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央珍：藏地女性與我的文學西藏表達觀

央珍，女，藏族。1963年生於拉薩，2017年10月於北京因病辭世，享年54歲。

198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1997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她的短篇小說曾獲中國作協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獎。部分作品被收入《中國當代藏族作家優秀作品集》、《西藏新小說》、《聆聽西藏》等文集，並被譯為英文在美國出版。1994年，《無性別的神》列入中國青年出版社20世紀90年代長篇小說系列叢書出版，是藏族文學史上第一部由女性創作的長篇小說，被改編為20集電視劇《拉薩往事》。小說以貴族德康家族二小姐央吉卓瑪的視角，呈現了二十世紀初、中葉西藏貴族家庭和尼姑寺的種種狀況，再現了西藏一個歷史巨變時期的社會風貌和生活習俗，塑造了西藏的貴族、官員、平民、尼姑等不同階層的藝術形象。

聽她講述過去的創作歷程和對藏族女性及女性文學的認識，是一種難得的享受。

索窮：央珍啦您好，咱們差不多算是同齡人，我關注您的作品也很早，我的第一個問題是您的小說為何不同於同時代的魔幻現實主義小說，而有著完全屬於自己的視野和手法,您的作品對西藏女性多有關注，這是為什麼？

央珍：當時魔幻現實主義風靡中國，西藏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那時喜歡文學的，幾乎人人都看《百年孤獨》，我也看過，讓我非常震撼，原來小說也可以這麼寫。於是很快就出現了西藏的魔幻現實主義作品。

其中的主要作家是進藏大學生，或者幼年生活在內地的漢藏結合家庭的孩子。我想，他們對西藏肯定是有一定的陌生感和疏離感，發現西藏的一切和他們曾經的生活差別那麼大，會感到震驚和好奇，進而產生極其豐富的想像力，或者說是幻想，再加上他們本身所具有的藝術素養和才華，於是就產生了這批作家。他們當中，寫得最好最有才華的是扎西達娃。他的作品，當時一發表出來，我們都是爭先恐後地看，每篇都讓我們驚奇。

而我呢，從小生在拉薩長在拉薩，拉薩的一切對我來說是與生俱來的，生活在熟視無睹的環境中，習以為常，無從產生那種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再說，我曾經在北京讀書四年，那裡的人對西藏是那麼的陌生和不了解，經常問我很多稀奇古怪的問題，好像我來自另一個星球，那麼我就應該把西藏的生活盡量客觀真實地介紹出去，所以，如何相對客觀真實地反映故鄉，自然就成為我的寫作目標。

還有，我是女人，當然更多的關注女性的生活和命運。西藏的歷史和文學中，婦女的形象是非常單薄和被忽略的，但是事實上婦女的生活空間是很大的，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很多的作用，沒有婦女形象的西藏文學，不是完整的西藏文學，所以我在這方面著力較多，這也是我跟他們不一樣的地方。

索窮：您對西藏婦女和女性文學的理解是怎樣的?

央珍：我的長篇小說《無性別的神》，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出版。小說是以貴族小姐德康·央吉卓瑪的視角，反映了一個家庭的興衰，我在盡量展現客觀的舊西藏生活的同時，也著重描寫了女性在近現代西藏的際遇。

如果稍微展開來談，首先我按時間順序，來講講西藏傳統文化中的婦女地位。

舊西藏，尤其在藏文化的中心――拉薩地區，雖然也認為女性沒有男性高貴，但是，當一個家庭生下一個女孩時，家裡人還是會欣喜地接受，很多家庭甚至希望第一個孩子是女孩，這樣當她大點後，可以幫助父母操持家務，帶帶弟妹，還被認為對父母的壽命有好處。重男輕女的思想，沒有其他一些地方尤其是其他的民族那麼嚴重。

