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的秘訣，並不是誰都能學會的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在「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大型研討會」致辭中表示，討論中國經濟問題時，有三種來自西方的觀點影響著不少經濟學家，其中之一就是哈耶克的觀點：「人類行為的意外後果」，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的結果。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科斯在《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中說： 「引領中國走向現代市場經濟的一系列事件並非有目的的人為計劃，其結果完全出人意料」，科斯將中國崛起視為哈耶克「人類行為意外後果」理論的一個極佳案例。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的中國專家凱利·布朗（Kerry Brown）在網媒《外交家》上最近也撰文表示，中國近年來正在走運而美國在倒霉。

外加其他一些經濟學家輕蔑地認為中國的經濟崛起不可持續，可見西方經濟學精英們普遍簡單粗暴地把中國的崛起歸結為「你小子運氣好而已」。這樣的觀念中國人聽了肯定不服氣的，但真正受這種理論毒害的卻不是中國人。對於那些把中國視為敵人的人，這種理論讓中國平安渡過了十多年戰略發展機遇期，變成了已經無法被他們再圍堵遏制的大塊頭；對於那些把中國視為追趕對象的人，這種理論讓他們產生了不切實際的期許和盲目自信，認為「中國能做到的我也能」，從而施行了很多不符合自己國情的政策。

由於西方經濟學家們普遍沒有接受過辯證唯物主義的熏陶，非常容易犯「不實事求是」的錯誤。「中國崛起」這麼大的經濟學事件，經濟學家們理當擦乾淨眼鏡，湊近了謙卑客觀地研究，他們卻往往端坐在遙遠的國外，看了一些有偏見的媒體報道後，一拍腦袋總結說：「沒啥原因，就是運氣好」。不用車馬勞頓去中國考察，也不用花心思學習中國的制度和文化，隨口一說，就能引起預設立場的觀眾喝彩，名利雙收，相當輕鬆愜意，而給別人造成了戰略誤判和損失，這些經濟學家們是不給賠的。

西方對世界各國包括中國的文化總體是持歡迎和開放態度的，對不同的宗教信仰、哲學理念都有足夠的包容，但唯獨對中國的制度是最有偏見，最抵制的。「永遠不要恨你的敵人，他會讓你失去判斷力」，很明顯西方經濟學家因為對中國制度的蔑視，徹底失去對其進行低姿態研究的動力，最終失去了對中國的判斷力，多少西方經濟學大牛，涉及中國的預言卻總被打臉，因為中國崛起的秘訣，恰好正在中國的制度里。

幾乎所有對中國唱衰的論調，論據不可說不真實。比如環境污染、地方債務高企、銀行呆賬壞賬，社會缺乏誠信、法制不完善、貧富差距巨大等等，數據嚴謹，圖表清晰，引經據典，洋洋洒洒，但卻往往忽視最重要的一個分析，在中國制度下的自我糾錯能力。經濟學家們列舉了中國的發展道路上的石頭有多少，石頭有多堅硬，汽車動能有多大，撞上去後果會有多慘，但卻忘了汽車是可以拐彎避讓的。我們就來評價一下中國這輛汽車的轉彎能力如何。

1， 視野

西方制度因政治獻金制度和資本把持國家戰略產業，無論立法機構還是行政機構，立法與政策都會向富人的私人利益傾斜。這意味著在西方制度下，如果富人的私人利益與全民利益起了矛盾，政治的視野將狹窄地集中在富人群體的利益上，08年次貸危機後用納稅人的錢救私人銀行，而最終導致次貸危機的「評級機構失靈」、「金融監管機構失職」、「對CDO監管不足」等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反正失去養老金、失去工作和自殺的不是富人就好。

四年的執政期，外加各種地方選舉，新任政府為了在下一任繼續執政，一般兩年後就將工作精力轉移到了選戰準備工作上了，如此頻繁的選舉活動，使得稍微大一點的改革都無法順利有效的持續實施，一旦換了政黨，前一屆的努力更可能被推倒重來，國家因此浪費掉四年的時間，以及未來再浪費四年。政界上下的視野，都集中在了選戰和私利（如何在自己下台之前撈取更多獻金）上，而不是如何解決國家的問題上。

當司機的視野僅局限在方向盤或自己口袋時，又如何避讓前方的大石頭呢？中國就不會有以上這些問題，因為官商勾結不合法，使得大多數官員的精力都集中在了解決國家公共的問題上來，雖然法治和監督體制不健全導致貪腐時有發生，但依然要比西方制度的全體合法「腐敗」好的多，雖然有時候會推出收效不佳的政策，被民眾反對後又收回重新修正，但這種有失敗的嘗試依然要比西方制度下什麼都推不出來，什麼問題都不解決好的多。

