權利）的提法。

近年來，西方發達國家面臨著大量的從欠發達國家流入的難民和其他流動人口，原有的公民權理論（每一個公民都不可以被排斥在社會福利體制之外）沒有包括這些新移民，出現了社會排斥現象。又一個社會政策理論——「社會排斥」學說——產生並應用於流動人口的研究。隨著「社會排斥理論」對社會排斥問題的分析，社會融合和社會包容理論繼而出現。

歐盟的就業、社會事務與包容總司 (DGEMPL) 從社會融合和包容出發，探索歐洲的流動人口社會包容和融合的指標體系——收入、失業、輟學、預期壽命、養老、基尼指數等 ( European Commission，2003)。這一指標體系的建立餞行了新形勢下的公民權理論。

中國和歐盟一樣，也有不同的農民工融合評估指數體系。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先決條件，是穩定的工作收入和基本的經濟保障。作為城鄉一體化的融合，還應有更多反映社會融合、社會凝聚、社會權利意識和原則的指數，包括社會保障、教育、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社會服務等一些必要的屬於社會福利內容的條件。

農民工融入城市，不是僅流入城市打工和短期居住就可以稱作城鎮化或作為城鎮化統計的依據。它需要更多的維度思考，即有更多社會融合的必要條件。

我國的城市城鎮化實際上分兩個步驟完成: 第一個步驟是農民變成了農民工，第二個步驟是農民工轉變成城市居民。在我國，賦予農民工在城市定居的法律保障，同時完善農民工和城市居民同等的社會權利，完善這兩個步驟，才算是實現了城鎮化。

城市的現代化建設和我國的經濟發展需要大量和足夠的勞動力資源，這決定了城市對農民工的剛性需求。對安頓農民工，我國一些地區已經有了一些探索。

2010年，重慶市啟動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同時也開啟了公租房建設的工作，當年開建1300多萬平方米。戶籍制度改革是個根本的思路，讓農民工不再像候鳥一樣一年一來回。重慶的台資、外資和民營企業在招工的時候，打著一個重要廣告: 在我這兒工作，你會有重慶城市戶口，會有公租房住，等等，這些成為戶籍制度和住房體制改革中的成果，招工的有力武器，一些睿智的投資企業把幾千萬的加工量往重慶轉移(人民日報，2011)。這說明讓農民工定居城市，不僅是社會效益，也產生了經濟效益。

身份轉變的第二個步驟則是融合農民工進入城市的工作和生活，賦予他們社會權利，即讓他們享有和城市居民同樣的社會保障，具體來講就是進入社會福利體系。我國一些城市探索了讓農民工享有城市居民生活的做法。

例如重慶市提出「民生10條」，在戶籍制度、社會保障、生活環境、住房、社會管理等各方面，改善農民的福利。對轉移進城的270萬農民工，做到就業、養老、醫療、住房、兒童就學城鄉一體化(財經網，2015)。充實了這些內容，才能實現城鎮化發展與城鄉一體化的同步，把城鎮化做實，實現名副其實的城鎮化。

從農村走向城鎮化:

擴大社會投資，建設農民家園

到目前為止，中國絕大多數的農民工並沒有真正融入城市。我國當前城市城鎮化的現狀可以總括為以下兩點: 第一，目前的城鎮化不是完整和全面意義的城鎮化，沒有包含農民工的社會權利; 第二，目前的城鎮化不是可持續的城鎮化，造成了城市環境的惡化、農村環境的惡化和更深一步的城鄉隔離與差距。

城鄉一體化並不僅僅是指在城市中的進城農民工要有和市民一樣的社會權利，在支持農民工融入城市實現其夢想，促進城市的發展建設及其消費需要的同時，也可以考慮城鄉一體化的另一條路徑:在農村起步，從建設農民的家園，改善其生活及其生存環境入手，讓農村逐步向城鎮化邁進，實現城鄉一體化。本文涉及的城鎮化內容是換個思維方式，從「人」出發，從農民這個群體出發來談城鎮化。其目的在於從農民腳下立足的土地——農村——開始擴展城市化。這也是一種逆向思維，從農村的發展與農民的家園建設的角度，思考在農村本土實現城鄉一體化的道路。