當時，由於社會發展相對落後，物質條件相對匱乏，更多的女孩是沒有受教育的機會。一般來說，條件有限的家庭，會優先送男孩念書，因為男孩長大後要面向社會。而女性不管她多麼聰慧有學識，哪怕是達官貴族的夫人，也只是在社交活動的場合上起陪伴作用。

一個女孩，如果她出身在富裕人家，尤其是城市裡的女孩，長到六七歲，只要家庭有條件，她就和家中的男孩一樣，送去上私塾，不會因為她是女性就取消和剝奪她的上學權利。私塾的女生，除了學會認字、寫字外，還有算術和記賬的訓練。這顯然是希望她們成年後，能在家庭生活中發揮除了家務外更加重要的作用。

那時，更有財力的家庭，在女孩受私塾教育後，還會把她們與家中的男孩一起送到印度上英國的教會學校讀書。

當然，我講的是富人家或有條件人家女孩的生活。那個時代，不管是西藏還是別的地方，更多的孩子是窮人家的，男孩女孩，都基本上是沒有條件受教育的。

西藏的歷史檔案文獻，在中國僅次於漢族，居於第二。

過去，西藏許多地方保存著大量關於當地社會生產生活、家庭婚姻等內容的記錄檔案。比如，某家某戶如何締結婚約;婚前的財產登記;婚後若離婚，財產如何重新分配，等等。這些展現婦女在婚姻財產方面權利地位的文獻，都很好地保存了下來，我認為可以從這些記錄日常生活的文獻中，能更好地了解西藏婦女的地位。

在舊西藏，女性的婚姻基本由父母或家長做主，不管她本人是否願意，也不管是否有情感，而且嚴格按等級，所以婚姻規則是「等級內婚姻」和「血緣外婚姻」。婚約，一旦確定下來，就會簽訂詳細的契約。

總的來說，舊西藏女性的婚姻是不自由的，但這種不自由的包辦婚姻，在另一方面，又可以有一定的自主權。當她和丈夫過不到一起，可以提出離婚。經常是婦女要求離婚。理由可以包括丈夫酗酒或賭博過度，或不顧名譽的出軌行為。離婚一般會經過彼此商議，離婚書將和結婚書一樣詳細，包括子女的安排、對婦女生育孩子的補償、探視權和財產清算等。

女性離婚時，可以帶走自己的嫁妝，擁有對自己財產的支配權和所有權。因為婚前就寫好了詳細的契約，所以在法律上保證了婦女的財產權。實際上，就算沒有離婚，丈夫也基本無權過問妻子的財產，她可以按自己的意願將財產轉讓，或遺留給子女、或自己的兄弟姐妹、或捐獻給寺院。 在拉薩，婦女不管其丈夫的社會地位如何，都可以開設茶館、酒店和旅店，或擺攤位，做點小生意。很多婦女由此而光明正大地擁有自己的私房錢。

事實上，西藏婦女在家庭生活中也習慣於掌握財權。正如我的小說里所描寫的那樣。像德康府的太太，她在家時，腰間經常掛著一串鑰匙，吩咐管家做事，而老爺忙於外面的事務。當老爺去世，家裡的一切更是太太拿主意，如給入贅的新老爺買官，典當自己的首飾，甚至親自過問莊園上交來的租子。像入贅的女婿，除非他有過硬的本領，一般也不會得到家庭的財權。當然，作為男主人，女性都會在外人面前給足面子，否則別人會指責這個婦女，認為她缺乏教養和婦道。

另外，當時，在西藏也有類似今天的職業女性，有的是醫生、有的是商人、有的是織地毯工等，不展開說了。

索窮：您前面介紹的是世俗生活中的女性，那麼藏傳佛教的觀念在女性地位上有什麼作用嗎？

央珍：藏傳佛教信仰前世今生，有今生來世說。一個人在此生為男性，可能在另一生是一個女性。而此生是女性，來世也許會轉世為男性。比如，雄色寺的吉尊仁波切，前世是位非常有名的女活佛，現在的轉世是位男性。性別只適於現世生活。

