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作為超級政治媒體

「有了自貿區，國家可以設計遊離於法律之外的『暗道』，一個為其處理豐厚利潤的秘密交易的代理人或幌子。」

「監獄犯人們被要求和守衛賽跑，他們只能故意輸，所以犯人們決定跑得非常慢。他們的順從換來了守衛的戒備鬆弛，並換得自主性，超治國之道同樣如此。」

推薦語

本篇講座由耶魯大學建築系碩士、Easterling學生翁佳推薦

「每個時代都有它應得的海盜」

——凱勒.伊斯特琳，《保持無辜》

「一點一點，他正在被睡眠侵襲，他的頭正在忍不住地下墜，他羔羊一般的身軀逐漸放鬆，半倚在爬梯上，一動不動，就像三月末下的雪。」

——梅爾維爾，《騙子》

經濟特區，水族公園，高爾夫球場，百貨公司，農業大棚，度假勝地，港口與游輪。在伊斯特琳的世界裡，建築不僅僅是設計師手中的形式實驗。它們更是通過「空間軟體(Spatial Software)」計算出的「空間產品(Spatial Products)」。由大型國際組織主導的空間軟體，寄生於國際自由市場與地緣政治構成的網路中，在全球範圍內度量著日照長度，氣溫，人口，海水溫度，以及沙灘的質地與色澤。根據測量結果，以地球為尺度，三維列印著建築甚至城市。這些空間產品穿過空間，協調時間，創造並統治著自己虛構的世界。

然而，對於伊斯特琳來說，建築並不只是被動的產品。對於像跨國公司與NGO這樣的大型國際組織來說，建築是符號資本(Symbolic Capital)，它們消除阻力，放大慾望。伊斯特琳主張媒介思考，這意味著把建築形式放到空間配置(Disposition)的背景里。建築形式常常被大型國際組織用作擴張的工具，它們深諳此道。它們知道，媒介思考和我們平時的思維迴路不一樣。它既不新穎，也不正確。它不是魔法，也並不自由。它不會發生，也不總有效。對於伊斯特琳來說，建築與技術是中性的工具，它們既然可以被大型國際組織用來作為統治的工具，那麼也就可以被建築師拿來當成抵抗的武器。在空間配置中，建築有勢能，雖然建築往往不會動，但這並不認為它沒有行動。有時形式即行動。

伊斯特琳把這樣的抵抗比喻成海盜。她認為大型跨國公司靠著一連串的謊言在社會中穿梭。星巴克，優步，Airbnb與它們的消費者交流的語言，就如戀人間的絮語。或許這是一個在新自由主義籠罩下的每個個體需要掌握的技能：保持正確是太脆弱的抉擇。新世界的抵抗者應該像海盜，他們太聰明了，以至於不在意對錯。他們漂浮於資本的汪洋，就像經濟特區一樣具有傳染性。對於資本像病毒一樣侵襲，就像梅爾維爾的睡眠，無聲無息地侵襲著他的騙子，直到他不再有力氣站立。

講座正文

今天想給大家展示一些城市作品（porn），我的一些書籍被新聞報道過：Extrastatecraft（超治國之道）或許會成為一種思維上的冒險，它是對於設計思路的重新架構。所以你可能知道我長期以來不只關注顯像的建築形式和輪廓，還有建築物所處的基礎設施的「基質空間」（infrastructural matrix space）。

這並不是指埋入地下的光纜管線設備，而是某種塑造城市空間的操作體系，它是由法學和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s）、信息科學（informatics）、全球標準法則共同作用所產生的空間結果。

從整齊均質的郊區住宅和高速公路，到閃耀著當代光輝的摩天樓、大型購物區、停車場、高爾夫球場、機場、度假村、候機廳和免稅區（free zones），再強調一遍——我說的遠不止這些背後隱含的基礎設施，而是想告訴大家：世界上大部分空間都由幾乎相同的模式建造，這些建築是可以複製的「空間產品」，不論是在得克薩斯州（Texas）還是台灣，不論你在記敘關於「阿諾德高爾夫俱樂部」（Arnold Palmer golf）還是「鬍子爸爸泡芙」（Beard Papa cream puffs）的感人故事。

