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經史：三十功名塵與土

1980年12月11日，19歲的章華妹從溫州鼓樓工商所，領到了第一張「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

從此，這個「資本主義的幽靈」鑽出潘多拉盒子，飄蕩在中國大地各個角落，再也無法裝回去。

應該更早於此吧，新中國的商賈傳奇。70年代中期，海內塵氛猶末己，雞毛換糖的浙江小販，便搖著撥浪鼓走遍千山萬水，迎接他們的是惶恐和鄙夷，卻不妨礙他們成為第一代萬元戶。

歷史應該記住謝高華，這個義烏縣委書記在街頭搭起大棚，歡迎四方小販前來擺攤設點，為這個浙中貧苦地區打下了國貿之都的第一塊基石。

2005年，有超級高級別的人在金華說，義烏是「莫名其妙」發展起來的。誠然，義烏沒有任何優勢，除了甘冒生命危險和政治風險的勇士之外。

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點檢歷史，2008年11月8日的民企峰會上，正值經濟危機，浙江工商局長鄭宇民在浙江人民大會堂再度回顧了浙江往事，耗時長達兩個小時。

排在他後面的吳敬璉，或許是等得太久之故，輪到他講演時，主持人董倩竟然都找不到他。姍姍來遲之後，這個德高望重的經濟學家不得不將內容壓縮到半個小時。

鄭宇民在發言之初否認了董倩的刁難，「浙江有62萬家民企，倒閉的才99家，這能算是倒閉潮么？」為何恰恰是99家？鄭宇民是否在掩蓋什麼？我們不得而知。一直以來，這個口才出眾的工商局長都在力挺民營企業。

三十年過去，一代人的歌哭悲歡。民企在岩縫中創造的歷史宛如一曲浩氣長歌，他們猛烈衝擊了中國幾千年來道德立國的觀念，政治桎梏的夾縫裡長出了一枝柔弱的商業精神，中華民族或許將以商業文明，完成自絲綢之路以來的自我救贖。或許，這一過程將耗時百年之久，已非你我生者之所能見。

站在30年的時間跨度，我們看待中國民企或許不應該太過微觀和求全責備。統而觀之，這是一群草莽英雄，他們精明過人，善於鑽營，性情耿直，義利並重，肆言無忌，揮金如土。

然而，他們其實又並不是同一代人。往者已矣，第一批覺醒者基本成為了市場的試錯石。溫州八大王、步鑫生、馬勝利、禹作敏、牟其中、年廣久、陳春先……他們的血淚成為後來者的教科書，也成為躲避攻擊的擋箭牌。

2003年，青春寶董事長馮根生組織了首屆中國優秀企業家20個人，在西湖邊聚會。當時找這20個人花了很大的力氣，大家病的病，退的退，死的死，抓的抓，逃的逃。彼時僅存的碩果，唯馮根生與魯冠球二人而已。而且，胡慶余堂的學徒馮根生經營的只是國企，真正的豪傑，不過魯冠球一人。

蘭亭已矣，梓澤丘墟。2017年，馮根生去世；2018年，魯冠球去世。老兵不死，漸凋零矣。

研究三十年的創業史，民企常青樹魯冠球可謂絕佳標本。不論是他的艱苦創業，他的紅帽子，他的多元化，他的資本運作，他的跨國併購，都堪稱同業佼佼者。

這個老江湖說，他只是個農民，不是企業家。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民企豪強前仆後繼。在難以掩蓋的草莽本色下，他們把各種手段發揮到極致。浙商之中，就身家而言，綠城的宋衛平、新湖的黃偉、銀泰的沈國軍互不相讓，就實業而言，雅戈爾的李如成、復興的郭廣昌、正泰的南存輝一時瑜亮。更遑論橫空出世的馬雲。

當然，這些只是冰山一角而已，這個群體深深隱藏著太多的財富、太多的絕密、太多的影響力。

今後的歲月里，這些民企老闆們或許將更強大，或許是凋零，或許是遠奔……沒有人會知道他們的命運，也許是有自己決定，也許是由大時代決定。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終究將有人繼續從隴畝之中崛起，成就一世梟雄，或會帶來真正的商業文明，或會更加攪亂一池春水。

回眸2008年，重慶力帆的尹明善，在為民營經濟搖旗吶喊，人們可以從他的重慶口音里聽出激動和憤懣。「民企老闆雖然剝削剩餘價值，可也要承擔剩餘責任，」他說，前半句是馬克思的發明，後半句則是他自己的演繹。

尹明善奉勸民企老闆們千方百計活下去，像野草一樣蓋住漫山遍野的經濟荒坡。毫無疑問，作為一個群體，民企肯定會薪火相傳。具體到某一家企業呢？沒有人知道。

三十功名塵與土。三十年前的景象，在我們眼裡已經模糊不清，那麼多人的榮辱興衰，塵歸塵，土歸土，如今甚至激不起一絲感慨。

他們被什麼所淘汰？是狂妄自大？不學無術？懦弱無能？鼠目寸光？他們成為一個個詮釋商業史的註腳，在中國，他們還斑駁陸離地映射了政治史、意識形態史、人性史。

毫無疑問，是中國民企創造了歷史，但歷史會眷顧他們么？

從浙江人民大會堂往南幾步便是西湖，平湖秋月，孤光高懸。

或許，他們唯一可感寬慰的是，自己必將成為這個大浪淘沙時代最具生命張力的化石，以供後來者在這曲群英譜前，仔細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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