比如美國每年有3萬多人被槍打死

（https://www.cdc.gov/nchs/data/nvsr/nvsr64/nvsr64_02.pdf （2013年死於槍傷的人數為33,636人）），禁槍呼聲此起彼伏，立法卻對此絲毫沒有動靜，而在中國，一個孫志剛事件就引發了「收容遣送制度」的終結，中國制度對惡法、錯法的修正效率高，正是因為立法和執法者更在意國家整體的利益。

2， 司機的數量

西方民主制度理論是少數服從多數，少數派願賭服輸，在代表多數訴求的政府執政期間，服從當局的決策，即使有不滿，也主要是要求補償損失而不是阻撓政府決策。這樣的設想是美好的，但現實是骨感的，西方制度更講求個人利益而忽視全民整體的利益，從而少數派也理直氣壯地忽視大多數人的利益，通過街頭運動或國會鬥爭來阻撓新政府政策的實施。

西方制度原本的設想是讓多數派掌握方向盤，利用多數人的智慧來繞開石頭，結果卻讓少數派也有了搶奪方向盤的機會，這就是重大的制度漏洞，根本無法體現大多數人的民主。紐西蘭此次大選，支持率最高的國家黨落選，而支持率只有個位數的優先黨黨魁卻做了副總理和外交部長，就是西方「完美」的制度下跑出來開車的少數派。好在紐西蘭人有願賭服輸精神，沒有搞個什麼月亮草運動來搶方向盤，紐西蘭這輛汽車的轉彎性能，至少肯定是強於中國台灣的。台灣的藍綠在服貿協定問題上搶方向盤，最終撞到了「兩岸經貿停擺」這塊大石頭上，估計在台灣沒人敢質疑這其實是制度問題吧。

此外西方多黨制輪流執政，雖然可以迅速平息上屆政府的失敗帶來的民眾怨氣，形成和諧假象，但怨氣被轉移不等於問題被解決。相反執政黨的輪換使得政府有了推卸責任和不解決問題的借口，「都是對方黨的鍋」，踢皮球踢的毫無邏輯破綻，使得民眾無言以對，悻悻而歸，然後再打上一針民主的強心劑：「我們是最不壞的制度」，開始翹首期待下一屆政府，民眾又痛並快樂起來，待到下一屆政府上台食言，民眾對痛苦的記憶只有七秒，繼續在民主的快樂中期待下下屆政府有所作為。問題根本沒有得到解決，這種快樂能有多久呢。

三個和尚沒水喝，正是因為三個和尚不齊心所致，然而西方制度恰好在鼓勵和尚們不要齊心。西方制度下大小司機搶方向盤，撞了石頭就互相推卸責任，只可憐民眾頭破血流，卻還以為別家的車都像這樣沒有轉彎能力。

總結

羅納德?科斯誤以為中國走向市場經濟也是意外、隨機的結果，正是因為他對中國制度轉彎能力蔑視和無知。當中國發現自己走了彎路錯路的時候，正是由於司機視野清晰做出堅決的轉彎判斷，最終讓中國繞開了大石頭搞了改革開放，在後來中國面臨各種發展的問題時，也同樣是這兩個因素得以及時解決問題，積極改革和修法，而不是推卸責任和甩鍋，或者內部爭吵不休，延誤解決問題的時機。

經濟學大牛如此，普通印度人更不會意識到這個問題。Quora上一些印度製造業從業者的回答解釋了印度製造成本高的原因，包括電價成本高、交通成本高、勞動力素質低等，卻沒考慮過制度的問題。在分析印度能否趕上中國的問題時，人們也主要把目光聚集在印度的種姓傳統、文盲率、基建水平的問題上。而我認為，擺出一堆困難作為論據，就一廂情願地證明某國一定會撞到它們並崩潰，這和當年的「中國崩潰論」者沒有區別，我們應當理性客觀地分析印度的轉彎能力。至少印度推行計劃生育、取締種姓制度的失敗這兩例，足以說明他的轉彎能力是遠不如中國的，印度是否崩潰不好說，但要趕上中國，首先得要學習中國的制度的優點，然而印度學得會嗎？

附論：有人可能會說，你為何要用此文把外國人叫醒，他們繼續活在幻想中不挺好嗎？因為時代變了，中國現在的體量，再想裝低調已經裝不像了，不如大大方方走出來，告訴世界我有多自信，中國的崛起是有堅實的基礎和理由的，不是一時的運氣，也不是搭了誰的便車，這樣的國家，別國才會毫不猶豫的與之進行長期合作，而不是撈一筆短線就走。而對內則更重要，中國崛起是中國人自己血汗和智慧的成果，不可以錯誤地歸功於虛無縹緲的運氣、救世主或某個外國施捨，這樣是對中國勞動者無恥的蔑視。未來中國繼續崛起，也要靠中國人自己，運氣和外部環境協助，終歸是輔助。至於蔑視中國制度的外國人，他們其實一直都是醒著的，只是裝睡而已，任何人都叫不醒，你們放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