基礎設施空間

眾所周知，內蒙古本土發生的根本轉變都包含在基質空間（matrix space）的語言里，它也在事實上成為一種政治媒介，大家也都知道這個空間目前是由非盈利組織（org）和世界銀行來進行運營的，當然還包括一位28歲的麥肯錫公司（McKinsey）顧問兼質量管理專家。這是地球上一些最有權力者的秘密武器，有時它似乎是我們這些僅僅接受創造空間訓練的建築師無法理解的。

正如我所論述的這個空間給我們的藝術帶來了另一種關聯性，以及另一種審美享受（aesthetic pleasures）和政治能力。而且對於大多數追尋更複雜建築語境來檢驗他們自己所謂科學推斷的藝術或科學愛好者來說，這就像一種原型敘事（master narratives）或方法論（methodologies）。

這本書將基礎設施空間作為一個全新的「試驗台（test bed）」提出，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把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ity）誤解為對建築學原有秩序的削弱（diluting），而要將「空間」研究視為其他學科與建築的交匯點，因為我們所熟悉的知識或許恰好是其他學科的人們很想了解的。

活動就是信息

那麼這本書就是在追問所有的沉思者：如果我們可以用另一種語境或速度去改造世界將會如何？我們被訓練了太多如何創造建築的體量造型，然後從天際線和形體去評判它，我們總是能找出完全合理的借口去追求和雕琢形式。

但是正如Pierre所說，也有藝術家對動感的形式很好奇，就像軟體里一些編碼可以使物體形式決定它們自身組織（organize）繁殖（multiply）和循環（circulate）的規律。更準確地說，正因為這是個數字化信息系統到處充斥著政治叛變（political treachery）的時代，所以我把空間本身視為一個信息系統，就像社會科學家Gregory Bateson（格雷戈里? 貝特森）所描述的那樣：一個人、一棵樹和一把斧子就可構成一個信息系統（a man,a tree and an ax is an information system）。

所以當我們熟知如何像非法侵入操作系統一樣侵入空間軟體（spatial software，一種表達城市空間容積的相互作用形式）時，世界會怎樣？是否基質空間越俗套刻板（formulaic），想要設計有意義的物質形式就越困難呢？或許設計有效的形式來利用基質空間中現存的繁殖體（multipliers）會更容易一些。

空間的政治手段

是否基質空間還能指導更多的內容（repertoire），不僅是創造形體（form making），還能提供一條通往激進主義政治（political activism）的非正統（unorthodox）途徑，甚至幫助我們發掘潛藏在組織與秩序中有待開發（underexploited）的政治才能呢？

那麼回到開始的那些問題，目前全球流行的所有空間操作軟體中，佔主導地位的就是free zone，這是當今全世界的設計師都在用的塑造城市的基礎設施科技（宣傳口號總是如此相似）。它們可以從外太空遠距離穿過雲層投射到地球表面進行定位，如今已是全球最流行的城市空間設計模式。作為一種軟體，它比MS-DOS（Microsoft Disk Operating System的簡稱，由美國微軟公司提供的DOS操作系統）歷史更悠久。

隨著管理與主權國家的分離，我們定義的出口加工自貿區（export processing zone）擁有獨立於東道國本土法律之外的權威，所以它可以提供許多福利，例如豁免關稅（tax exemptions）、外匯所有權、簡化海關手續、廉價勞動力、解除勞動管制和環境保護法，由於這些政策避免了本地化的官僚政治，所以每個城市部門和公司都想加入進來——聽上去就像歌頌別人的自由的「新自由主義者」的「禱文」（neoliberal mantras）。

自從中國嘗試採取它作為市場探索的手段以後，自貿區就以指數方式（exponentially）急劇增長，如今中國有它獨特的自貿區類型，並僱用了全世界最多的特區工作人員，可以自給自足，此後更多城市受此啟發演變成全球化的狂熱擁護者。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認為特區將會融入東道國的經濟，但事實恰好相反。每個人都想去特區，它似乎成了經濟發達、政治隔離（political quarantine）、企業「具體化」（corporate externalizing）的絕佳載體——企業因此減少獲利的障礙。

