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報道就是迎著雪崩尋找那朵雪蓮 | 汶川地震十年

本文為新聞專業期刊《新聞與寫作》專欄文章，刊登於2018年第4期

文 | @葉偉民

震感是從2008年5月12日下午兩點多傳來的，很微弱，又悶又遠，像大地在極深處打了個哆嗦。隨後，汶川地震的消息傳來，7.8級（後修正為8.0級）。

當時我正在廣州採訪，回去後打開MSN，報社的群已經聊開了。震區已成孤島，所有電話都打不通。編輯部決定分批入川，我被分到第二批。震後約一周，我抵達成都。

此後一個月，我先後到了都江堰、綿陽、什邡、北川、馬爾康、汶川、理縣等地，記錄著悲傷和瘡痍。在我不算短的職業生涯里，災難報道從未缺席，從洪水、雨災、泥石流、到廠礦爆炸，但只有在汶川地震面前，生活隱藏的黑洞才如此真實，美好輕盈的日常被打破，換來某種重。那種巨大的撕裂和幽暗，至今我仍認為是很糟糕的回憶。

既然命運的輪盤難以抵擋，就總要有人去做那個「壞消息先生」，記者就是其中的一群。災難報道是記者的成長課，作為社會應對機制中傳播環節最專業的一環，記者的報道能平衡信息差，協助社會肌體協作和資源調度，並為歷史留下註腳。

情緒這個敵人

單從操作流程上，災難報道和常規報道別無二致，該做的一樣不能少，挑戰反而來自尋常處，例如情緒，尤其站在大災大難的現場，作為自然人的情感反應幾近必然。總體上，我的建議是：珍惜這份人性天然，並將其關進籠子里。

這一點，汶川地震中我先期抵達的同事做得很好。他們深入震區的那一周，我在廣州總部做後方支援，對他們發來的冷靜克制的報道深感敬佩。直至我親眼見到他們，才知道情況並非如此。老記者謝海濤又黑又瘦，眼睛紅腫。我問他怎麼了，他說見不得人哭，一看到生離死別的場面就受不了。然而，在老謝身上，淚水和勇氣並不成反比。北川封城的晚上，他拉著我說，準備摸黑翻山潛入。北川是地震中受破壞最嚴重也是最恐怖之地，縣城幾乎被活埋，死亡和失蹤超過1.5萬人。

每一次災難都會誕生一些煽情催淚之作，更有甚者通篇只是告訴讀者他有多麼傷心。老實說，我非常不認同。記者的自我代入感太強，最終傷害的是公眾感知。為事實喜怒悲怨是讀者的權利，而非受制於某種先入為主的暗示。記者的本職是了解更多真相併如實傳遞。

馴服了情緒後，冷靜判斷才成為可能。一個突發災難通常波及一定範圍的區域和人群，去哪，找誰，做啥，成為一個需要快速判斷的問題。對應有三個原則： 到離事件最近的地方去；找受影響最大的人；就地採訪。

這三點都不難理解。汶川地震發生時，「孤島」汶川自然是各方的首選之地；震中的災民和率先抵達的救援人員也是合適的採訪對象。第三點容易被忽視，災難發生時，生命和故事的存亡都以秒計，記者在現有條件下的第一聲發問和救援人員挖的第一塊石頭，性質是相似的。你打通的第一個災區朋友的電話，途中交通工具的鄰座，都應該成為你素材的來源。我認識一位同行，去成都的飛機上就開始採訪，剛著地就發回第一篇稿子。

這種狀態應貫穿整個採訪期。大災發生，各媒體都會成立前線指揮部，負責選題策劃、編輯和人力調度，時效自然是首輪競技場，各家那三把斧都差不多。接下來就是拼角度和深度了，各家的策劃案會因人力、掌握的信息和理解的不同而有所差異。這個階段，記者的單兵作戰能力就得到凸顯。

震後約兩周，羌族命運進入編輯部的議題清單。汶川是羌族聚居地，這個歷史上命運多舛的民族，震後會怎樣？我想去看看。但編輯部給的路線建議很不靠譜，需要徒步穿越原始叢林。

我這樣解決這個問題：我先在地圖上找出有公路途徑的羌寨，再跑去汽車站，拼湊出一個超過20小時的轉乘方案（震中附近的道路全斷了），然後我再到二手書網站同城交易了兩本羌族史，還通過當地同行找到一位在馬爾康的羌族研究者，通過他我又知道了一位民間羌族博物館館主……

