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只想要個真相,他們卻認為我們想搗亂
你親眼見過死亡嗎?
初二那年,在上學的路上。
埋著頭走路的我聽到後面有人在尖叫,然後聽到頭頂「哐當」一聲巨響。接著一個身影摔到面前十多米的地方,滾了倆圈後停下來。
血很快溢出來,紅的耀眼。
我懵在那裡,大腦一片空白。
沒有電影電視中人群的驚慌失措、恐懼、尖叫報警。
我就站在那裡,腦海里全是「哐當」那聲巨響。
「哐當」,「哐當」,「哐當」,「哐當」。
我不知道他是撞到擋板還是空調外機,當時也沒有去看。
只是想著:那該有多疼啊。
疼到我告訴自己:以後即便我想不開,也一定不會選擇跳樓。
打那之後我患上嚴重的恐高,三樓的高度足以讓我腿腳發軟。所以,我實在無法想像到底什麼樣的經歷能把一個26歲——風華正茂,勤奮向上的青年從高樓推下。
我們,想要一個真相。
可真相,似乎一直遙遙無期。
大三的時候,學校有個女孩投湖自盡了。投湖是死因,自儘是原因。
這自然是學校的說法。因為已經過去了倆仨年,學校連個調查報告都沒有。
檢方也沒有。
當時輔導員召集各個班的班長開緊急會議。前前後後反覆囑咐一定要注意同學間的言論,你們也要以身作去引導他們不去談這個事情。防止學生鬧事。
學生鬧事?
我覺得有點奇怪:「輔導員,學校不公布死因,大家難免會猜疑啊。自殺的話,學校應該調查清楚自殺是自身原因,還是受到外界欺凌。他殺就更應該調查清楚了。這不是對本校學生的負責么?」
輔導員也很無奈:「我也不清楚,這是學校連夜發的通知。」
「那學生能鬧什麼事?打砸搶燒,上街遊行?」
「別問這麼多,鬼知道上面在想什麼。」
下午出去時,校門口排排佔了很多黑衣服的保安,那陣勢像是要和人干架。
也確實要和人干架。
晚上死者的家屬和學校爆發了衝突。
那時我才知道,學校在命案發生後立馬乾了兩件事。
1.防止學生鬧事;
2.防止家長鬧事。
雖然我不知道到底要鬧什麼事,是學生想推翻校領導呢,還是家長想來訛錢——子女死亡,腦海里第一個想法是來訛錢而不是尋求真相的家長。
和這次陶同學的悲劇很像,武理一邊忙著降熱搜一邊和家屬起衝突。
然後發表了一份不痛不癢,把別人當弱智的事件說明。
以及看著事件最大聯繫人發著更弱智的聲明書,高枕無憂。
中國高校的水平有千秋,但對面醜聞的倒是表現了驚人的一致水準。
從我畢業那幾年幾大高校的學生死亡、導師性侵事件,從三本院校到985,學校反映三步走:
1.壓制熱度;
2.免責申明;
3.等事件過去;
真相呢?
我們要特么的真相啊。
沒有什麼新聞比死亡來得震撼,因為這是活著的生物本能的恐懼。
想想看,幾乎每隔幾天都有一些命案發生。為什麼知乎對陶同學的事件反應如此激烈?
因為我們感覺到了關聯性。
同樣作為知識分子,我們本以為善良、講道理是人生的安全通行證。直到悲劇的發生,我們才意識到,這居然是待宰羔羊的標籤。
我們突然害怕起來,因為賴以生存的道德標準不管用了,也就意味著我們有可能成為受害者。
所以我們躁動起來,為了給死者公道,更是保護我們自己。
可他們卻忙於推責,包庇兇手。
他們認為我們想鬧事。
我總覺得我很蠢,實在分不清這個邏輯。
假如某校發生了這類悲劇。
A.積極配合調查,第一時間發布調查結果,表示對該事件保持嚴密關注,一定還學生一個真相;
B.發表聲明學校不任何責任,一切都是死者的原因。對內外打壓輿論,一切只等風頭過去;
群眾對兩者的反映不應該是,前者受讚揚,後者連本校學生都要指著鼻子罵么?
為什麼都寧願挨罵選後者?
慢慢我才意識到,他們不是怕我們鬧事。
而是有的人,害怕擔責。
配合案件調查,如果真的有人牽扯其中,誰能保證自身利益不受損?
本來在任期內平平穩穩,相安無事過不了多久,基本都可以平安升職。這樣的好事,誰願意冒著風險去尋求真相?
真相變成了我們的一廂情願,鬧事成了他們推卸責任的借口。
所以求穩就對了,有什麼事情來了,壓制下去就行了。
但真的,聽不見聲音,就會天下太平嗎?
就像風暴襲來的時候,你做不是加固屋樑牆壁,而是抽刀砍掉自己的耳朵。以為聽不見聲音,就以為風平浪靜了。
可風暴還在!
總覺得我們走向社會的九零後有點苦,明明一路長大被教育凡事講道理。
但最後發現,道理只對講道理的人有用。
有些人不講道理。
他們處理事情野蠻且直白。
但有一句話總是沒有錯:
解決矛盾應該是找出矛盾根源,而不是割掉眾人的舌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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