正因為吸納特定的業態並淘汰其他產業，它成了一種流行的城市模式，不斷在全球範圍複製迪拜、新加坡和香港的閃閃發亮的「仿製品」，從前的特區或許是像墨西哥提華納（Tijuana）的返銷型外資企業（maquiladora）一樣。

非國有版圖

在60年代，世界上只有少部分自貿區，如今它幾乎無處不在，面積甚至以公頃、平方公里計數，已逐漸將城市吞沒。正如全球顧問們口中的「市場準則」（Shibboleth）：進入全球市場的信號就是所有科技之間、企業總部之間的聯繫。同時，在這些血汗工廠和宿舍背後隱藏著可怕的「合法」虐待勞工的現象，所以特區有時不能達到預設的經濟目標，如今特區越來越渴望自稱「城市」。

迪拜用自貿區來區分每個城市卓爾不群的優勢，這就像特區的聚集體，擁有所有你能想像到的產業，且各自都形成了「城市」。眾所周知的迪拜海濱城（Dubai Maritime City）、迪拜知識新城、迪拜媒體城、迪拜醫療城全都擁有大量迥然相異的免稅額（exemptions）和法律法規，例如在迪拜媒體城，某些人有言論的自由。總之我最近一直在搜集這類城市作品。

我遊歷了世界上130個國家，例如印度海德拉巴（Hyderabad）的高新科技城（HITEC CITY）就是全球範圍內眾多自貿區城市的一員，很多企業辦公園區也會用摩天大樓和狂熱符號來慶賀自己成為自貿區城市網路的一份子。

自貿區愈加流行，現在甚至大城市和國家首都都想要有自己的「區域分身（zone doppelg?ngers，類自貿區）」來作為非國家組織（non-state actors）的品牌、代理人（proxy）或幌子（camouflage），成了一種非國有版圖。

你們或許了解韓國的松島新城（Songdo City），它是位於仁川自由貿易區（Incheon free trade zone）的相當於首爾（Seoul）兩倍大小的新城，貿易區基於威尼斯、紐約、悉尼、中央公園、堅尼街（Canal Street）和世貿中心（World Trade Center）來運營。

脫離國家制約的地區

更為諷刺的是，在阿斯塔納（Astana）——哈薩克（Kazakhstan）新建的首都城市同時是自貿區，據說現在是這片區域的法律中心——一個意圖脫離國家制約的地區，這裡充滿了各種著名建築師炮製的古代成吉思汗（paleo-Genghis）意象：金字塔狀的和平解放宮（Palace of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或帶有巨大微氣候帳篷的可汗沙特爾娛樂中心（Khan Shatyr Entertainment Centre）。這是納扎爾巴耶夫（Nazarbayev）總統先生，我想說空間是「超治國之道」的鮮活容器，這本書的標題中的「extra」就意味著「在國家之外」。有了自貿區（zone），國家可以設計遊離法律之外的「暗道」trap door，一個為其處理豐厚利潤的秘密交易的代理人或幌子。

「超治國之道」並不是在描述後民族的世界（post-national world），而是國家主權（sovereignty）的成倍的嵌套形式（nested forms）。

我最近和Saskia Sassen談過這種空間，它就像她所謂的「經濟清洗（economic cleansing）」，作為理念村（intentional community）的一種奇特形式，有五彩繽紛的噴泉和高爾夫球場，這是一個大家都講世界語（esperanto）的地方，大家可以消費石油美元（petrodollars）在美輪美奐的度假村和宮殿里放鬆身心。

並且現在它的宣傳視頻越來越瘋狂（delirious），正如這種空間意象（imagery）在全球越來越風靡。

視頻字幕：沒有什麼比鑽石更稀有和美好了，鑽石宮殿（Diamond Palace）以它熠熠閃光的（scintillating）建築吸引了無數人的目光，宮殿的室內設計將鑽石的形象和氣息帶入遊覽者的心中，讓他們走進動人的鑽石神話。

所以這種區域的組織和政治構造（constitution）總是用這些語彙描述：奢華、開放、享樂、自由，但要維持內部自治（autonomous）體系，這片區域也包含了固有的極端同質化傾向（isomorphic disposition），這本身就是一種信息悖論（information paradox）。

