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在高盛工作12年後，我選擇加入了一家Fintech公司

作者簡介：

Yali，畢業於北京大學計算機系研究生院，2005 年成為高盛第一批國內招收的應屆畢業生，供職於高盛東京及香港分部12+年，並以最短時間升為執行董事一職。作為高盛交易部門的策略師，先後參與了固定收益部，股票部和信用部三大業務線的各種價值投資和量化投資。

春 （2005.07 – 2008.07）

世界那麼大，我想去看看

我進入那家傳說中的投行也算是件挺幸運的事。

2005年是高盛東京在中國第一次校招，那時候國內對於「投行」的了解還處在萌芽狀態，如果不是金融專業的學生，聽過那些大名字的人寥寥無幾。

但專業光鮮的宣講會，在窮學生看起來無比誘人的薪金，入職以後海外培訓的機會，加上「華爾街」的誘惑，那個offer就像是一張通往新世界的機票。

坐上飛機到了自由女神的國度，我的投行之旅從紐約3個月的培訓開始。

各種膚色，各種背景，夾雜著各種方言的英語，高盛紐約著實海納百川。回頭去想那3個月的時間，也許是我12年工作中最輕鬆、最享受的3個月。

雖然有各種各樣的考試和項目要完成，但是周圍是一群年齡相仿，初出茅廬，鬥志昂揚的新生力量，加上各種「wallstreet」的洗腦和拿著公司卡可以免費出入紐約各大博物館的優越感，讓我像是在春天一樣和風習習，生機盎然。

培訓之後回到東京，工作算是正式開始。

2005年-2007年是全球經濟歷史性高增長的3年，也是這些頂級投行收益達到巔峰的時期。

我當時進入的是市場風險（market risk）部門，這個部門主要負責計算公司的整體市場風險，發現各種潛在的高風險的頭寸，並從公司層面來控制因市場變動可能引發的損失。

當時全球市場的活躍度非常高，各種新型的金融產品和架構層出不窮，公司內部培訓的話題都讓人覺得眼花繚亂，困境債（Distress Asset），房地產信託基金（REITS），PRDC……各種名詞撲面而來。

我記得進入公司負責的第一個項目是關於一個新興市場國家的。因為是一個投資框架還不完善的市場，需要明確各種風險因素，梳理歷史數據及因素之間的correlation，建立VaR Model、壓力測試來評估整個業務的市場風險。

工作的第一個月每天平均晚上10點回家，但是覺得無比充實，每天都能學到新的東西，成就感爆棚。

之後又參與了一個金屬商品的項目，讓我對基礎金屬和貴金屬相關的產品，定價和市場風險的來源，以及有哪些規避的工具都有了一定的了解。

到最後就輪到最複雜的結構化產品了，PRDC，FX TARN的市場風險計算和控制，諸如此類。

在風險部門的2年多時間，讓我從一個金融小白到對各種金融產品言之成理。這個過程雖然辛苦，但那個時候的成長就像接受了春雨洗禮的勁草，拔地而起。

夏 （2008.07-2011.07）

不經歷風雨，怎麼見彩虹

在高盛的夏天，是短暫酷熱後的一場暴雨。

第一聲驚雷是2008年9月雷曼破產的消息，我記得當時我在義大利和朋友度假，每天聽到的新聞大部分是道指又下跌了多少，今天又有幾家銀行和企業被政府bailout，又有多少人失業。

在旅館裡看新聞的我們還打趣說，不知道我們回去了公司還在么，或者我們是不是已經失業了。

我當時剛剛轉到基本面策略團隊（fundamental strategies team）不久。這個組隸屬股票部門，主要研究基於股票基本面的一些交易策略，屬於自營部門。

雷曼倒閉之後的市場一片蕭條，黑天鵝效應下的對沖基金頻頻倒閉，加上政府bailout之後開始大範圍的加強監管，包括後期出現的Dodd-Frank，volcker rule，投行對於自營部門大幅裁員，當時的團隊受到了很大的衝擊。

2008年底到2009年初，是暴風雨之後的一片狼藉，基本上每幾天都會發現一些同事「消失」，在那段時間接到大老闆的電話，大家都會習慣性的收拾一下桌上的自有物品，因為這次會面之後，也許就再也回不來這個desk了。

2009-2010年的公司氣氛和前幾年明顯有了很大的區別，「風控」和「低調」成了新的關鍵字。大部分的新項目是與監管彙報相關的，關於投行最多的新聞是起訴案，大家討論最多的是我們是在V型周期的最低點，還是U型周期的最低點，或者這次的周期就是一個L型。

在日本工作5年之後，我在2010年的6月申請轉到了香港公司。

香港和東京雖然同屬亞洲地區，但辦公室的風格有很大的區別，相比較而言，香港辦公室的人員更多樣化一點，中國人的優勢也更加明顯一點，加之2011年的日本地震之後，整個亞洲的金融重心開始向香港和新加坡轉移。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香港的金融行業也慢慢的瞥見了一絲彩虹。

