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終究不是我應在的場所——《去中國的小船》短篇集隨筆

04-26

《去中國的小船》。

「去中國的小船」上搭載著什麼？如果將思緒從譯者預設的軌道中稍稍跳脫出來，不去深究這個問題，只是信馬由韁，只是閑庭信步。小船，悠蕩，碧海藍天，綠接天際，去往何處，何處又是中國，什麼是中國……

「中國」這一語言能指在思維的放生中暈染開來，放逐到一切的想像中，不再僅限於現實地理中的中國，概念的中國，而是化為細碎而不可捉摸的片段被村上記憶中的中國人所填充：小學考場的中國老師，打工時邂逅的中國女孩，後來偶遇的中國同學。他們在記憶的中熠熠生輝，栩栩如生，逐漸成為了記憶的主體，甚至成為一個個「我」，匯聚成燦然生輝，綠接天際的「中國」。

小船前往的是中國，內容也是「我」與三個在日中國人之間發生的故事構成。國內的文藝評論家或讀者多注重「中國」一詞的現實所指，並傾向於從「暴力」、「原罪意識」等角度對文本進行解讀。如張穎《村上春樹與開往中國的小船》、柯子刊《村上春樹文學——中國元素與暴力之間》等。雖說這樣的解讀源於群體與意識形態的主觀性，但每一種能自圓其說的文學批評都有其存在的必要。「中國」一詞究竟應該是一個虛的概念，即「中國」僅僅為作者創作的一個辭彙能指，承載了其諸多幽微的精神寄託，或者是一個實的概念，是地理的，國家層面中的「中國」這一問題的不同結論對於受眾而言會產生相去甚遠的分歧，但這又是理解文本所需的不可逾越的必要前提。

個人更傾向於認為，「中國」一詞既是虛又是實，換句話講，這篇故事是於實在的國家層面的「中國」上開出的虛幻的「中國」之花。這麼說或許有些討巧，但往往矛盾才是故事真正煥發魅力之所在。成長於日本戰後和平民主主義思潮盛行時期的村上春樹難以避免會受到時代背景的影響。彼時剛剛接受戰敗投降的大多數日本國民，對於「中國」、或者說「戰爭」在感情上是複雜的，在思想上是混亂和迷惑的。但是戰後反思始終充斥在人們心中，迫使這個民族在絕境中尋找新的發展道路與立足之法。另外，從法西斯主義天皇制國家的重壓下解放出來的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終於得以喘息並開始了積極的言論活動，想由發動民眾形成新的具有民主主義思想、從底層支持民主化的主體。在這種思想潮流中，既包含著對戰前日本走上戰爭道路的反省，有著否定過去日本的決心；也包含著對中國的愧疚，對歐美國家的仰慕，並以歐美為榜樣建設現代新日本的理想。到了村上成年的6、70年代，日本經濟被正式納入世界經濟體系中，實現了常年持續高速增長，原先的保守主義也逐漸過渡為新保守主義。經濟的恢復一方面使日本人重獲自信，在對待歷史問題上得以產生更為理性的對待，在另一方面也深知地緣政治的重要性。中日長達十餘年的蜜月期就發生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

可以說「中國」這一概念貫穿於村上春樹成長的整個環節，它對於彼時的日本民眾而言更像是一個遙遠卻深刻的歷史記憶一樣熟悉又陌生，是一個不可捉摸的矛盾體，每個人都能談上幾句卻也無法接近。因此國家層面的「中國」作為一個真實的誘因順利地引發了作者的創作靈感並確定了小說的基調，同時作為一個關鍵詞承載起整個故事的結構。這是一個堅實的概念，因而國內評論家順著「原罪」與「愧疚」之路追尋，確實能夠有所收穫。

但隨著故事種子的萌芽生長，「中國」一詞逐漸剝離了現實的所指而成為了一個村上春樹原創的能指概念，它更多地表現為一個「陌生的世界」，而對於這個「陌生的世界」，我不斷試圖追尋，觸碰，並渴望在那兒獲得精神的存放與安寧。第一位中國老師給予了「我」對於「中國」的最初感受，他說「中國和日本，兩個國家說起來像是一對鄰居」，「為此，我們必須先互相尊重」，「注意：抬起頭，挺起胸！並懷有自豪感！」。稚嫩的「我」從這些話語中，或者這位老師身上初步想像構建出了一個「中國」的雛形，很明顯這對「我」是遙遠而璀璨的，熟悉而陌生的。這顆「中國」的種子，直到二十年後仍歷久彌新難以忘卻，以至於「我」對於戀人的遺忘感到了一種不明所以的沉默與悵然。

所遇的第二個中國人是個敏感而嚴謹的女孩子，非常熱心也會因一些小事而局促不安。對於從異鄉進入都市的人來說，存在感與自我同一性是永恆的課題。在村上春樹的作品中，疏離感永遠是其幽微的傷感氣質，但在這一部分的敘述中，疏離感從文字背後走到了筆端，躍然紙上成為顯性的符號。作者藉由這個女孩的口說：「這裡終究不是我應在的場所，這裡沒有我的位置。」「中國」概念在這裡化為了一種原鄉概念，是回歸的所需，更是歸屬感與自我同一性的所有承載地。正如加繆本人融入莫爾索身上的自我情感一般，他1940年初到巴黎時便體會到了那種深刻的「陌生感」與「異己感」。「我不是這裡的人，也不是別處的。世界只是一片陌生的景物，我的精神在此無依無靠，一切與己無關。」從這一層面來看，這一部分的「中國」是虛無絕望、陌生異己的「荒誕」世界的對立面，是村上得以寄託的精神烏托邦，是其對於「荒誕」的抗爭。

第三個中國人，一個推銷《百科事典》的中國人，一方面通過多年在日的生活與博同胞同情的推銷方式確定了陌生世界的生存方式，另一方面也籍由對往事清晰地記憶確保著與傳統和舊有身份的聯繫，努力確定並維持著自身存在與自我同一性。在這一段的敘述中「我」自身也已步入中年，迷失在都市的喧囂中，異己感與生存的枯燥已將「我」壓迫得疲憊不堪，正如文章所說「城市……髒兮兮的樓宇，芸芸眾生的群體，永不中頓的噪音，擠得寸步難移的車列，鋪天蓋地的廣告牌，野心與失望與焦躁與亢奮———其中有無數選擇無數可能，但同時又是零。我們擁有這一切，而又一切都不擁有。這就是城市。驀地，我想起那個中國女孩子的話：這裡終究不是我應在的場所。」「中國」概念早已被蹉跎的世事摩挲成舊年關於星空的回憶，偶爾抬眼也不過是千萬光年外的遙遠。在這片荒蕪中「我」遇到了「給人以多少磨損了的感覺」的中國男人，他同樣也是個無法找到真正「自我同一性」，迷失在都市中的「孤獨者」，是一個被異化了的人，他的「中國」也成為了一種永遠無法回歸的原鄉，因而「我」對他「不明所以地覺得親切」。

《A Slow Boat To China》這一標題源於弗蘭克·羅瑟創作的流行歌曲。美國俚語中這句話通常指做某件事情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而這個時間，遙不可及。在後來的敘述中，遙想的中國依然是燦爛生輝，綠如天際，只是「我」與我的現實在不斷喪失與崩潰，在這種不可逆的淡淡悲哀中，「我的中國如灰塵一般瀰漫在東京城，從根本上侵蝕著這座城市。城市依序消失。是的，這裡沒有我的位置。」

我望著東京街頭遙想中國，村上春樹說。

他始終也沒能抵達他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