寬頻都市主義

大量信息在這些所謂經貿中心被摧毀（pull down），用大量的信息去保持人們的「愚昧（stupidity）」正是一種常用的權力手段。當它作為經濟自由主義（economic liberalism）的工具被大肆頌揚（extolled）時，特區經常為更複雜的國家治理（state governance）和市場操縱（market manipulation）層面提供國家官僚（state bureaucracy）的交易。

雖然儘力擺脫與政治的關係（apolitical），但特區仍處於國際衝突的交叉地帶（crosshairs）。這種所謂的經濟工具和合理邏輯（logistical rationalization）實際上是對不理性（irrationality）的嚴酷考驗（crucible），正如下一個最貧窮的國家不惜任何代價想要「平鋪直敘（tiled）」的天際線（笑聲）。

讓我們把目光移向東亞，看看全球基礎設施空間的重大轉變，尤其是肯亞（Kenya）——全球最後一批接入國際光纜（international fiber optic cable）的國家之一，它也是從2009年至今電信產業（telecommunications）增長最快的地區。

現在它有三個國際海底電纜（submarine cables），肯亞源源不斷的寬頻輸送信號（broadband）服務於龐大的手機用戶群體，大家隨處可見他們的電信廣告。在2000年，全世界只有不到八億部手機，到2010年全球已有超過50億部手機，其中約3/4的訂購量（subscription）位於發展中國家，行動電話和寬頻通訊已成為國家政府間最大的共享交流平台（shared platform），寬頻設施已如同水資源一樣不可或缺，它的使用權被認為是一種權利——如同獲取食物的權利。

Development 2.0

在肯亞有許多類似28歲的麥肯錫顧問和銀行家之類的年輕實業家人才，掌握著商學、科技、信息科學和計量經濟學等專業技能，這些將寬頻與GDP聯繫起來的能力預示著寬頻對所謂「發展2.0」的影響。在那些使用行動電話就意味著接入互聯網的國家，「發展2.0」正改變農業、銀行業、醫藥和教育以及相應的城市設施配置。

有大量企業家（entrepreneurs）為無數手機設計軟體，這些企業家就是商業模式的來源，所以懂得如何使用手機作為關係載體的企業家可以產生巨大的空間影響力（spacial impact）。但是空間有時被認為是網路的偶然情況下的副產品，或許任何城市規劃專家（urbanist）都知道高速公路和鐵路對一座城市的意義，他們或許了解基礎設施是如何按地區分配（territorialize）的，但我們對寬頻和行動電話對空間產生的影響的認識是不足的。

我們尚且不清楚光纖的引入會不會強化現有的城市發展地帶促進自貿區的騰飛，還是滲透進鄉村地區促進教育的發展和改良。光纜寬頻的分布並不像公路和鐵路，無處不在的原子化的（atomized）手機信號和微波隨時都可能控制這個基礎設施空間，從而形成阻礙（choke point）或壟斷（monopoly）。

複合空間配置

雖然城市規劃師常用基礎設施分析城市價值和形態，例如鐵路、公路和水利設施，它仍缺乏應對關於寬頻設施中複合空間配置的分析，線性的光纖電纜賦予了相應的土地特權，為現代移動通訊提供帶寬，這項技術藉助霧化的拓撲技術創造了無處不在的覆蓋體系。在那些機構間買賣和傳輸帶寬的伺服器提供商通過提供信息資源接入點給出了第三種配置因素，任何設計想要有優勢，或許都要隨著網路的擴張不斷重新評估自身配置，不僅要關注它說什麼，還要關注它做什麼。

所以數字科技會對空間產生影響，但空間技術也會影響數字化網路，目前為止還沒有人草擬寬頻技術（broadband technoscape）中的空間相關的規章制度（protocols）。大家平時看到的都是平庸的（generic）、過時的（outmoded）特區，所以肯亞也不例外——肯亞Konza科技城（Konza Techno City）和肯亞拉穆港－南蘇丹－衣索比亞交通走廊（LAPSSET）看起來都是非常精彩的方案，LAPSSET交通走廊將會串聯特區和度假村，並為海岸（coast）輸送精鍊石油。