最終，通過數層延伸和篩選，我錨定了汶川阿爾村、蘿蔔寨和理縣桃坪寨這三個點，它們成了我的長篇特稿《羌寨離歌》的主要取材地。實際上，這個案例除了是我親歷外並無特別之處，那些鑽進了救援部隊的直升機和衝鋒舟的同行更值得請教。但道理是一樣的，還是那句老話：辦法總比困難多。

和他們在一起

阿爾村躲在汶川西郊的叢林里。國道走一段，就拐進一條懸崖路，沿雜谷腦河的指引，盡頭一處平緩山谷就是了。

汶川境內的公路大多被震碎，從成都到這本不到4小時的路程，我花了一天一夜。震後初期，大部分資源和注意力都優先城鎮，救人為要務，尚未細化至民族文化挽救，羌就是其中之一。這個問題也並非無人關注，但大多在城裡找民族學家，我認為應該去村莊。

我的攝影師朋友大多信奉羅伯特·卡帕的一句話——「如果你拍得不夠好，那是你離得不夠近。」這同樣適用於寫作，除非你是親歷者，不然必須到故事的源頭並花上足夠的時間，你才明白災難真正的樣子。

有些記者的習慣不好，喜歡坐在指揮中心等數據或在賓館看直播。汶川地震期間，某電視台同行就在酒店裡連線演播室，「大概、可能、也許」地回答著，場面相當尷尬。

抵達阿爾村的第一個晚上，我就知道來對了。村主任逐戶通知，四面山體隨時滑坡，寨子會被「包餃子」，三天後全體撤離。族人們立即圍著火塘討論要帶什麼走。有人要帶上祖傳的法器，有人要帶神龕，有人要帶瓦罐，還有人想帶豬。羌族數千年來一直在遷徙求存，而我剛好在一個危機四伏的晚上，坐在他們再次啟程前的火塘旁。

阿爾村是一個典型的羌族村落，其保存之完好讓國際學者也頻頻踏足。也許因為這樣，村裡誕生了覺醒青年余永清。十多年來，他騎著自行車做本族文化研究和保護，積累了40多萬字筆記和3萬多張圖片。在崇山峻岭也擋不住商品化的年代，他即使在老一輩眼中也是傻，但越是如此，越是好的故事樣本，裡面有人性的衝突。

好的新聞故事永遠追尋一抹光，尤其在艱難的日子裡。不招人憐的余永清成為了我地震一周年回訪特稿《千年之變，羌去何處？》的主角。我們還成了好朋友。他拉我喝手釀的白酒，我讓他給我講釋比（羌族巫師）。

這些洋溢著東方神秘主義色彩的傳說讓我著迷，現世衝突也有，尤其是一對釋比兄弟，哥哥從安置地逃回荒村，與祖靈同在，弟弟卻愛上了山外人間。我當時的同事劉俊非常喜歡這個二元對立式故事，獨進深山，以崴了一隻腳的代價換來特稿《釋比兄弟》。

好故事從來不會唾手可得，它是武俠小說里那朵美得不可方物的天山雪蓮，你必須千里相尋，還有極好的運氣，才可能在某次失足滾落時遇上。無論如何，儘可能地接近現場，和有經歷的人聊聊，總歸沒錯。

而在災難中尋求故事，原則也大體相仿。如果說難，那就是你再筋疲力盡，也要迎著雪崩的方向。

再廣大的悲傷，也比不上一個小人物具體的悲傷

看到這裡，你可能發現，在我以上的敘述里，故事的載體經由大視角向小個體延伸。這是必然的，中青報「冰點」主編從玉華說過，再廣大的悲傷，也比不上一個小人物具體的悲傷。我對此再同意不過了。

這句話最好的例證之一就是汶川地震期間中青報記者林天宏的《回家》。它的開頭很質樸，也很直白，卻有風眼中那種靜默的巨力——

在前往地震重災區映秀鎮的山路上，我第一次遇見了程林祥。

那是5月15日下午大約2點鐘的時候，距離5·12汶川特大地震發生已近3天。大範圍的山體滑坡和泥石流，摧毀了通往映秀鎮的公路和通訊，沒有人知道鎮子里的情況究竟怎麼樣。我們只能跟隨著救援人員，沿山路徒步往裡走。

