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無國界醫生:生死看淡 本沒有絕對安全地方
11月30日,無國界醫生安娜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安娜是中國28名無國界醫生之一,曾去往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國家援助。新京報記者 賀頓 攝
人物介紹
安娜
1982年出生,北京人,北京大學醫學部臨床醫學系畢業。曾在北大醫院各科室輪崗了五年,之後入職北京腫瘤醫院,成為一名婦科大夫。
2011年,安娜加入「無國界醫生」。2011年至2015年,她先後前往獅子山、索馬利亞蘭(索馬利亞)、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成為當地醫療項目的婦產科醫生,並參與產科急重症的搶救和治療工作。
對話動機
11月下旬,一段《一個北京女孩辭職跑到阿富汗,在爆炸和槍聲下接生嬰兒》的視頻在朋友圈被大量轉發,幾小時內,閱讀量便突破十萬加。
該視頻引起了人們對中國「無國界醫生」的關注。目前,中國內地有28位志願者加入了無國界醫生的行列,北京女孩安娜便是其中一位。
11月30日,在外交公寓「無國界醫生」辦公室里,記者見到了安娜。作為「無國界醫生」中國內地的代表,安娜除去前線的工作時間,還會負責邀請無國界醫生與國內醫學界、對外援助機構等,進行有關醫學知識和經驗方面的交流。
安娜說,在全國28名無國界醫生中,自己是個幸運兒。既沒有經歷武裝內戰,也沒有遭遇過疫情暴發。談到曾經有醫生被車臣武裝分子擄走,也有在阿富汗空襲中遇難的人員,她卻更加堅定「守土有責」的信念。「本就沒有絕對安全的地方,何況我見證過那麼多生死,看得比較開。」
第一次出任務花了半個月調整狀態
新京報:什麼時候知道「無國界醫生」的?
安娜:2010年,有一次我在網上查詢人道救援組織的信息,第一個跳出來的就是無國界醫生,我非常認同它中立、不偏不倚的原則和平等對待每個人的觀念。
新京報:後來怎麼加入的?
安娜:當時立刻寫了申請書,再去香港面試,他們會嚴格地考察醫生的基本素養、專業知識以及實操能力。三個月後,得知自己被錄取時,特別開心。
新京報:第一次出任務去了哪兒?那裡醫療水平如何?
安娜:我第一次出任務是2011年3月,被派往西非的獅子山工作6個月。獅子山有六百萬人口,註冊醫生只有三百左右,還有一半人是在國外。博城(獅子山第二大城市)醫院只有兩家,醫護人員極其缺乏,醫療設備也少,我們醫院只有一個手術室,另一家醫院只有一個醫生。
我主要是給孕產婦看病。在當地,女性最重要的「功能」是生育,孩子越多越好,但是當地孕婦們不做產檢,接生也都是在家等接生婆,除非真有前置胎盤,子宮破裂等危急狀況,才會送往醫院。所以我接診的大部分都是危重病人。
新京報:和國內的工作比起來,壓力大嗎?
安娜:剛開始單獨值班時,接到這些病人,心理壓力非常大。有次夜班,一連送來五個危急孕婦,每一個都需要緊急手術,我從夜裡11時一直做手術到第二天上午8時,從手術室出來後,非常累,走路都是飄著的,精神也很恍惚。可是也很高興,因為每台手術都順利,看到新的生命降生於世,抱著寶寶的時候,都能感受到他帶給我的力量,讓人欣慰。
新京報:生活上呢,適應嗎?
安娜:我自認為是適應能力較強的人了,還是花了半個月時間調整狀態。3月到達時,正趕上博城旱季的尾巴,每天40多攝氏度的高溫。值完夜班回來睡覺,第二天是熱醒的,起來時床上還會有明顯的身體形狀的水印。
上白班時,為預防中暑,我帶了一個特大號的水杯,不停喝水。而且醫院裡沒有空調,每次手術做完,脫下手套時,裡面流出的水就像從水龍頭裡放出的一樣。
語言也是障礙,當地人說英語我聽不懂,都是大半個月後才能比較流暢地溝通。
在索馬利亞蘭通過蒼蠅看出病人危重程度
新京報:之後又去了哪裡?