藏傳佛教噶瑪派創立了活佛轉世制度，即「人人皆可成佛」，沒有男女性別之分。因此，女性在理論上獲得了同男性一樣的社會地位。

在舊時代，女性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除了結婚，在世俗生活中承擔相應的角色外，還有另一個選擇就是投身宗教事務，而這就不分階層和等級。

女性若不想出嫁，拒絕當家庭婦女的話，可以自己要求去當尼姑。出家當尼姑，有些是出於信仰;有些是想擺脫繁重的家務勞動;有些是想過相對自由清靜的生活;有些是身體不好，經人打卦算命認為出家有利健康，等等，原因不一。

索窮：那麼別的民族是怎麼看待這些呢，他們對西藏婦女了解多少呢？

央珍：著名的藏學家李安宅先生，曾先後服務於舊中國和新中國。他和夫人，作為社會學家，在上世紀40年代，曾長期在藏區進行社會人類學實地調查研究時，意外地發現，相比內地，藏區婦女在許多方面都享有更多的權利，社會地位也相應較高，比如說:婦女可以從男性的從屬地位獲得獨立，可以提出當尼姑;婦女無需男性的監護，可以繼承和管理家產和經濟事業;婦女可以自由地中斷婚姻關係等等。總之，作為西藏文化的專家和顧問，他曾建議漢族婦女也應該獲得像藏族婦女那樣的地位。

而西方學者的不少著作，也對藏族婦女的地位，以及勤勞樂觀的天性讚賞有加。

總的來說，在同一個時代，西藏婦女的社會處境相比其他地區的要好一些。但是，以現在的眼光來看，地位還是處在被支配和受歧視。如，婦女被稱為「吉麥」，大多數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即使受到教育，也主要是私塾，為讀佛經、長大主持家政、管理家庭財產，或進行商業活動做準備。在一些寺廟裡，某些護法神殿也是禁止婦女進入。

這一狀況直到1959年的西藏民主改革才獲得徹底改觀。首先，婦女在文化教育、勞動保護、婦幼衛生方面得到了政府和社會的重視和照顧。現在的西藏，女孩子和男孩子一樣，有完全平等的入學和受教育機會。在農業、工業、交通、水電等各條戰線上都有婦女的身影。受到良好教育的廣大西藏婦女，投身到科學研究、文化教育、體育衛生、文藝創作等活動中，作出了顯著的成績。 隨著社會的進步及男女平等觀念的逐漸深入，西藏婦女不僅在經濟待遇上實現了男女同工同酬。更主要的是，政治上有了參政議政權，政治地位得到提高，在各級領導崗位都有西藏婦女。

索窮：對，您就是這期間出現的藏族女作家。那麼您平時對藏族女性作家關注多嗎？您對後輩作家特別是女性作家又有什麼看法和要說的話？

央珍:在我們開始自己的文學寫作的時候，幾乎沒有值得借鑒的捷徑，沒有看過藏族女性前輩創作的小說集更不要說長篇小說，西藏的女性文學傳統是相當薄弱的。但是，西藏的女性文學發展速度很快。

現在，藏族年輕一代女性作家的成果有目共睹，而且她們的很多作品超越了小女人的卿卿我我，或婆婆媽媽，或淺薄的心靈雞湯式的東西，有著絲毫不遜色於男性作家的大氣和對時代的關照，比如像尼瑪潘多的作品《紫青稞》，出版後平措扎西啦給我送了一本，我用幾天時間就把它看完了，非常喜歡～很多年沒有看到這種小說。描寫後藏農村的生活，非常紮實，充滿濃濃的鄉土氣息。這樣的生活，對我來說是陌生的，同時又是具有文化底蘊的、充滿情趣和艱辛的別樣的生活。如果有人要了解新時期西藏農村的生活，這部長篇小說是絕對繞不過去的。她們的作品是給西藏文學添彩的。

