驗葯中醫只有死路一條？——《諾獎教會我們如何驗葯 》

諾獎教會我們如何驗葯

作者：方玄昌

本文原發在《財經》年刊

原地址：諾獎教會我們如何驗葯 -百家號

　　衡量一個國家在尖端科研方面綜合實力的指標有許多，但最直觀的一個，恐怕非該國所擁有的諾貝爾科學獎的數量莫屬。正因如此，我們企盼中國本土實現諾貝爾科學獎零的突破已經有幾十年——當然，對於諾獎的酸葡萄心理也已持續幾十年。

　　然而，當第一個諾貝爾科學獎蒞臨，我們卻遭遇到諾獎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尷尬。縱觀屠呦呦獲獎後的國內輿論，不可思議地，居然是「反思」多於慶賀。這些「反思」有的在理有的無理；而真正讓我們不能那麼痛快慶賀的因素則只有一個：當年依靠人海戰術發現青蒿素的方式和途徑均不可複製；正因如此，中國主流科學界對此次獲獎表現出異乎尋常的低調，他們清楚，四十多年前做出的這項成就，並不意味著我們在某些研究領域已經打好了足夠牢固的基礎、並在學術水準上迫近或達到了諾獎高度。

　　唯一為之狂歡的是中醫藥界。他們把青蒿素的發現歸功於中醫，並將此作為中醫「偉大」、傳統醫藥是一座「寶庫」的依據。諾獎評審委員會發言人強調「這次諾獎不是頒發給傳統醫藥，而是頒發給受傳統醫藥啟發而做出的發現」；如果我們細究青蒿素髮現的過程——那是針對中藥有效性第一次真刀實槍的檢驗，第一次嚴肅的「驗葯」——則可以清楚發現它與中醫藥的相關性極弱，甚至於說「受之啟發」都略有勉強。最早提出「廢醫驗葯」主張的方舟子對此有系列考證

文章，歸納起來有如下幾點：

青蒿素的發現與中醫的陰陽五行理論體系沒有任何關係；

　　青蒿素確切地說應該叫做「黃蒿素」，因為它來自中醫棄之不用的黃蒿（臭蒿），而中醫選擇入葯的青蒿（香蒿）中則不含青蒿素。即便取用黃蒿，依據中醫藥的用法，無論是煎服還是浸水絞汁服用，均不能治療瘧疾。起名「青蒿素」、以及現在將黃蒿也改名為青蒿，純粹是為了讓中醫藥與這項發現沾親帶故而削足適履；

　　當年以人海戰術地毯轟炸式的「驗葯」，檢驗了中醫古方中記載的所有號稱能治療瘧疾的草藥，結果無一安全有效（更早時發現具有抑制瘧原蟲作用的常山，因毒副作用過強而失去應用價值）。

　　如果尊重這些基本事實，人們不難看清，發現青蒿素的過程無疑是有史以來對中國傳統醫藥提出的最嚴厲的一次挑戰，它原本應該引發人們重新思考：我們究竟該如何理性對待中醫藥這座「寶庫」？可惜的是，由於歷史和文化原因，這場「思考」並未發生；最近十幾年來由方舟子、張功耀等人發起的「廢醫」運動與當年青蒿素的發現無關，且僅發生在有限的學術界及民間（科普界）。屠呦呦獲獎提供了一個新的契機，目前業已引發的這場爭論理應觸動更多人再次思考中醫藥存廢問題；如果政府層面介入其中，那麼未來幾年到十幾年，「驗葯」將成為一個關鍵詞。

誰來驗葯？何為驗葯？

　　黑龍江中醫藥大學的常存庫教授曾經跟筆者介紹過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某課題組要以「動物實驗」來驗證某種葯對於風濕病的療效，他們首先需要製造一批「得了風濕病的實驗動物」。如何製造？他們的方法是：先將幾隻貓的後腿潑上水，然後用電風扇對著吹，一會兒這些貓就成了「風濕貓」。

　　這是過去數十年來「中醫藥現代化研究」的案例之一。

　　這樣形同兒戲、看似極端的中醫藥「研究」並非只是個案，它們不僅出現於重在「基礎研究」的國家項目中，還出現在直接研發和生產藥物用於治病救人、直接關係到百姓健康乃至生命的中藥葯企——包括一些上市公司。

