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吻死神：關於艾滋病和同性戀的真相

版權聲明：潑辣修圖獲得美國知名藝術媒體《像素雜誌(Pixel Magazine)》獨家授權，將帶領大家結識地球上最酷的攝影人！本系列圖文版權歸Pixel Magazine所有，未經允許嚴禁任何形式的轉載或使用。版權事宜請聯繫pr@polarr.co，特此聲明。

第三十三期：在恐懼中度日 最初的艾滋病運動者

攝影師：比爾·拜茨拉（Bill Bytsura）

記者：Emily von Hoffmann

翻譯：劉玥

在恐懼中度日

最初的艾滋病運動者

上世紀80年代，在愛人因艾滋病去世後，比爾·拜茨拉（Bill Bytsura）前往參加了ACT UP紐約團體的一場會議，該團體成立於1987年，旨在改變社會對艾滋病的厭惡與誤解。一開始，面對醫療和政治經驗更豐富的隊友，他感到非常挫敗，後來便決定通過攝影來為這一事業做貢獻。他開始為世界各地的艾滋病運動者們拍攝肖像照，如今他正準備將這些照片連同被拍攝者自己寫的註解發表出來。《像素雜誌》的艾米麗·馮·霍夫曼（Emily von Hoffmann）對他進行過採訪，來看看經過他們的努力，社會對艾滋病的認識有何改變吧。

艾米麗·馮·霍夫曼：能描述一下你為該項目第一次做宣傳時的情形嗎？為何你覺得自己有必要拍攝這些肖像照？

比爾·拜茨拉：我在1988年末加入了ACT UP組織。有天晚上，在同性戀群體中心（The Lesbian and Gay Community Center）舉行ACT UP會議的時候，我看著會議室里的人們，想到了我在報紙和大街讀到的對於這一群體的誹謗，例如「帶有艾滋病病毒的同性戀」，「艾滋病專殺同性戀」。那時，社會還在討論給患有艾滋病的人紋上紋身，隔離開來。

我開始思考，如果人們能認識ACT UP的任何一名成員，例如莫伊塞斯（Moises）、安（Ann）和羅伯特（Robert），他們就會明白問題不在於人，而在於這種名為艾滋的疾病。於是我想在工作室里為他們拍攝風格隨意的肖像照，然後請他們寫下一個故事作為註解。所以我在會議室後部的書桌上做了一張傳單，上面寫著「為艾滋病運動出鏡吧——『他/她的故事』」然後留下了我的聯繫方式，人們可以在會議上聯繫我，或者在會議結束後給我打電話。

艾：你們會不會擔心，這種公開宣傳會讓不該知道的人知道這一項目？你和你的拍攝對象是否曾因為這一工作遇上困擾？

比：我們從不擔心這一問題。我認為，進行這一項目，讓人們能通過攝影展看到這些作品，能減輕社會的誤解，讓人們同我一樣了解艾滋病運動——我們是朋友、兄弟、姐妹，甚至還是父親與母親。他們會看到，這些人明白問題的根源是病毒，而他們正在為治療而奮鬥。

艾：愛人去世後，你開始參加ACT UP紐約的會議。你提到這類會議令你感覺格格不入，你還因為人們的反應過於激烈而離開了會議。能說說你參加的第一場會議嗎？後來你是如何適應的（還是說你並沒有適應）？這一經歷如何緩解你失去愛人的悲傷？

比：艾滋病運動從很多不同的方面來對抗艾滋病危機。人們都在討論治療方式及其療效，而我對此一無所知。所以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感覺自己融入不進去。有時大家的意見還會產生激烈衝突，但也正因如此，這個團隊的效率很高，人們總能提出自己的意見。

隨著我認識的人多起來，對艾滋病危機的各個方面也更加了解，情況便有所改善。我開始感覺自己是ACT UP.的一份子。在這一群體中，人們可以表示「這是我的工作，我可以這樣為團體奉獻」。你可以為「治療委員會」工作，也可以像我一樣為「媒體委員會」工作。所以過了一段時間以後，我成了該組織的一名攝影師。

加入ACT UP後，我感覺自己正參與一個偉大的事業，推動艾滋病的治療和健康教育，這讓我不再困於愛人離去的悲痛中，而是轉向更加積極的事。我不知道該怎樣描述，但能和志同道合的人們一起，看著ACT UP里形形色色的成員與病魔做鬥爭，都努力想要獲得更好的治療，拯救自己的生命，我感到些許安慰。

艾：除了拍攝肖像照，你還收集了被拍攝者寫的注釋。哪些注釋令你印象最為深刻呢？

比：有兩條讓我印象非常深刻。一條是羅伯特·賈西亞（Robert Garcia）寫的註解。當時人們還在使用傳真機。你應該記得，傳真機非常不好用。羅伯特試了好幾次都沒把他的故事傳給我，於是我請他通過電話念給我聽，我再寫下來。他的注釋非常私人，我還記得他念的時候還有點不好意思。但他念著念著，情緒就激動了起來，我只好安慰他，和他聊了會天。