所以那些想要改變「以基礎設施為中心的城市模式」的國家仍在採取一種極其傳統甚至頗有風險的發展模式，過度依賴資源開採（resource extraction），例如馬查科斯新城（Machakos New City）或新肯亞－中國經濟區（new Kenya-China Economic Zone）或非洲其它地區。

視頻字幕：歡迎來到黃金海岸（Golden Coast），萊基自由貿易區（Lekki Free Trade Zone）每天正迎來大西洋沿岸的微風（breeze），著名德國哲學家黑格爾（Hegel）曾說：海邊拂來的微風是對貿易的召喚（breeze from ocean is a call for trading），所以萊基自由貿易區吹拂的海風正是向您發出投資貿易的溫情邀約，請接受這份邀請，萊基就是您投資發展的沃土，讓我們攜手創造光輝明天！

自貿區本身是對建築技術或政治意圖的放大，它作為遠郊飛地（enclave）的地理位置凸顯了它法律或其他政治不便的豁免權。由於自貿區持續吞噬城市，設計師們或許能在它的配置操作上找到大顯身手的機會，我們可以為相同的技術配置一個不同的形式，例如通過將自貿區映射到城市自身，動機和安全性依然不變，但該組織的配置將從封閉的循環變成全信道網路，城市性將愈加明顯，新增玩家將使信息交互更加活躍，如果自貿區的新模式具備和其他模式一樣的「感染力」，配置的改變就可能導致巨大變化。所以問題不僅僅是「誰制定規則」，而更像「誰在製造它使一些事情成為可能、而另一些事不可能的環境」。即是我們可以敏銳地察覺到它，不管它的活動和聯繫多麼轉瞬即逝，這個問題依然存在：它是如何被操縱的？這麼做的政治含義是什麼？重要的線索存在於它自身空間布置之中，但想找到創造它們的工具卻極其困難。

例如一個司空見慣的基礎設施的靜態布局——高速公路系統、輸電網路或郊區，如何評價其中發生的活動或信息交換？我們往往不把城市組織視為行動者，而是看作物體的集合，我們不習慣把活動同樣放到多方面的關係和相對位置中去思考。但如果我們更仔細地觀察批量生產的郊區住宅，就會發現它的組織明顯代表著一種獨特的活動。開發商並非在製造獨立的住房，而是在「耕作」這些住宅——樓板、框架、屋頂，成為一種「農業性」的基質空間。這些住宅如同針線編織般重複出現分散了我們的注意力，讓我們忽略真正被創造的東西。住宅群落具有統一的傾向，它突出了重複性活動的優勢，使獨立的房屋設計格格不入。真正被創造出來的是一種類似於協議或非數碼的空間軟體，它同時塑造和生成製造房屋的活動。僅接受外形設計訓練的建築師總是急於設計單獨的房屋，以便拿出作品來炫耀，他們最終只會被愚弄。

空間可以有所表現，也可以成為信息的載體，空間即使與感測器或編碼無關，它仍是一個信息系統，並且信息只能寄存在我們「布局」的地方，一個組織的特點或傾向存在於他自身的潛能或行為之中。「布局」這個詞並不神秘的，幾何學告訴我們：一個在傾斜平面上的小球具有「勢能」，可以用連線作它受力傾向的標示。連線的拓撲學始於一個都市問題——例如著名的格尼斯堡七橋問題從酒吧賭局開始：你能不能去城裡繞一圈，每個橋僅穿過一次還能回到酒吧？

我們了解這些布局，甚至知道它們的政治氣質，而這種政治氣質又賦予了已知布局另一種力量，我們知道如何調整這些布局中集中權力、權威或暴力的地方。我們知道哪個是「走私集團「，哪個是大型計算機，哪個像鐵路；我們知道哪個是地下電纜，哪個像是微波雲，我們知道哪些如同自貿區，哪個如同FireChat（以藍牙通訊的軟體，被香港的示威者使用以防通訊屏蔽）。（「走私集團」這個短語模擬出了一個封閉的玩家圈子裡的秘密狀態。一個線性鐵路系統或線性光纖電纜的特性跟移動通訊的原子海洋的特性是不同的。對輻射式網路來說——例如大眾傳媒電視或者收音機，其中每個活動或關係都必須與具備傳播信息優勢的單一中心點聯繫。樹形結構具有層級又是集中許可權的，就像從主幹線到小街巷的街道系統。全渠道或分散式網路 (all—channel or distributed network)，像一張開放的網格，點與點之間都是互相連接的。大型計算機網路是一個依照順序傳遞信息的線性網路，而平行網路則是同步交互，而非依序列(sequentiaI)交互。一座摩天大樓可以被理解為一個串列組織 (seriaIorganisation)，因為人是藉助電梯依序進入每一層。類似市場、火車站或者其他有多個進入或交互點的組織方式，或許應該同步和平行地進行組織。傾向性因而是可以被設計的，就如同人們可以決定斜面上的球體的幾何形狀和相對位置 。）