國內中醫藥研究之所以出現如此光怪陸離的奇景，原因有三：

　　第一，與屠呦呦接受的是現代醫藥學教育不同，中國目前的中醫藥研究者多數出身於中醫，不具備現代醫學基礎知識，更不掌握科學手段。在此只舉一例：973「中醫基礎理論研究」項目（這樣的項目也能進入973計劃！）就曾聘任南方某中醫「泰斗」為專家組組長兼「首席科學家」，國家為此項目投資五千多萬元——而這位年屆九旬的「中醫泰斗」「國醫大師」沒有任何醫學科學教育背景，曾經主張「用階級鬥爭和階級分析的觀點看待中西醫之爭」，並認為「何大一雞尾酒療法治療艾滋病只達到了中國商代時期的水平」，整個令人啼笑皆非。

　　第二，由於缺乏對醫學科學的深刻理解，這些「驗葯」者普遍不認同國際上採用的客觀標準，他們往往不是以「檢驗」一種藥物是否有效、安全為目的，而是先已經設定了藥物安全有效，然後單方面尋找那些對「安全有效」有利的證據，最後在此基礎上去尋找所謂的「功效成分」。對他們來說，作為國際上驗證藥物有效性金標準的「大樣本隨機雙盲對比試驗」大約如同19世紀中葉國人眼中要敲開國門的洋槍炮一樣猙獰。

　　第三，利益驅使下的故意行為。事實上，這個「驗葯」群體中還是有一批出身於現代醫藥學教育背景的人員，並且也確實做過一些正規的檢驗工作；但遺憾的是，對中藥（以及任何其他國家和民族的傳統醫藥）做嚴格的有效性測試，「無效」結果都是常態。一個中藥葯企如果真的這麼干，那它很快就會走向倒閉。怎麼辦？欺騙成為解決問題的唯一手段。隱瞞真實藥效的最簡易方法就是往中成藥裡面加西藥和興奮劑。北京奧運會之前為保護運動員而對一千多種中成藥做檢測，結果無一例外被發現摻雜了西藥和興奮劑。

　　這三點加在一起，就製造了另一項奇景：中成藥在國內的發展如同雨後春筍，迄今卻沒有一種中藥或中成藥能通過國外權威機構的三期臨床試驗而為世界所認同。

　　必須明確一點：這種自欺欺人式的「驗葯」，創造的是負效益。它不僅浪費了大量的「科研」投入，而且無效有害的各類中藥和中成藥被國家審批通過，百姓付出血汗錢，得到的結果卻是被延誤治療、健康受損；於國家而言，中藥和中成藥造成肝病腎病高發、造就一個個「洗腎之都」，早已成為社會醫療體系的沉重負擔。

　　所以，過去幾十年的這種「中醫藥研究」，既非嚴格的中醫現代化，更非真正意義上的「驗葯」。方舟子所提出的「廢醫驗葯」主張有著簡單而明確的界定，那就是捨棄陰陽五行、君臣佐使、子午流注這些建立在迷信基礎上的中醫理論，純以科學的手段檢驗藥物——就如屠呦呦等人當年所做的那樣。

　　屠呦呦獲得諾獎，對於那些長久高喊「我們不需要國際認同」「我們不接受國際標準」口號的中醫從業者來說應該起到警醒作用。諾獎明確告訴我們：必須以科學手段配上客觀標準來審視中醫藥，才可能做出為世界所認同的成果；我們不要總埋怨人家的鼻子不靈，也不要總埋怨自己的巷子太深，更不要埋怨人家會有意堵死你的巷子——只要你的酒是真的香，人家會承認並接受。

「驗葯」的方向與結果決定於從業者的人群構成，既然是要用科學手段來檢驗中藥，那麼驗葯者當然只能是科學家，而不能是那些依然沉醉於陰陽五行的中醫師。

「驗毒」比「驗效」更迫切

　　美國有一個補充與替代醫學政策委員會，他們專門出過一本書，介紹美國如何對待補充與替代醫學（實際上就是傳統醫學，包括中醫）。

　　如果是一個對於傳統醫藥缺乏深刻了解的普通公眾，認真看完這本名為《白宮補充與替代醫學政策委員會總結報告》的書本，可能會有一些奇怪：這本書較少討論「有效性」，而通篇都在強調「安全性」。難道傳統醫藥的有效性那麼不重要嗎？

