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經濟真的停滯不前了嗎？

一言以概之：

日本經濟停滯理論名過其實，「安倍經濟學」失敗的原因在於安倍沒有弄清日本經濟的根本問題，日本正面臨一場前無古人的社會新變革。

17年11月，三菱綜合材料被爆出其子公司三菱電線工業、菱伸銅股份和三菱鋁業存在產品數據造假行為，包括航空航天、電子科技、汽車等在內的近300家企業均受影響。這是繼16年被爆油耗造假後，三菱企業的又一次造假醜聞了，讓人不禁感嘆日本經濟的停滯不前似乎令其「匠人精神」也丟得一乾二淨了。

註：為便於閱讀，下文涉及金額的貨幣單位皆為人民幣：元

日本的崛起與繁榮

得益於朝鮮戰爭帶來的軍工紅利和冷戰時期美國的大量輸血，日本憑藉戰前積攢的熟練工人與工業技術成功實現了經濟上的復興。到1970年中期，日本便已實現了養老、醫療保險全覆蓋，同時貧富差距與地區發展差距在數據上更是世界最低的。當時有種說法叫「日本一億總中流」，意思是日本有一億人為中產階級。

當然，過快的發展速度與經濟躍升也導致環境污染、公害泛濫、產能過剩和經濟結構不均衡等問題，同時期的阿根提、巴西、馬來西亞等國家也面臨著上述困境。與他國不同的是，日本忍受著增速放緩的經濟陣痛，以淘汰高能耗產業、治理環境、調整經濟結構、發展高附加值產業的方式開始了漫漫轉型之旅。

（當時日本的經濟狀況與如今中國面臨的轉型困境極為相似，儘管國際局勢大有不同，但仍有許多值得參考之處）

經過12年的忍耐與培育，日本人均GDP達到 10，000美元，一舉邁入世界最富國行列，成為亞洲地區第一個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日本的騰飛使其不僅成為資本主義「模範國」，更是成為令人津津樂道的經濟奇蹟。

日本「失去的二十年」

眼見他起高樓、宴賓客、夜夜笙歌，1985年《廣場協議》的簽署令日元大幅升值，銀行利率降低，政府將大量資金用於公共投資和民生福利。民眾與企業看著上漲60%的地價和38000點的日本股指，紛紛將積蓄用於金融投機和房地產。當時的日本醉心金融與地產，一個東京的地價甚至可以買下整個美國，而實業則無人問津。

（看著眼熟嗎？）

但人終有一死，樓終有一垮，日本政府為防止經濟過熱而採取的緊急剎車措施反而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提高銀行利率、縮減公共投資、限制房地產貸款，一系列財政緊縮政策讓日本股市暴跌至15000點、大量企業與銀行陷入債務危機，民眾積蓄在一夜間化為烏有。

此後二十年，日本經濟停滯，GDP增長率始終在1%以下，企業遭受重創，民眾生活水平再難提升。經濟停滯不前甚至持續衰退的日本似乎已一蹶不振，失去了往日的活力，這二十年的沉寂被國際社會稱之為「日本失去的二十年」。

「安倍經濟學」近乎失敗

自2012年安倍晉三重登首相之位後，其以所謂「安倍經濟學」為理念核心，提出了超寬鬆貨幣政策、擴大財政支出和經濟改革組成的「三支箭」政策。但這些政策早在1999年便被提出並實施了，區別在於如今安倍採取了更激進徹底的政策。

「安倍經濟學」的核心在於超發貨幣從而使日元貶值，然後政府利用超發獲得的資金來購買國債、商業債券、涉及債務危機的企業股份，同時鼓勵銀行放貸，呼籲企業提升僱員薪酬。在安倍的設想中，政府輸血與日元貶值等措施將如一針強心劑，在刺激居民消費、盤活企業資金鏈的同時為社會發展注入新活力。

（這種超寬鬆貨幣政策有著鮮明的凱恩斯主義色彩，是自1933年羅斯福新政以來各國屢試不爽的經濟重啟之良方，像08年我國4萬億救市計劃便是此類政策的典型例子）

然而，凱恩斯主義並非萬金油，小編認為安倍重振經濟的方向出現了問題，其錯誤地將日本經濟停滯歸咎於資金乾涸與民眾消費信心不足，寄希望於用愛發電，讓民眾加大消費以刺激社會生產力，卻忽略了當前日本的根本問題：