另一條是哈爾·漢那（Hal Haner）的注釋。其實他並沒有寫注釋。當時他挑了一張自己喜歡的照片，但幾個月後就去世了，再也沒有機會為我們提供注釋。正如我們常說的那樣，「沉默能說明一切」。

艾：你還去邁阿密、波多黎各、舊金山、洛杉磯和聖路易斯參加過ACT UP的會議。後來你還在柏林、阿姆斯特丹和巴黎拍攝過艾滋病運動者。從一開始被紐約的運動者驚嚇到，到後來去到各個地方與不同的運動者們共事，你有怎樣的感受？

比：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去到其他地區拍攝艾滋病運動者，對這一項目的信心越發高漲。與新朋友見面後，我意識到這是怎樣的一個全球網路，它的效率有多高。我開始覺得這是一個重要的項目，不只是因為這場運動本身，還因為它在全球所覆蓋的範圍以及它在艾滋病群體和世界醫療群體中所獲得的尊重。

我的職責也越來越多。由於一般都是獨自工作獨自旅行，我還清楚地記得自己搬著器材在巴黎和柏林坐地鐵時的情形。有時候我只能把一半器材留在樓梯下面，先把另一半搬上去。還有一件我會永遠記得的事：當時我們去阿姆斯特丹開會，是因為美國出台新政策，禁止帶有HIV病毒的人進入美國。那年的世界艾滋病大會原定是在波士頓舉行的，但為表抗議，改在阿姆斯特丹舉行了。這是我第一次出國，所以我非常激動。

我找了輛計程車把我從機場送到住宿地。我和司機解釋到阿姆斯特丹來的原因，告訴他因為美國的政策，那年的大會改在阿姆斯特丹舉行。他停下車，轉過身來，看著我說：「沒事的，阿姆斯特丹永遠歡迎你！」

艾：這一項目中，你最喜歡哪些照片？又是在什麼情況下拍到它們的？

比：我最喜歡的照片之一是阿爾丁·麥肯（Aldyn McKean）的照片。拍這張照片之前，我們已經在我東14街的工作室里拍過照片了。後來他打電話跟我說他將參加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的開展，還會穿上燕尾服。他說這可能會是他唯一一張穿燕尾服的照片了。那是1993年的冬天，幾個月之後他便去世了，享年45歲。

還有艾倫·孔蒂尼（Alan Contini）的照片。拍照的時候，我在照顧一隻狗狗。他當時已經是艾滋病晚期，身體非常消瘦。那隻狗狗叫菲德拉（Phaedra），它安靜地走到他身邊坐下。

艾：與八九十年代相比，當今社會對艾滋病的認識更加全面，主流人群對LGBTQ群體（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變性者及酷兒）的接受程度也高了很多，但仍有些人覺得患上艾滋病是種恥辱。在你的攝影生涯里，人們關於艾滋病的討論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呢？

比：如今人們對艾滋病群體歇斯底里般的厭惡已經減輕了很多，對艾滋病的了解也更深入。艾滋病不再被視為「同性戀的病」。它已經影響到許多國家的許多人了。我想，在我的攝影生涯里，在我加入艾滋病運動之後，我意識到我們有更加高效的方法來挑戰並改變現有「體系」。ACT UP就是一個完美的例子。ACT UP和它「毫不掩飾」的運動，幫助改變了對抗艾滋病危機的事業，讓我們得以實現如今的成就。艾滋病已經變成一種「慢性可控的」疾病。

因為ACT UP遵從《羅伯特議事規則》（Robert』s Rules of Order），所以從未有人享有過主導權。我想，這也讓ACT UP能與時俱進，反映艾滋病抗爭者們的需求。我記得有一年，或許是1992年，我們參加同志驕傲大遊行（Gay Pride）時的經歷。ACT UP參與遊行的隊伍很大，我記得人們都在拍手大喊支持ACT UP。那一刻真是震撼無比。

另一方面，除了抗爭、教育和提高人們對艾滋病的關注，同性戀群體的也更多地走進了人們的視野里，這也提高了社會對LGBT群體的認可程度。我覺得這兩方面是相輔相成的。

版權聲明：潑辣修圖獲得美國知名藝術媒體《像素雜誌(Pixel Magazine)》獨家授權，將帶領大家結識地球上最酷的攝影人！本系列圖文版權歸Pixel Magazine所有，未經允許嚴禁任何形式的轉載或使用。版權事宜請聯繫pr@polarr.co，特此聲明。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