　　聽聽專業人士的解讀，就很容易理解這個問題。多年前筆者曾經策劃、采寫關於中醫現狀調查的一組文章，來自北大醫學院的一位研究者從上述這份報告中讀出的信息是：「對外來事物寬容的美國政府，對這些包括中醫藥在內的補充與替代醫學的安全性是多麼地不放心！」而美國傳統醫藥學會創始人、生物學博士薩布提·達瑪納達則這樣表述：「（針對中醫的研究）僅僅是因為公眾中有人正在使用中醫，他們想對中醫了解更多——研究者往往並沒有太多期望能從中獲取或者證明很有價值的治療方法。」

——在多數現代醫藥學的研究者看來，目前再從傳統醫藥中尋找針對某種疾病的、能比肩或者超越已有的化學藥物的有效物質，難度近於大海撈針，它與按照植物分類目錄地毯式掃描研究幾無差別。

　　基於這樣的認識，美國政府對於中醫藥（包括針灸）的管理原則是：第一，中藥只能作為保健品賣，你不能宣揚它有療效——這可以減少因迷信中醫藥而耽誤正規治療事件的發生；第二，你販賣的中藥必須無毒、是安全的——這是作為安慰劑的前提條件。

　　這兩條管理原則放到中國來依然適用，但要實施起來還很難。如果完全按照醫學科學的原則，針對一種藥物或治療手段必須使用「有罪推定」，即：你沒有給出足夠證據證明這種藥物安全並有效，那麼，就應該先假定它有毒且無效。而當前從政府到葯企，對於中醫藥的具體做法都跟這一原則剛好相反；同時由於信息不對等，老百姓也依然普遍相信「西藥有副作用」「天然的中草藥是安全的」。

　　近一二十年來，中國大陸和香港、台灣以及包括歐美在內的其他國家的一些研究機構，已經對中藥中的部分成分做了較為充分的毒性和毒理分析及論證，明確了一大批有毒有害甚至致癌的中藥（覆蓋了常見中藥、中成藥的大部分）；令人痛心的是，我們的管理者和葯企並不將這些寶貴的研究成果當一回事，為了「經濟效益」而完全致百姓生命健康於不顧，繼續生產、販賣那些已經被證明有毒、致癌的藥物，並且還貼上一個「毒副作用不明」的欺騙性標籤。

　　出於實情考慮，我們要讓中國老百姓相信一種藥物「無效」是很困難的（即便是在醫生群體中，也有許多人並不能完全理解藥物有效性的科學標準）；但告訴患者哪些藥物有毒則容易得多。

　　這就可以得到筆者的個人主張：如果我們能夠通過科學手段驗出一大堆毒性物質並將其嚴格管理、終止「毒副作用不明」欺詐，其收穫將遠遠超過驗出一個諾獎。

困難與擔憂

　　在屠呦呦獲獎之後不久，馬上有人做出預測，中國在中醫藥研究方面的政府投入將會增加；但如果增加的這筆錢還像以往那樣的用法，那隻意味著有更多的錢被打水漂。如前所述，嚴格檢驗中藥有效性，「無效」結果將成常態；那麼將這項工作交給自負盈虧的葯企就很不現實了——除非是國家投資、企業按指令操作。

「驗葯」還將帶來陣痛：隨著越來越多的藥物被證明是「無效」「有害」而被迫下架，將意味著大量的葯企面臨破產關門；當然，中醫院也將進一步西化，為數不少的「國醫大師」們將失去飯碗。但為保護民眾健康計，以及為中國醫療體系走向現代化、科學化著想，我們必須忍受這個陣痛。

　　屠呦呦獲獎之後，社會上一股神化中醫藥之風在爭論聲中沉渣泛起。最近傳出「南京中醫藥大學505名學生身著漢服行古代拜師禮」和「浙江省中醫藥知識納入中小學課堂」兩則新聞，更是讓人擔心：這不是要讓中醫藥現代化，而是要復古，重新推崇腐朽和愚昧思想，是要讓年輕人和孩子們重新回到蒙昧狀態去。

　　筆者對此十分擔心。假如我們的醫藥科研管理部門和財政部門對於屠呦呦獲獎的認識也是如此，那麼中國大陸第一個諾貝爾科學獎所起的作用不是激發民眾嚮往科學，而是引發新一輪反智狂潮，那麼於中國而言，這個諾貝爾獎有不如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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