從農村經濟發展，包括農村的家園建設的角度來看，農村出發的城鎮化會從農村出發拉動內需，擴大建設投資。更深一步地講，農村建設發展會使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這將會改變許多農村凋敝、荒涼和被遺棄的現狀，對於經濟的均衡發展，社會服務的均等化，活躍農村的經濟和社會生活等，具有積極的意義。

從農村出發追逐城鎮化的腳步，這種發展是否現實? 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中央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給未來經濟的發展指出了方向。它把從「投資、消費、出口」三個需求側刺激經濟增速的方向，轉變為從「勞動力、土地、資本和創新」等供給側四大要素著手。對這四個可以促進經濟潛在增長因素進行改革，意味著結構的調整。有學者認為，這一改革不僅僅是經濟層面，還包括制度性供給的變化，即改革更需要制度的供給，要提供新的制度體系(鄭永年2015) 。

農村家園建設涉及諸多的社會投資內容，它有更多的拉動經濟增長的因素。除了促進發展糧食生產的合作經營外，還有更多的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道路。農村的經濟增長，要調整產業結構，提高土地的價值和農產品的價值，這包括農村經濟發展形式的升級，建立工業園區、產品合作、深加工產業、農業生產合作社等實體經濟;還包括農村基礎建設(通水、通電、通路)，農村社區建設(醫院、幼兒園、養老院、體育健身場所、文化娛樂場所等)。

同時還有勞動力的改善，對農村勞動者的福利供給(醫療衛生、教育、培訓) 是對勞動者身體健康和智能素質的全面投資，這也是對全要素生產率方面的投資。農村家園建設還包括社會服務，社會服務業不應是勞動密集型的便宜勞動力的產業，而是有創新能力、有勞動技能的高素質勞動者從業場所。

我們談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時，往往忽略了農村，而農村最需要高科技創新產業。這一切涉及農民收入的增加，福利的改善，生存環境的改變，只有這一切改變了，才能調動農民這個最大人口群的消費水平。這些發展不僅是經濟發展，它已經涵蓋和延伸到了社會建設發展部分，也包括了社會創新發展的實踐。

新自由主義思潮下的市場調節和消費導向已經走到了有限境地，以追逐利潤最大化的經濟發展，已經導致社會發展不平衡，社會保障不健全，農民沒有能力消費，城鄉差距加大，造成了發展的不可持續，似乎陷入一個怪圈。社會政策的社會投資功能將有利於改善人民生活，縮小城鄉差距，趨向於城鄉一體化。社會投資要靠國家制定宏觀發展藍圖和戰略方針，中央政府的頂層設計給予方向性的引導和優惠性的政策;同時需要地方政府的行動，即投資與執行，同時也需要國企、民營和外資的共同驅動和資源配置，那麼市場只是運行其中的一種調配資源和增加效率的手段。

重慶故事：農村家園建設的實踐

走到鄉土農村，會發現基層的創新經驗遠比象牙塔的理論更加鮮活。筆者在重慶市城口縣這個國家級貧困縣調研時，就見證了農村家園建設的實例。

城口縣位於重慶東北角，處在川陝渝三省市交界處，是國家級自然生態保護區。為保護自然生態，城口縣政府統一規划了新的村莊，把農民請下山，發展農家樂，稱為「森林之家」。規劃建設的新農村，清新整潔如歐洲小鎮。

這些新居折價讓村民出資購買，政府提供資金、技術支持，並培訓管理方法，讓村民進入這項產業。政府組織招商引進，到此旅遊的人們不僅可以觀景，呼吸負氧離子新鮮空氣，還可以參加爬山、垂釣、賞花、漂流等項目。在大山深處，旅遊沿線一路開闢無線網路，遊客在各個景點都可方便免費上網。

村鎮政府還建了圖書館、茶室和文體活動廣場，讓城裡來度假休閑的人也可以在此讀書、喝茶、跳廣場舞等。這些措施吸引了臨近幾個省市的人來此納涼度假，該縣也被老年學學會評為老年宜居宜游縣。