……這時，我看見一個背著人的中年男子，朝我們走來。

這是一個身材瘦小、略有些捲髮的男子，面部表情看上去還算平靜。背上的人，身材明顯要比背他的男子高大，兩條腿不時拖在地面上。他頭上裹一塊薄毯，看不清臉，身上穿著一套乾淨的白色校服。

同行的一個醫生想上去幫忙，但這個男子停住，朝他微微擺了擺手。「不用了。」他說，「他是我兒子，死了。」

——《回家》

這段白描，傾盡了命運的無常和悲傷，沒有高大全，沒有光環，都是如空氣般尋常切實的東西。只要稍品嘗過人間煙火，都會被一種強烈的代入感俘獲——那種概莫能外的命運緊裹和無力反抗。

文章刊發當天，作者林天宏坐地鐵回辦公室，路上突然湧進無數電話，各種年齡，各種職業，都在同一天被這個「父親背著死去的兒子」的故事擊中。

類似的操作在「冰點」還有很多，例如《永不抵達的列車》、《拐點》等。於纖毫見大千、於無聲聽驚雷，這些哲學在寫作中同樣有效。

如果你不知道該怎樣做，就請做一個好人

記者在冷與熱之間的壓抑和分裂，也是要付出代價的。災難報道中記者的精神應激問題，是學界和業界的長青議題，然而公眾大多無感。相反，記者一些言行則容易被放大並招致惡感。

先說第一點。在都江堰聚源中學的救援現場，我在巨大的瓦礫中不知所措，只是徒勞地打轉。突然，一股味道直衝我臉，腐焦中帶著甜，我知道那是死亡的氣息。後來，一個小女孩跟著我，硬要交給我一個掉了封面和扉頁的筆記本，我在陽光下看了，記錄的是一個初中女生成長的情愫。我想找剛才的小女孩，卻已經找不著了。

我不知道本子的主人是誰，從防疫角度我又不能帶回去。於是，在學校側面的江邊，我把它燒掉了，並附上足夠多的祝福。

當天晚上，我產生了幻覺，一閉眼就看見幾個少年站立在床邊。我不迷信，但也相當費勁才熬過這一夜。第二天，我遇上了一支香港心理志願隊。我和其中一名醫生說了情況，他給了我名片，說還這樣的話儘快找他。

可能我心大，也可能太累，次晚幻覺就消失了。我還聽說一些同行睡在屍體旁甚至屍袋裡。我知道記者一向將勇氣視作勳章。但我的建議是：對自己真誠一點，感覺不妥了就主動求助，在專業人士眼中，你是衝鋒陷陣的戰士還是抱著毛毛熊的小女孩，區別並沒有你想的那麼大。

第二個問題有些複雜。在歷次災難報道中，採訪失范總是副產物。例如功利化、漠視他人痛苦或隱私。在追尋惡因的道路上，又會遭遇很多道德的「兩難」：記者應該先救人還是先拍照？突破調查和尊重隱私的界限在哪裡？提前寫好訃聞是嗜血還是盡職……

沒有人敢說都能回答好，尤其是第一次觸摸災難的時候。2013年雅安地震，奔赴現場的又是一批新面孔，我也已轉為編輯，可以從另一個角度感受年輕記者的彷徨。當時我給他們的建議是——如果你不知道該怎樣做，就請做一個好人。如今我依然這麼認為。

這基本是我所能想起的災難報道的建議，它們並非金玉良言，只是在某個時刻我碰巧這樣做了並在此後深以為然。災難報道的複雜程度遠不止於此，就連出發前的裝備選購都大有學問。說到這裡，我至今仍保存著一個有指南針和溫度計功能的哨子，是去汶川前一個驢友建議買的，他說一旦被埋了，吹這個比什麼都頂用。

於是，那些天我一刻不離地將它戴在脖子上，還時常想像著某個危急的時刻，像《泰坦尼克號》里露絲向深海吹響長哨一樣，也上演點什麼悲壯的東西。當我就這樣壯懷激烈的時候，一個掉了門牙、坐在廢墟曬太陽的老漢朝我招手，樂呵呵地問：「小夥子，你是體育老師吧？」

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這是我聽過最悲傷的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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