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承認，時間管理上的低能是我們的硬傷

04-27

文 | 趙淥汀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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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機會坐火車，李子勛都會格外留意鄰座「車友」的一舉一動。通過過去幾年的乘車經歷，他發現，能在火車上「聊大天兒」的人越來越少了。
「看書的、沏茶的、泡麵的、聽音樂的，當然最多的還是低頭玩手機的。」李子勛說，過去還能和鄰座、鄰鋪的人搭兩句嘴，開個玩笑，冷不丁還真能遇上幾個交心朋友，但如今的車廂里，卻滿是「時間滿檔」的匆匆過客。

「把自己搞成忙人樣兒，不就是現在所有人的狀態嗎？」他有時候會這樣反問自己，不過更多時候卻是向社會發問：
抓緊時間是好事，但刻意排滿日程真的就是現代生活哲學？安排時間是好事，但是瞎忙真的就意味著在享受生活？
反對浪費時間是好事，但過於精算那些需要節省下來的閑散時光，真的是活得精緻、過得洒脫、出落得成功的一種佐證？
最後他想通了。「中國人的『時間商』有限。我們直面時間時展現出的態度，暴露了這個社會隱藏至深的沉痾和隱患。」
對時間的低能管理，是中國人的一大硬傷
曾經有心理問題患者找到李子勛：「李老師，我常年出差在外，過年回家女兒都不認得我了，這可怎麼辦？」
這個被李子勛日後反覆講述的親子問題案例，最終以「李老師」對求助者的批評和建議結束。
「你既然把99%的時間花在工作上，那你也就沒有準備選擇做好父親這個角色。在工作上你可以是工作狂，是成功者，但在生活中你不可能承擔起一個正常父親所應承擔的責任。」

羅振宇在「時間的朋友」跨年演講中也提到了這件事。
在李子勛看來，「羅胖」關於「做時間的朋友」的觀點固然精彩，但他更願意細化我們每天與之打交道的這個「朋友」的具體身份和細節特徵。
「有時做心理分析我會遇到這樣的求助對象，她說自己為了兒子的教育費盡了心思和時間：『每天我都和兒子待在一起啊，但我倆間的關係卻感覺越來越遠。』我就問她：『除去叫起床和喊吃飯，你和兒子有過交流嗎？會不時和他談話嗎？』」
對方搖頭，這讓李子勛更加堅定了這一觀點：雖然有時我們願意和時間做朋友，但凡事並不是只花費時間就能做好的。
「你每天和兒子待在一起，你每天伏案溫習功課，你每天回家照看老人，但你對時間這個朋友的誠意真的足嗎？夠嗎？你的有效時間哪兒去了？」
「中國人肯定願意和時間做朋友，但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向『有效時間』這個朋友開誠布公？」
李子勛說，「你可能天天都陪著孩子，但那僅限於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溝通和交流，真正能夠抵達和觸動孩子內心的話，你沒時間說，也沒那個意識去講。所以你對有效時間的利用率是零，孩子對有效時間的反向利用率也是零，零零相乘，結果能不是零嗎？！」
有效時間的低利用率不僅存在於代際溝通方面。

伴隨著中國飛速發展的城市化進程，李子勛注意到，每年春節返鄉時，不少群體對有效時間有著輕視和漠然。
「春節返鄉回家，無數人美其名曰陪老人，但人在那裡，心卻飛了。
飛到哪裡去了？飛到紅包里去了，飛到『搖一搖』里去了，飛到有Wi-Fi、有網路的虛擬世界去了，這是在都市務工的白領對有效時間的低利用率；
在外賺錢不易，打工者每年回村裡一次，探父母、看孩子，這是在外務工後返鄉回村的打工者對有效時間的低利用率。」
對有效時間的輕視，引發過諸多社會問題：無法分配時間探望雙親，讓「常回家看看」作為規章條文被寫進法律；
無法分配時間關注彼此內心，讓「無解代溝」的親子教育問題、「同床異夢」的夫妻關係問題層出不窮；
無法分配時間照顧父母/孩子，讓農村「孤寡老人」和「留守兒童」問題愈演愈烈……
「對有效時間的低能管理，是當代中國人的一大硬傷。」李子勛說。
你對待時間的方式和方向，決定了你個人發展和前進的空間。