一個我常舉的簡單的空間軟體（「空間軟體」指某些特殊功能的空間）的例子，就是薩凡納（《阿甘正傳》里阿甘吃巧克力的長椅所在的城市），它是由Oglethorp設計的18世紀美國城市。他並沒有把城市規劃當作物質形式去設計，而是當作一個軟體，就像定義一個網路共享協議那樣。確定各方同意的法則標準後任其自由發展，這個城市以「坊」的方式成長，這些「坊」為私人空間、公共空間和綠地制定了明確的比率，甚至對偏遠的農田同樣適用。所以他並不是設計了一個具像的「物體」，而是一套物體的關係法則。 即便已經有明確的空間規則，你仍不知道這個城鎮的具體外形。這就像恆溫調節器，像汽車調速器（自動控制汽油輸入引擎以控制汽車相對恆定的速率的裝置），像各種制約因素的相互作用，像緩慢釋放的藥物一樣，這套規則持續對城市空間中的活動施加影響。

所以，設計一個「倍增器」（multiplier）是很簡單的，我們可以設計一個Δ：設計一個閥門，設計一個調速器，一個開關；我們可以調和一種拓撲學（指「f」，即物體間的關係）。所有這些——並非只有這些——它們就像小標誌或是一段代碼，或一種能動形式（active form，「能動」是指物體本身具有施加影響和自主決定的能力）。它們與軟體的特性相同，但是以空間為形式，所以它們並非在塑造單個物件，而是在塑造一系列物體。能動形式並沒有取代物體形式，它們一起發生效用，促使「物體形式」和不同的「審美愉悅」以及「政治能力」一起進入一個倍增的操作領域。

這是我從Gilbert Ryle那借來的概念，「審美愉悅」如果涉及「怎麼做」，它就是在思考如何加速智力活動，這是一種思維習慣——思維能夠和未完成的過程一同運作。能動形式和相互作用只能作為這種未完成的狀態的動態標誌。這是如同國際象棋大師的思維，只要遊戲是理性的，就可以從「一步」想到「很多步」之後。

布局的標誌

我們學科在過去和現在都藉助過決策框架，信心遊戲理論，王牌遊戲理論，或行為控制論，或其中任何一種，但標誌是不明確的，雖然聽上去很矛盾，但正因它們不明確，它們才能有用。就像一個人只有通過表面能看到的漩渦去渡過河流，只能通過對家的表情變化決定在撲克遊戲里出什麼樣的牌，只能了解怎樣去感受麵糰和麵包，或在強風中降落一架飛機，或吊石膏，或恐嚇，或接吻，或講笑話，有些事情你只能知道「怎麼做 」，你只能了解過程。

而能動形式和它產生的布局就是超治國之道的政治流動標誌，也許我們回到zone的話題講幾個例子會更有幫助。在建造摩天樓之外，我們能利用它的優勢：自貿區本身是一個具有感染性的平台，我們可以設計一些東西讓它在自貿區中倍增，它有潛力像在過去的三十年間發生劇烈改變。

許多東西在自貿區中就變得有感染性了，比如彩色噴泉在各地的自貿區都有出現，所以一次駭入（hack）可能會釋放細菌，就像你往偷偷安放了一個東西，別人可能在不知不覺中幫你複製到了世界各地。這裡的「審美愉悅」不是實現總體規劃，而是發掘一個「傳染」的人口效應。一次駭入也可能會建立一種緩釋的相互作用。打個比方，自貿區有想要成為城市的目標，那麼它基因里就埋下了顛覆自己的種子。一種駭入自貿區的方法是：去找出並標註自貿區的激勵因素，並讓其作用於已經存在的城市，而非曾經是城市的飛地。（自貿區是「法外之地」，去引誘城市做那些本不能做的事情）