希望她們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和歷史更多，從作品中能感受到對民族文化和命運的思考，把藏民族真實的生活和精神世界表達出來。

索窮：與不少寫西藏的作家不同，您的作品具有平視西藏的特點，既非仰望，亦非俯瞰。作為本地作家，您的文學西藏表達觀是什麼？

央珍：我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生人，我們從小受的教育是舊西藏「最黑暗、最野蠻、最落後、最殘酷」，彷彿都生活在暗無天日的中世紀。那麼到了八十年代，看到的一些西方的書籍上，又把舊西藏描繪成是「香格里拉」，是「凈土」。現在的 「文青」驢友寫西藏，又是「燦爛的微笑」、「幸福的人們」等等。

那麼哪一個才是相對真實的西藏呢？

我曾經去不丹旅遊，發現那個國家的旅遊營銷策略非常成功，從普通導遊到政府官員都在維護那麼一個「形象」。但是不丹就真的有那麼高的幸福指數嗎,國王和王妃美麗的照片從機場一直掛到旅館，掛到餐館，掛到商鋪，掛到簡陋的農舍，無所不在。看得我後來產生審美疲勞，甚至厭倦。我問當地人為什麼這樣，他們私下悄悄告訴我:是政府要求掛，否則會受到懲罰。我發現他們的等級制度也很嚴重。所以從我的視角看，幸福不是表面的光鮮亮麗。

舊西藏的等級制度也很嚴重，當然不好，經濟和文化教育也很落後。但是要說傳統西藏是最殘酷什麼的，我也沒法認同。過去，西藏人基本是全民信教，佛教倡導的是慈悲和善良，摒棄仇恨和殘忍。這樣的文化，人們的內心自然會滋養出很多真善美的東西，去放生，去做善事，去千方百計地保護資源和環境。比如，當時辦私塾或藏醫診所，有些人是為了積德，做慈善，所以有些窮人的孩子也能讀書識字，有的窮人也能醫治疾病。說到美，只有寧靜的心靈才能感受美，追求美，這也就是，為什麼西藏的人們喜歡把房屋粉刷的漂漂亮亮，喜歡種花養花。

說到最落後，我也有疑問。我去過世界上二十多個國家，有古老的英國法國等歐洲國家，也有經濟、科技最發達的美國和日本等，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比西藏的布達拉宮更雄偉、壯美的建築。布達拉宮應該是集審美和科技為一體的了不起的建築群，建造者不僅顧及到了建築的美觀和威儀，還進行了極高的防震防火防雷等措施，有很多科技的含量在其中，所以經過了近四百年，她今天還巍然聳立，還吸引著世界各國的人們。我堅信，遊客去西藏，不是去看鋼筋水泥的高樓，不是去體驗寬敞的柏油馬路，而是去看古老的文明，去看布達拉宮，當然還有獨特的自然景觀。落後的民族是建造不出這麼偉大的建築的。

諸如此類，我作為本土出生的作家，就存在對自己的文化進行反思的問題，存在客觀地介紹西藏的問題。肯定會有自己獨立的思考，這本來就是一個作家的責任。

索窮：可以用幾句簡單的話，來總結您對西藏的認識嗎？

央珍：我認為西藏既不是單一的「香格里拉」和「凈土」，更不是單一的「最落後、最野蠻、最黑暗、最殘酷」之地。藏民族和別的任何民族一樣，既有自身的優點，也有諸多不足。自從我們的祖先在公元七世紀接受了來自印度的佛教，便開始逐漸遠離聲震大唐和西域的戎馬與利劍，去追尋和平與精神生活。當然其過程充滿艱辛和曲折，甚至矯枉過正，或者誤入歧途，正如人類本身。因此，西藏的美與丑不在那塊土地上，而在生活在那塊土地上的人們的心靈里。

而西藏作家的任務就是寫出西藏人複雜而獨特的心靈，寫出在不同時代的彷徨和猶疑，痛苦和欣喜，而不是把他們簡單化和標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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