城口縣一個經營森林之家的農戶說:「我在城裡做廚師是給人家打工，現在返鄉做廚師是給自己開的『森林之家』當主人。」農家樂每戶年收入從十幾到幾十萬元不等。這種做法不僅讓貧困農民脫貧，建設家鄉，繁榮了農業經濟，帶動了農業原生態產品的開發，也促進了當地和附近幾個省的消費，同時還團結凝聚了家庭，促進了城鄉的交融。如此發展下去，這裡就不是邊遠的貧困山區，其生活質量和幸福指數會遠高於城鎮。

農村的生產和服務已經對農民勞動的技術含量提出了要求。農村的建設和發展已經不是簡單的重複勞動，農業生產在提升質量和追求更好的經濟效益，這包括科技更新，產品升級等，同時也要打破一家一戶的單獨經營，要農民組織起來合作創新。

為推動農村進一步發展，重慶市制定了有關資金支持的社會政策。重慶市為農村建立了農村土地交易所，推行林地、宅基地、承包地「三權」抵押貸款。這些政策不僅提高了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同時搞活了農村經濟。重慶市組建的30億元資本金的興農融資擔保公司，三權抵押貸款達到180億元。去年，重慶發展新型股份合作社 817 個，建立起農民按股份分享經營收益的體制機制。

重慶還出台了發展微型企業的政策體系，扶持返鄉農民工、大中專畢業生等9類群體自主創業。現已創辦微型企業5萬戶，帶動35萬人就業。重慶國資委對微型企業每年無償拿出一億元國有企業利潤作為資本金補助。

其實，我國有許多地方早已經以這種方式建設著農村家園。許多地方農村不僅少有外出打工現象，而且「吸引了許多外來者;不僅實現了共同富裕，而且跨越了小康，實現了農業生產機械化、農業管理企業化、農業發展生態化、農村生活城市化、農村民主大眾化、農村保障集體化;實行了教育免費、住房免費、醫藥免費、部分衣食用品免費的分配製度。

當你走近這些村，你會覺得不像是農村，倒像是美麗的城市，在這些地方會看到文明生產、體面生活的農民，發現他們工作有序，生活有度的思想境界，感受人與人平等、熱情，人與社會、自然和諧的氣氛，因而這些村遠在城市工作的人退休後紛紛回村養老，中國人葉落歸根的文化理念得以體現和傳承，這對農村和城市之間的交流、相互促進，以及緩解城市人口的壓力等，無疑是有益的。這些村便是改革以來出現的一批新型集體化村。(何平，2013)在許多農村社區，還可見到新的社會管理模式，許多大學生村官和社會工作者活躍在這些地方，給新農村發展注入活力和創新機制。

這實際上是在農村實現城鎮化的過程，這些農村建設和發展增加了農民的收入，改變了傳統的農村經濟產業結構，改善了農民福祉，強化了家庭功能，也保護了農村的自然環境，最終促進城鄉交融和城鄉和諧、平衡的發展。這些因素都可以考慮加入到城鎮化的發展內容，以修正單純依靠城市人口增長的指數。

所以，城鎮化的指數不應是一個以居住在城市的人口數量來統計城鎮化增長的過程，它不僅包括流入城市的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多項措施，也涉及農民工的家園，農村的建設與發展，包括從農業到工業和服務業生產結構的轉型，連接城鄉文明化的進程。此外，城鎮化還涉及提高人口質量和良好的社會建設。

總之，建設農村，讓農村和城市的差距減少甚至勝於城市，是城鎮化的一個新型途徑。農業生產機械化、農業管理企業化，農業發展生態化，農村生活城市化，農村基層民主化，農村保障集體化，這種農村發展方式將促進城鄉一體化，讓農村在經濟、文化、社會、政治上與城市的發展更接近，聯繫更緊密。

這種從農村出發的城鎮化，是一個包括社會經濟發展多元內涵和趨向城鄉人口生活同步改善的更加完整的城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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