當監管有疏忽時，自貿區就會回到法律規制下，讓其產生的金融利益回到本土經濟當中，這就是UNIDO認為將會發生的事。正如薩凡納的公共和私有空間有平衡關係一樣，自貿區的刺激可以成為這種緩釋的互相制衡的一部分。如果區域中心坐落在內羅畢而非肯亞-中國經濟自貿區，自貿區激勵可能會被關聯到各種事物，例如交通。空間生產的機器會在發展基礎設施的同時，輸送工人到商業中去。所以工作並不是總平面和總規劃，不是具體的事物，而是互相平衡的聯繫。

數字變數影響空間，空間變數同樣會影響數字網路，所以寬頻都市化在內羅畢是為了能接觸信息，重點就是接觸到數字系統信息，同樣重要的是接觸城市的信息。即使在內羅畢之外，一個主動形式可能會將寬頻和道路放到相互依存的位置。可能聽上去不像，對固定基站寬頻的重視將會吸引大學和旅遊業，卻可能冷落道路，道路將會干擾自然野性和原始文化趣味，其中空間攜帶的信息對於大學和旅遊業確是重要，重視寬頻同樣使道路不那麼關鍵了，而且道路會干擾城市的空間信息——因為車輛的空間和距離膨脹了。

城市信息是通過步行穿越或自行車而被人獲知的，所以一個建築師可以創造能動形式，也可以創造物件形式。再舉一例，不只是促發展，還讓其反向發展，如果物件形式常導致物體的增加，那麼一個主動形式甚至可以讓建築機器產生反方向作用。

我們可否用互相平衡力量的作用去瞄準或收縮甚至刪除發展？在新奧爾良平原或曼谷，在亞馬遜雨林或麥克曼森市郊？我在這不會展開講，但一個像薩凡納一樣但反方向運作的「軟體」，或者拿你熟悉的圍棋來說——圍棋有消除的規則。

但這不是關於建牆，而是關於清除。建立遙遠的特性間的互相作用，這就是思維的習慣，讓我們去設計「相互關係」本身。這不只是不同的審美愉悅而已，而是主動形式和基礎設施空間擁有不同的政治能力。

而且它們不同於政治社會活動的那些熟悉劇本，在那些劇本里你常能發現堅定直白的信仰圍繞在一個宣言周圍，還有一場為了團結和正義的鬥爭。一個政治活動家可能會為了原則，運用歷史上的重要節點和手法鬥爭至死。大衛必須殺死歌利亞（巨人，指無法一眼看清全貌的存在），這就是經典劇本，但基礎設施空間中強大的玩家隱藏了自己的意圖，通過保持流動倖存下來。他們輕而易舉地玩弄把戲，轉移攻擊，因為只有公開宣告才會被當作信息。

所以當被盯上時，他們會從把心溜走。或者歌利亞會找到一個方法裝扮成大衛一樣（比如裝成自己是受害者），或者他們會說一套做一套，故事和真正的布局不相符。我們能夠學會如何辨別差異——持不同意見的行動家的鐵拳常錯誤地對假人偶揮動，而假人偶總是在合適的地方出現。但真正的暴力總是出其不意的，真正的暴力發生在別的地方，且只能憑藉凈化儀式來解決問題。異議者必須站起來反抗，樹立一個敵人，假設這是兩極對立的抵抗。但我嘗試設想一種附屬立場，一種通過基礎設施空間布局所具有的能力支持異議者的方法，這種空間是表演性而非規範性的。它提供了一種混雜的意見，這是較難作為目標的，同時也不在乎兩極對立，不在乎是否正確。隱秘的國際參與者將面對更精明謹慎的對手，這是一種替代性的超治國之道。

