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內戰回顧之十八:顧祝同與胡宗南(下)

國軍的失敗,另一個人需要承擔比胡宗南更大的責任:顧祝同。

在薛岳進攻蘇北、山東時,顧祝同手中握有王敬久、王仲廉、孫震、劉汝明、周喦五個兵團的實力,尚且與劉伯承共軍斗得難分難解;此次大舉進攻山東,原鄭州綏署兵力最雄厚、戰鬥力最強的王敬久兵團亦投入山東戰場,而原來在晉南作戰,與劉伯承、陳賡野戰軍廝殺的董釗兵團四個軍亦調離華北投入陝北。很顯然,以鄭州指揮所的薄弱兵力是難以阻擊華北共軍傾力南下的,甚至可以說是螳臂當車。

對於國防部制定的重點進攻山東計劃,無論計劃的制定者是劉斐,還是蔣介石本人,身為陸軍總司令的顧祝同,都應當挺身而出,阻止這一計劃的實施。

如果把一切責任歸咎於胡宗南未能在短期內綏靖西北,轉而投入中原、華北,導致華北共軍大舉南下,中原糜爛。將國共內戰的失敗加之於胡宗南,這是他承擔不起的。

也許,讓胡宗南不再擔任鄭州綏署副主任,出任西安綏署主任,就是失敗的第一步;也許,讓西北行營主任張治中指揮西北的馬步芳、馬鴻逵、馬鴻賓,甚至宋希濂,對陝北共軍採取監視或機動進攻更為妥當。

白崇禧曾主張重用馬步芳、馬鴻逵、馬鴻賓的騎兵集團,並提議將其擴編為10萬人,用以圍剿西北共軍,但蔣介石不願同為回教徒的白崇禧與西北諸馬關係過於密切,實力過於強大,因而擱置了白崇禧的提案。

在王敬久兵團離開豫北後,不但不能把董釗兵團調離,反而還應將關中的劉戡兵團三個軍調出至冀魯豫地區,繼續保持對劉伯承共軍的壓力。實際上,當時彭德懷陝甘寧兵團的三萬人馬,以西北馬家軍的力量是足以抗衡的。出任陸總鄭州指揮主任的不應是范漢傑,而應是胡宗南。如果是這樣,不但中原國軍的實力不會因王敬久兵團的東調、董釗兵團的西調而劇烈下降,熊向暉3月份也離開胡宗南赴美了,國軍也會因此少受損失。

可以重點進攻山東,但同時重點進攻陝北,已非當時國軍實力所能承載。行差踏錯,則大廈傾覆矣。毛澤東留給胡宗南的那封信,既是諷刺,也是事實。

顧祝同自出任鄭州綏署主任後,與劉伯承交手多次,對毛澤東、劉伯承避實擊虛、長途奔襲、深入敵後的戰法,已經屢屢領教過。身為陸軍二級上將、陸軍總司令,指揮中原華東80萬大軍,黃埔系僅次於何應欽、陳誠的第三號人物,此刻身系國家生死存亡之重擔,當真看不到中原之空虛嗎?

蔣介石會下定決心重點進攻陝北,是因為3月10日-24日在莫斯科召開美蘇英法四國外長會議,蔣介石希望以佔領延安換取政治上的有利影響,令美國解除對國民政府的武器禁運。所謂「重點進攻陝北是政治作戰,重點進攻山東是軍事作戰」。

蔣介石的一生,從抗戰時的淞滬會戰開始直到敗走台灣,始終深陷於政治干擾軍事,罔顧戰場現實的泥潭;蔣介石及國民黨始終將外國的支持放在第一位,還是共產黨說得好:自力更生、奮發圖強。

「戰略原是達成政略目的的一種手段,但是戰端既啟,就應該以戰略為主,不能因政略牽制戰略。因為戰略保得勝利的時候,政略的環境就可以跟著好轉。反過來說,如果戰略失利,就是最初認為有利的政略,亦必跟著變化。」---陳誠

從馬後炮的角度來看,1947年3月,國軍既沒有繼續全面進攻的能力,也已經沒有重點進攻山東、陝北的能力;恐怕能確保津浦線、隴海線的安全,已是上上大吉了。

1948年8月,國民政府決定實施全面戰略防禦,在長江以南徵召200萬新兵;一年之後,待新兵整訓完畢,再與共軍決戰。這個時間點,恐怕不應是1948年8月,而應是1947年3月。

中共的武裝力量分為野戰軍、軍區武裝、民兵三級,野戰軍用於進攻敵人,軍區武裝用於保衛根據地,這二者都是正規軍,區別在於軍區武裝沒有重武器,缺乏大規模陣地戰、攻堅戰作戰經驗;

中共的野戰軍出現兵力短缺時,可以立即從軍區武裝補充,民兵再補充入軍區武裝。

在1947年3月,中共的這三級武裝力量各有兵力120餘萬,總兵力實際已處於優勢。

而在國民政府這邊,並沒有機動野戰軍的概念;行營、綏署、綏靖區,各種司令部,軍事單位疊床架屋;而多數地方保安武裝(師、旅、團)紀律敗壞,形同匪寇,與共軍作戰一觸即潰;

共軍人海戰術的力量源泉來自民兵制度,國軍這邊幾乎沒有地方民團的建立制度,徵兵往往變成「拉壯丁」。

野戰軍--軍區武裝--民兵VS正規軍--保安團隊--無。

共軍有120多萬無需承擔防守任務的野戰軍,國軍有這個實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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