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稿】一戰為人類帶來的醫療貢獻

前言：更2

1914年8月，一戰於法國爆發，當時如果戰士受傷，只能動用馬車或者在騾子身體兩邊掛著籃子，才能將傷員從戰場運送至醫院。那些傷勢嚴重的、完全喪失行動能力的傷員會帶到火車站，被放進家畜運輸車廂的稻草上，送到最近城市的醫院裡。途中不會給傷員進行繃帶緊急施救，也沒有水和食物。「我看到其中一輛火車像倒垃圾一樣，把將近500名重傷的士兵丟下去，留下奄奄一息的他們痛苦地躺在鐵軌兩邊淋著雨，什麼遮蓋也沒有。」哈佛大學志願醫生在巴黎美國救護醫院的負責人哈維·庫興講述到。

隨後不久，九月初的馬恩河戰役再次遭遇了這樣悲慘的境況，千餘名負傷的法國士兵被遺棄在莫城附近一個村子的秸稈地里。為了營救那些傷兵，美國大使邁倫T.赫里克呼籲他所有有車的朋友們一起去做這件事，尤其是美國醫院（一個簡小、剛剛從校舍改建的外駐軍事醫院）董事會的朋友。這個臨時組成的醫療救助隊伍第一趟就帶回了34名傷員，隨後越來越多。臨時醫療救助隊的出現決定了傷員是死還是生，是截肢還是健康痊癒，另外這次救援活動也標誌著機動救護隊的誕生。

一戰期間，醫學在多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這場戰爭作為20世紀第一次大規模屠殺被世界廣為熟知，據估計約有1000萬人死於這場軍事浩劫。但對於那些傷者來說可能多了一層含義，即醫生們在此期間學會了如何大大提高士兵的存活幾率的辦法。過去治療因炮火攻擊而受傷的士兵，截肢是唯一的方法，而一戰讓他們學會了如何快速將傷員送達醫院，給他們清理傷口，並通過手術修復，緩解傷情。今天習以為常的醫療手段：救護車、殺菌劑和麻醉，都是我們經受了一戰的慘痛代價換來的。

所有腹部穿透的傷員，最後都死於休克、感染

「戰爭初期階段，尤其是前六周，有300,000名法國士兵們受傷，即使在擁有一批醫術十分高超的外科醫生情況下，本沒必要截肢的案例仍多得嚇人。杜菲埃含著淚，非常篤定地告訴我，起碼有20,000多傷兵被截肢，」來自克利夫蘭城萊克賽德醫院的志願醫生——喬治·克里爾，在1915年1月的日誌中這樣寫到。

關鍵難題是：醫生們沒有任何有效的殺菌劑能殺死那些猖獗的細菌，例如產氣莢膜梭菌就是其中之一，它會引起迅速壞死，即俗稱的氣性壞疽。士兵們長時間生活在污穢的戰壕之中，一旦受傷，傷口便會立刻感染腐爛。法國著名的外科醫生西奧多·杜菲埃於1915年向法國醫學學會證明：70%的截肢是感染造成的，並不是因為原發性損傷。

「杜菲埃教授表示：殺菌劑尚未令人滿意，氣性壞疽情況最難處理，」克里爾寫到。「他說：所有腹部穿透傷員，最後都死於休克、感染。…他自己嘗試了十五例在腹部穿透傷的情況下立即進行手術，然而無一例成功。事實上，他們已經放棄了任何通過手術治療腹部穿透的嘗試。大大小小的傷口都已經感染。常用的殺菌劑、升汞、石炭酸、碘酒等，都不起作用。」

來自紐約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的幫助在路上了。戰前一直在洛克菲勒研究所工作的法國生亞歷克西斯·卡雷爾與法國軍方簽訂了合作協議：法國軍方答應，在靠近戰爭前線處，將貢比涅城一座遺棄的城堡改建成軍事醫院贈與卡雷爾做研究。卡雷爾還向對方要求了一部X光機和實驗室來作研究分析。由於法國防疫服務部拒絕提供這些設備，於是卡雷爾便向洛克菲勒研究所求助。研究所不僅送來了設備，最重要的是，他們派來了英國生物化學家亨利·達金。達金完善了次氯酸鈉使用方法，即不需要用火就可以殺死危險的細菌。卡雷爾使用達金這種新的殺菌劑並堅持採用沖洗法徹底清洗傷口。後來這種新技術——著稱為「卡雷爾—達金氏法」，在戰爭時期被歐洲各國醫生廣泛採用。

在美國救護醫院負責志願者工作的同時，喬治·克里爾還向那裡的醫生介紹了一種新型麻醉方法，那是他和一名叫做阿加莎·霍金斯的護士在克利夫蘭發明的。1915年1月，他們的萊克賽德醫療組開始了一系列為期三個月的輪崗支援納伊（編者註：法國巴黎的郊區）的活動。克里爾隨行帶上了18罐大型的氧化亞氮氣缸，足足有3000加侖。他給卡雷爾、達金以及其他法國外科醫生進行了手術示範：使用氧化亞氮與氧氣混合，量剛好讓病人陷入昏迷但不致休克狀態。