1.實際收入停滯不前

「安倍經濟學」說起來也簡單粗暴，無外乎提振消費信心、刺激企業生產和提高就業率，但他忽略了民眾消費的根本前提是實際收入水平的提高！儘管在日本政府的「懇求」下，諸多大企業紛紛上調了員工薪酬標準，但吸納勞動力總量70%以上的中小企業在艱難維持的同時並不買安倍的賬。

同時，由於正式員工的平均基本工資在1.7萬元，而計時工等非正式員工則只有5600元，可以說同樣的工作量，正式員工薪酬是非正式員工的三倍！因此各企業為降低成本而更傾向招收大量非正式員工，這拉低了社會總收入水平，且政府提高薪酬的政策無法覆蓋到非正式員工身上。

（各企業出於經濟因素的考慮僱傭了大量非正式員工，目前占就業總人口的38%！其年增幅達0.8%，同時其正式員工增幅只有0.2%，換句話說就是5個日本人里有2個是臨時工！）

與收入低、不穩定的臨時工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企業高層與股東年收入的持續上漲。據統計，2013年日本企業利潤達3.4萬億元，是2001年的2.11倍。但勞動者收入為21.8萬億元，僅為2001年的83%！可見大量企業利潤被用於內部留存或高層分紅上了，員工收入並沒有隨之提高。

儘管在安倍政府不計成本的金融刺激政策下，日本人均固定工資上漲了0.4%。但同時期核心CPI（消費價格指數）也上漲了2.9%。可見工資漲幅遠低於物價漲幅，也意味著民眾實際收入仍在下降！小編認為正是收入水平的下降導致民眾消費能力無法提高，安倍的經濟刺激計劃也正是因為人民收入的萎靡而始終難以奏效。

2.人口老齡化

日本人口負增長和老年化的現象是眾所周知的，但其實根據國際通行標準，65歲及以上群體超過總人口7%時便是「老齡化社會」，達到14%為「老齡社會」，超過21%則為「超老齡社會」。日本早在1970年便是「老齡化社會」了，如今其比例已超過26.2%，是實打實的「超老齡社會」，換句話說，10人中便有接近4人是老年人。

像西歐眾多發達國家，他們的生育率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在下降，但外來勞動力與移民的補充延緩了人口老齡化的進程。與之相比，堅持單一民族、排斥外來移民的日本很難套用這一模式，以大量外來移民對沖老齡化影響。

人口老齡化造成的勞動力缺失是日本經濟難以好轉的一大原因，製造業自動化水平再高也需要大量年輕勞動力進入企業工作。僅是2011—2014年間，日本勞動力便減少了341萬，許多企業由於勞動力供給不足而出現業務收縮甚至停工等現象。

另外，老齡人的消費水平與需求是遠低於年輕勞動力的，因此社會老齡化必然會抑制企業生產與經濟活力。國內消費不振的局面將迫使企業外逃、降低本土僱傭率，從而導致就業率下降、民眾購買力減弱，形成惡性循環。也正是如此，安倍晉三刺激消費的財政政策難以見效。

3.政府財政危機

最後，日本在「安倍經濟學」的主導下實施了20多次財政緊急投資計劃，但在上述原因的拖累下不僅未能重振實體經濟、刺激民眾消費，反而形成了巨大的財政虧空！簡單而言，政府借錢投資給企業的行動不僅失敗了，而且還把自己也搭上了，如今政府債務餘額占日本GDP比重高達234%。

政府高額負債會給其財政體系帶來巨大壓力，如今日本政府每年光是償還債務利息的費用便已超過財政預算的25%！且這個比例隨著安倍持續的貨幣寬鬆政策還會不斷提高，可以說財政支出的嚴重剛性化將令日本政府舉步維艱，甚至會影響到社會保障體系的運轉及面對突發事件的處理能力。

（2013年福島核電站泄漏至今仍未得到妥善處理，這既是由於安倍施政重點並不在此，也有政府資金壓力大、可用財政預算不足等原因）

至此，小編曆數了日本當前存在的三個根本問題，無論是二十年的沉淪亦或是「安倍經濟學」的幾近失敗，安倍晉三的失敗便在其沒有弄清日本經濟的根本問題，而這一切似乎也預示著日本已是病入膏肓、江河日下。