安娜:2012年,我到了布爾奧,索馬利亞蘭第二大的城市。之後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各去了三四次。
新京報:在索馬利亞蘭生活得怎樣?
安娜:蒼蠅始終伴我左右,挺感動的(笑)。這裡有超乎你想像的蒼蠅數量。這些熱帶蒼蠅飛得極慢,喜歡往人身上的敏感區域降落,還總是在覓食時淹死在滾燙的咖啡里,特別笨。不到2分鐘,你能看見至少3隻蒼蠅英勇無畏地躺在杯子里。
從蒼蠅數量上,你還能看到這個病人的病情嚴重程度。一般而言,如果我看見一個病人身上有超過30隻蒼蠅停留,基本上就可以直接給她發病危通知了。
新京報:工作上有什麼難忘的經歷嗎?
安娜:在阿富汗,我看慣了丈夫對妻子的「無所謂」,有的孕婦在家出血一整天,也要等丈夫回家,得到允許後才能來醫院,手術也只能等男性親屬簽字後才能做。
但是,艾哈邁沙巴巴醫院的一對夫妻,讓我特別感動。那個女人被送到醫院時,抓著自己印著經文的護身符說,誰要切我的子宮,一輩子都不得好過。其實,她已經生育了五個女孩兒,終於等來第一個男孩兒時,卻發現子宮破裂,男嬰夭折。
當地醫護人員聽懂了女人的毒咒,沒人願意做這個手術。我立刻和她丈夫解釋:現在不是要不要子宮的問題,是人能不能活的問題。她老公懇求我,一定要保住大人。「我很愛她,我會守著她和女兒們過,不會再娶第二個。」我還記得他說的話,這種情況,在阿富汗是第一次遇到。
「工作確實很累但更加認同我的工作」
新京報:還想再出去嗎?
安娜:當然,我從小就是坐不住的人,特別喜歡到處跑,特別是去這些一輩子不可能想到要去的地方。
新京報:一般多久出一次任務?如何確定出任務地點的?
安娜:這是雙向選擇的過程,「無國界醫生」會公布需要援助的國家和具體時間安排,也會安排到人,你也可以主動和負責人商量行程和時間。如果不適應,隨時要求回來也沒問題。
新京報:家裡人對你做無國界醫生是什麼態度?
安娜:我父母都是醫生,這件事上他們沒管我。我丈夫還給我買了當年去香港面試的機票,那會兒孩子才不到兩歲。大家會擔心我的安全,但更多是理解和包容。
新京報:在國外那麼辛苦,如何調整自己的狀態?
安娜:在獅子山我喜歡早起跑步,那裡有美麗的海灘,七點之前,海面吹拂著涼爽的風,特別愜意,那是我一天中唯一的放鬆時刻。在索馬利亞蘭,偶爾也會去逛集市,但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因為宗教和文化因素,你只能待在醫院裡不能隨意走動,會讓我有點憋屈。
新京報:這五年的國外援助工作有什麼感悟?
安娜:在這些飽受內戰、疫病和天災困擾的國家和地區,你看到醫療設施和系統慘遭破壞。加之當地人文化觀念的差異和醫學知識的匱乏,產婦和嬰兒死亡率居高不下,很心痛。
我每天都在見證死亡與重生。不知道有多少病危婦女,行走在掙扎著拯救自己的路上。工作確實很累,可是有幸幫助這些孕婦的喜悅,讓我更加認同我的工作,也從中收穫了許多經驗,我很幸運,也很滿足。
鏈接
無國界醫生
獨立、非牟利的國際醫療人道救援組織,1971年在巴黎成立。
官網顯示,該組織已在全球6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過救援項目。當重大突發災情出現時,相關部門會從全球招募選派人員參與緊急救援,比如西非的埃博拉疫情、尼泊爾地震等。另外一部分則是長期項目,在評估當地的醫療條件後,該組織會設立醫療站點,提供醫療援助和重建。每批次前線人員的工作時間為1-6個月,並發放項目補助金。
「無國界醫生」與中國的情緣,則要追溯到1998年的湖南洪災,第一名加入無國界醫生的志願者潘淵,在當時的救援活動中擔任後勤人員。之後他向其表姐、北大人民醫院的婦科醫生屠錚推薦了無國界醫生的項目。從1998年至今,中國內地共有28人加入無國界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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