同時在這裡「正確性」可能不如這種言行不一的虛構和狡猾那麼重要，我形容的是一個更加隱蔽的大衛，他不會在殺死歌利亞的時候左右為難，這個大衛是政治行動者的幕後夥伴。甚至他會為他們的成功創造條件，也許他會成為正義之士的不受重視的搭檔，這些工作不在於知道哪個是該反對的，而是知道如何去反對。對行動者來說，他們常渴望直接面對和解決問題，就像城市設計者往往渴求通過物件形式設計去解決都市問題，但也有人不介意弄髒自己的手，直接去實際場地。城市性的開關往往在別的地方，而能動形式能讓你通過調整各種開關去調控整個網路。

基礎設施空間不是一個你死我活的決鬥，當你可以遠程改變土壤化學成分時，在此布局語境中，一個人就不會在這個場地里草木皆兵。組成基礎設施空間的倍增器將會被所有這些「不理性」通過像流言這樣敘述性的能動形式加速，流言是一種最成功的政治技巧。可能只有一種同時結合組織與語言的能動形式的設計才有機會和世界的空間產品發生關係。幾年前我曾被邀請去一個自貿區開發者會議，我事前給他們一個警告：「我是一個自貿區的批評者」，但是他們說：「哦！伊斯特琳教授」，對我依然很友善。

我意識到這是完美的場合去撒個小謊，去散播一個謠言：如果是最睿智的自貿區運營者，那麼他們一定會做像我剛說的事情——去將自貿區的激勵用於現存的城市裡，避免各種開銷。是什麼變成了新的感染性的符號資本？不可能是那些塑造得像鑽石和海豚的建築。除了兩個對立面間的緊張對抗，能動形式的屈從力量就像一個禮物，或是熊貓，或是一種順從。比如大陸給台灣的兩隻熊貓，名字分別是團團和圓圓，來自自貿區的刺激或寬頻能力也許正是這樣帶有槓桿的「禮物「。但它們不常用於真正施加的槓桿，並不是能動作用的一部分。

在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里，James C. Scott提供了一個例子：他發現在米蘭昆德拉的《玩笑》中有一段，監獄犯人們被要求和守衛賽跑，他們只能故意輸，所以犯人們決定跑得非常慢。他們的順從換來了守衛的戒備鬆弛，並換得自主性，超治國之道同樣如此。選取順從而非爭鬥，毫無疑問是一個在場上獲取好處的方式。有時你更大的策略根本不會被注意到，兩方的針鋒相對常常是競賽，它們將會導致升級的暴力。

另一種模仿被稱為「double「，能成為混淆或偽裝的源頭，Double就是去僱傭一個騙子或者代理人，就如同兩兄弟一起愚弄了世界，這種Double雙重性可以劫持它的對立面存在。行動者認為無意義是完全的逃避，但實際恰恰相反，無意義反而可能在政治上十分的有利，誤導和分散注意力可以迷惑並影響原本無法入手的政治局勢。

模糊化和無理化以及流傳故事是巨大政治機構的潤滑劑，就像一位喜劇演員嘗試講笑話讓他父母不要吵架一樣。不要關注事情本身，而要關注手段，建築師知道如何去安排空間變數以減少對立產生的暴力，或消解集權，因為權力和對立都在空間中根深蒂固。

當我們再看基質空間時，我們看到的是藝術的機會，一種額外的樂趣，超越了基礎設施空間藝術的權力，基礎設施空間可能是最有力的秘密武器了。

結語

如果說世界在製造水，而建築師在製造水中的石頭，那麼石頭就是物體形式（object form），水就是能動形式（active form）。知道什麼時候做水中的石頭與什麼時候做水是一種藝術，建築有同樣的機會通過成為自己的媒介去創造卓越的空間產物，基礎設施空間可以通過設計直接轉變為物體形式。

圖片版權：文中圖片均來自Easterling講座PPT。

講座視頻鏈接：https://youtu.be/SaKoIP5qH8E

由孫志健整理的講座英文原文整理附於「知識星期」，後台回復「Easterling」可下載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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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孫志健

東南大學本科大四在讀，關注五大洲建築師。

這已是志健在知識雷鋒記錄的第12篇講座文章啦

黨員的個人臨摹作品

校注者介紹

俞洲

UIUC建築學人類學雙本科，知乎專欄「建築學與人類學的不定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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