那麼問題來了，日本經濟真的一蹶不振幾近失敗嗎？其未來發展方向在哪裡？

開門見山，小編認為所謂「失去的二十年」並不存在，日本經濟並非一蹶不振，而是正處於新的社會轉型期。原因有下：

1.經濟穩定

馬克思在數百年前便已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周期性，日本戰後經過高速增長完成了資本積累，而後又花費十餘年完成經濟轉型躍升為發達國家，如今進入低速增長時期也屬正常現象。換句話說，經濟低速增長本就是泡沫破滅後的日本應有之發展時期，既是正常現象，那麼何來「失去的二十年」？

舉個例子，在經歷了2011年地震、海嘯、核泄漏、歐洲債務危機等一系列惡性事件後，日本當年仍保持著0.3%的GDP增長率。在12年，占日本發電總量29%的55個核電機組全部停機，這不但沒有對日本經濟生產與國民生活造成影響，反而實現了1.2%的GDP增長率。這反映出日本經濟的穩定性與抗壓性。

（如果是中國突然失去了29%的發電量，經濟生產與國民生活會受到多大影響？）

此外，GDP論的一大缺陷在於僅統計一個國家或地區內的生產總值，卻忽略了該國國民及企業在境外的生產總值，而GNP是以某國所有國民在境內外的生產總值來進行計算的，顯然更為全面。我們在審視日本的經濟總量與GDP時，往往忽略了日本龐大的海外資產與持續上升的GNP。

以2014年為例，該年日本海外製造業為9201家，企業在境外營業額達15.8兆億元，GDP規模為本土GDP的1.5倍。試想一下，倘若我們將日本海外生產總值納入到國家GDP同級中，或者以GNP為經濟衡量標準，中國經濟總量世界第二的寶座還能安穩如山嗎？

2.家底豐厚

拋開GDP等經濟數據不談，日本至今無論是89.8萬億元的個人金融資產，亦或是17.1萬億元的海外凈資產，都位居世界之首，且每年增長幅度都近1%。同時，日本作為少有的對外債權國已經連續27年保持著全球最大債權國的位置，每年都有大量群體以信託或購買債券等方式向海外投資，可以說是家底豐厚。

因此儘管日本本土生產帶來的經濟價值出於低迷狀態，但海外企業與境外投資項目每年都會給日本帶來十分豐厚的回報。經濟學家們將國民人均用電量作為判斷一國實際經濟狀況的可靠依據，而小編髮現自1990年日本經濟蕭條以來，其人均用電量反而比美國增長了一倍有餘，這與長期低迷的GDP增長率相比顯得尤為矛盾。

（這種矛盾甚至讓小編一度認為，日本政府是通過人為操作刻意弱化本國經濟數據，以起到戰略欺騙的效果）

3.社會發展瓶頸期

最後，經過近半世紀的發展，日本當前基礎設施完善、公共服務成熟、工業體系相對齊備，此種情況下政府很難再通過基建或轉變生產方式來提升經濟發展空間。簡單而言，就是日本已達到當前發展的巔峰時期，國土面積與人口基數決定了其很難再有突破。此時拿轉型期的中國經濟增速來與日本的瓶頸期作對比並得出日本失敗的結論，豈非可笑？

總而言之，小編認為日本人口老齡化發展的不可逆正使其形成一個以老齡人口為主、社會高度發達、生活水平高的新社會結構。這在歷史上是從未出現過的，我們不能片面武斷地用西方經驗或中國思維來評判日本當前的處境。

因此安倍晉三的經濟政策之所以屢屢失敗，其原因在於他沒有正確認識到當前日本的根本問題與轉型。小編認為在經歷了經濟躍升與量變後，日本正再度面臨新的社會轉型期！這場前無古人的轉型將從根本上改變日本的社會結構與經濟結構，而目前其發展的停滯與老齡化帶來的迷茫正是新社會模式的雛形。

小編認為日本若想完成轉型、成功過渡至下一個社會模式，則必須實現製造業、農業及部分服務業的全自動化、智能化生產，同時出台機器人納稅制度及企業股份部分國有化制度。從而維持人口老齡化下，一個養老型社會所需要的物質需求與財政支出。這種轉型需要高新技術的突破與海外資產的富裕，同時日本財閥及政治家的通力合作亦是關鍵。

綜上所述，小編認為倘若轉型成功，日本將過渡到一個以老齡人口為主、社會生產高度自動化、以對外金融投資和高精尖技術研發為主要經濟來源的「養老型」新社會模式。這種社會變革亦將成為歷史大書特書的一個階段，但能否得以實現還要看日本政治家的覺悟，至少目前安倍晉三還沒這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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