「談及氮氧化物使用方法的進步，醫生們『首先對其表示輕蔑不屑，不久之後又倍感驚奇與敬佩。』由於杜布歇博士的一位病人長期遭受神經手術的痛苦，霍金斯小姐接受了其特殊請求，為他施加了麻醉。這位病人開心地表示效果十分不錯。今天，終於迎來了最後的勝利，她被請求為法國提供這項服務。」萊克賽德醫療組的護士長艾米·羅蘭1915年1月在一封信中寫到。

殺菌劑和麻醉的發明使得傷員到達醫院便可立即獲救，但若沒有救護車和專門的醫院列車將其送到那兒，傷員們活下來的希望也很渺茫。自從1914年9月莫城戰士的及時營救以來，截至年底，美國野戰救護勤務部隊的救護車數量已增至100多輛。許多慈善家為此做出了重大貢獻，例如安妮·哈里曼·范德比爾特出資為其購買汽車，更有來自美國社會各界組織團體的幫助。福特汽車公司就捐贈了10個T型底盤用以改裝救護車。

隨後，來自美國48所大學的志願司機陸續抵達，一戰結束時，野戰救護勤務隊伍已達到了約2500人的規模。1915年有55名哈佛大學的學生來到法國志願支援，漆黑的深夜裡，他們一刻不停地行駛在殘破不堪的路上，從戰場後方接送傷員。在挽救戰士們生命的同時，21名哈佛志願者也不幸失去了自己的生命。理查德·霍爾是第一個，1915年的聖誕前夜，他在莫奧斯克附近的比特斯克維萊路上被迫擊炮擊中身亡。霍爾的同伴特蕾西·普特南當晚早些時候開車經過那片殘骸，但沒想到它就是霍爾的那輛。

這場戰爭令醫療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炮彈正好落在迪克·霍爾車的前座後面；它一定是威力相當大的一顆炮彈，直接將車從道路上炸了出去，車框全部變形，車體瞬間裂成碎片，一時間火光漫天，油箱都被炸扁。迪克的頭部、體側、大腿三個部位受了傷，當場死亡。他的屍體就這樣橫陳在一片廢墟之中過了一整夜。當時我們的救護車隊還愉快地經過那裡，卻沒看到這令人難過的一幕。我在路邊看到了其中散落的一個汽油罐，停下車去撿，還在想是誰不小心丟了。」

美國志願支援的數千名司機、醫生、護士和社會志願工作人士所提供的服務沒有被法國人民忘記。1915年蓬塔穆松遭遇嚴重轟炸，駐地的一位名叫萊斯利·巴斯韋爾的志願者司機在家書中寫到：這些堅韌的法國受傷士兵都是了不起的戰士。「當志願者把傷兵抬下車，很常見的一幕便是：一位法國士兵，即使他當時正忍受著巨大的疼痛，也會使盡全身力氣抓住美國志願者的手以示感謝。有時候我覺得自己的眼淚就要奪眶而出了。」

到底是什麼推動了醫學的重大進步？答案是極度的需求以及人們加緊尋找解決方案的腳步。戰爭期間軍事技術的發展——如重型火炮、遠程大炮和機關槍——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壞。這種情況下，醫療也不得不爭取趕上。一個很好的醫療進步案例便是：面部重建手術。戰中，即使士兵們倖存下來，可能他們的下巴和鼻子卻被大炮碎片擊碎，因此美國救護醫院和瓦爾格雷斯醫院的外科醫生們開創了頜面外科技術，與此同時也為法國醫學界帶來了牙科學。

1915年，就在喬治·克里爾準備在3月份啟程回美國前，他在救護醫院組織了為期一天的會議，主要向100來名醫生及外交官們展示目前已發展出的新技術與新方法。亞歷克西斯·卡雷爾作了一個題為「科學完善了殺戮的藝術：為什麼不能把它用來拯救生命？」的演講。那天晚上，來自法國、英國和美國的醫生們齊聚於里茲飯店的晚宴，他們都共同致力於從傷寒疫苗研究出發找出戰勝敗血症的方法。這場戰爭使類似醫學問題的緊迫性顯示出來了，各界醫生也在馬不停蹄地尋求解決之法。

當時美國救護醫院唯一的一名女醫生瑪麗·梅里特·克勞福德後來評價到，這場戰爭帶來了死亡與毀滅，但它也為進步開闢了一條道路：「這場戰爭令醫療成了最大的受益者。這多麼可怕，但，它確實給醫療帶來了巨大進步。」

作者|Ellen Hampton

原標題：How World War I Revolutionized Medicine

文章來源：https://www.theatlantic.com/health/archive/2017/02/world-war-i-medicine/517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