這個夏天是一個雷暴不斷的夏天。在這段時間裡，更多的成長來自於對這個行業之於整個經濟體系的更為切身和深度的體驗和理解。

秋 （2011.07-2014.07）

從「量化」到「質變」

轉到香港之後，我算是真正的開始接觸量化，啟蒙老師是當時香港的一個MD交易員。他在2008年初開始做空市場，到年底的時候一共為desk貢獻了近1億美金的利潤。

工科出身的他屬於比較nerdy的交易員。他自學python，在家裡花百萬港幣買一套RAID的機器跑各種人工智慧的程序，業餘時間研究比特幣和區塊鏈。

幫他做了一些小的項目之後，他開始讓我回測和實現各種不同的交易策略。從簡單的套利策略，例如指數套利（index arbitrage）——原理簡單，難度在於對每個市場的交易細節的理解和底層執行系統的優化程度；到相對複雜一點的基於統計的套利策略，例如基於協整的配對交易（co-integration based pair trading）；也有基於特定市場的套利策略，例如基於某個國家市場獨有的single stock future的多空策略。

開始做策略的時候，試下來幾個主意的結果都差強人意，要麼是收益不夠高，要麼是波動性太大造成sharp ratio不理想，抑或是回撤或者交易成本太高使得整個策略只能是紙上談兵。但隨著做的時間長了，漸漸會發現一些規律和應對方法（比如止損邏輯（stoploss logic），市場中性（market neutral），信號整合（signal combination），等等），感覺也就慢慢的培養起來。

接觸量化之後，對我個人而言，是個「質變」的過程。

一方面，我開始深入地研究各種理論，包括時間序列（time series），組合管理（portfolio management），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s）等，把以前學到的各種統計和金融知識更好的融合在一起。而另一方面，我也開始注意到市場和實現方面的細節，比如如何計算交易成本，有哪些市場可以做空，哪些產品可以做對沖，如何利用市場的不夠有效等等。

量化本身也是個涵蓋很廣的概念，包括發現並利用錯誤定價（mispricing）的套利策略，到利用硬體提高速度的高頻策略，直到尋找規律（pattern）進行預測的智能策略，需要的是對於市場本身和理論本身的深入理解和交匯融通的過程。基本上所有的量化策略都需要不斷的調整和優化，因為市場本身也時時刻刻發生著變化。

在高盛的秋天，是個收穫的季節。

冬 （2014.07-2017.07）

梅花香自苦寒來

在這個股票部門做了將近4年的時間，2014年初公司開始要在亞洲做公司債的自動化交易。為了嘗試一下新的資產類別，我又轉到了信用（credit）部門。

公司債本身受微觀和宏觀的雙重影響，一方面要考慮宏觀利率的變化對其產生的影響，另一方面要考慮公司本身微觀環境的信用評級。定價的複雜性和流通性的限制，使得公司債只可以在OTC市場上交易，這一個特質讓公司債和股票交易差之千里。

在信用部門做的最有趣的項目是將債券的買賣單和潛在的對手相匹配，這個聽起來很容易的事情，卻因為亞洲債券市場缺乏統一的信息中心而成為一個難題，原則上每個OTC 合同只有交易雙方知道彼此信息，所以對於一個從未交易過的債券訂單或者只有單邊歷史信息的訂單，公司本身無法從已有信息判斷誰可以做新訂單的對手。

通過調查研究，我們最後採用了類似亞馬遜圖書推薦系統的協同過濾（collaborative filtering）演算法來尋找潛在匹配，如果客戶A買了A債券的同時也買了B債券, 那麼與客戶A有類似行為的客戶B也有可能對A和B債券感興趣。

這個項目讓我突然意識到我們其實進入了一個新的互聯網+時代，雖然金融行業因為本身專業門檻高的原因，是比較晚被「侵入」的行業。但是我們仍可以看見Fintech在各個領域或遲或緩，或深或淺的滲透。

從2005年研究生畢業，在這家投行經歷了10年的摸爬滾打。感覺錯過了互聯網黃金時代的我，在2015年9月份的時候申請了3個月的休假，在創業公司的聖地舊金山做了一次徹底的市場競調。

SFO基本上每天都有各種各樣與科技創新相關的會議，遊走其中，感覺與在香港完全不同，在西海岸的這個孵化中心，科技驅動一切。帶著各種感觸和心得回到香港，進入Fintech創新公司成了我的一個新的目標。

2017年6月份，我終於如願以償的加入了雲鋒金融，開始了我的Fintech之旅。

梅花香自苦寒來，回首在高盛的12年，這段經歷異常珍貴。走完傳統金融的最後一季，我期待著在Fintech行業的第一個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