今年1月，江蘇大學電氣學院研究生史國平在參加完師生聚餐後倒在宿舍，後經搶救無效死亡。
據了解，此次聚會的五桌師生共喝掉18瓶酒，導師在席間對研究生們進行了多次勸酒。
本該徜徉在學術海洋里做學問的年輕生命，卻在一次「泛社會式」的「學術應酬」過程中意外中止，這引發不少網友的追問：學生不把時間花在學術討論上，卻花在「加學分、蹭期刊和抱導師大腿」的交際上，這合理嗎？
李子勛對此有話要說。他認為東西方在對待學習、休閑和人際交往的態度上完全不同：在西方學生的觀念里，學習擺在首要位置，其次才是愛好或者人際交往；中國學生則不同，他們面對的情況更棘手、更複雜。
李子勛以中國學生在升學過程中遭遇的時間困境為例，系統闡釋了中國學生在時間分配方面的無能、無助和無奈。
「總體來說，中國學生的時間是由老師、家長來規範和分配的。在18歲前，我們學生的首要任務是備戰高考，這事兒壓倒一切；
18歲後，我們的學生才意識到解放天性的重要性，因為在大學沒人管你了，所以才開始本該在幼齡時就做的種種嘗試。」
而這僅僅是「學生」這一群體在遭遇時間分配時的中國式困境。
他認為中國人花太多時間在移動互聯網的閱讀上，這對深度獲取有效信息沒太多幫助；

中國人愛拐彎抹角說話，這對彼此合作的開展和工作效率的提高沒太多好處；中國人處心積慮地以疏通關係、拓展人脈為借口，取代本該深耕主業、精細鑽研的工作態度，這對個人職業生涯的前途沒太多促進作用。
「最後你會發現，你對待時間的方式和方向，決定了你個人發展和前進的空間。」李子勛說。
中國人始終強調精英文化，卻直接拒絕了緩慢、多元的生活方式。
發現中國現階段各群體在時間分配方面的問題後，李子勛試圖深度剖析這些問題的成因。
在國外，見面打招呼是常態，開會暢所欲言是常態，對生活中細緻入微小情調的追尋也是常態，李子勛認為這是有效分配時間的一種方式。
「和陌生人問好讓你的一天從微笑開始，開會快言快語讓工作效率提高，追求生活情趣是在直接提高生活質量。」
相比之下，中國人的「停不下」「急匆匆」和「等不得」，則讓看似合理分配的時間失去了本來的意義。
《新周刊》曾在2010年以「急之國」為題，對「中國人為什麼失去了慢的能力」進行過追問。
李子勛認為如今的中國社會非但沒有解決「慢不下來」的問題，反而在快速向前奔跑的路上愈行愈遠。

「國人對時間效率過分看重的心態，從改革開放起就開始出現。」李子勛說。
在他看來，上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就像放閘，閘門打開了，人心思變，大家都往前沖，時間被貨幣化，時間就是金錢，運用時間的效率和生命同等重要。
這當然迅速解決了當時國內積貧積弱的經濟狀態，但當我們把時間和精力過多投入經濟發展時，文化道德層面卻被拋在了身後。
「能量向來守恆。所以中國經濟上去了，但始終無法騰出過多時間和空間深耕文化和道德領域。現在國人可能也想停下來喘口氣，但發現已經停不下來了。我們的GDP排世界前列，但對傳統文化和道德的發展甚至不如新加坡。」李子勛說。
「國進民退的一大特點在於，國家經濟繁榮昌盛，民眾的精神生活卻原地踏步甚至退步，這也就是歐美在移動互聯網領域比不過中國的一大原因。人家買東西講的是情趣，是和家人一塊兒逛商場的樂趣，而不是像國人一樣掃碼付款的快節奏生活方式。」
李子勛認為中國社會向來強調競爭，表面上是對時間的爭取和最大限度的利用，實際上是對內容多元、悠閑自得的慢節奏生活的否定。
「成功學扼殺了多元化發展，效率論抬高了時間的貨幣屬性。所以我們始終強調精英文化，卻直接拒絕了緩慢、多元的生活方式。」
「中國的文化是感性文化，西方人遵循的則是理性文化。中國人用時辰計時，兩小時為一個時辰，這其實是非常模糊的概念。西方人對時間的感知是非常強的。」

李子勛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觀念和模糊的時間觀，讓中國人的「時間商」顯得比較有限。與此相對應的，則是西方人對時間觀念的恪守和執著。
李子勛記得有一次前往德國開會時，中方人員與德方人員搞聯誼晚會。一到十點半，德國人便紛紛退場回房休息。
「西方人很少熬夜，他們對身體是非常重視的，雖然不會像鐘錶那麼准，但至少不會晚睡。」而留下嬉鬧的全是中國人。
「我認為中國人的『時間商』是有限的，該休息的時候不去休息，該緊張的時候偏不緊張；需要提高效率快速表達一個意思時，中國人非要拐彎抹角擠出來；需要花時間深耕主業時，中國人非要琢磨那些細枝末節，」李子勛說。
「中國人的『時間商』真的要向德國人看齊。」李子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