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媽媽,我也是心理治療師
作者 | Maggie Benedict-Montgomery,PH.D
翻譯 | 黃小慶
編輯 | 劉芬、趙春曉
微信編輯 | 朱絲語 王磊博
小編說:
作為職場媽媽,誰沒有過在工作中牽掛孩子,在孩子身邊又不得不思考工作的經歷?那些掙扎、愧疚與不甘歷歷在目;身為母親的責任,道阻且長——這是我們普通人的畫像。
那麼,作為一名母親-心理治療師,專業上的修鍊會讓她們面對這些問題時更得心應手嗎?有了真正的孩子,會讓她們跟其他的「孩子」(來訪者)的工作變得更順暢嗎?母親-治療師身份的整合,又是如何幫助她們應對工作的呢?
你一定想不到。
這篇文章為你提供了一個母親和治療師的雙重視角,不管你是不是心理諮詢師,文末有屬於你們的彩蛋。
就在今年的母親節快要來的時候,我開始反思過去一個月的經歷。剛過去的5月份對我來說是一個分水嶺,無論是在專業上還是個人生活方面。我一邊進行兒童社區心理健康的博士後實習,一邊學習如何當媽媽。
在實習期內,我體驗到了和我兒子以及其他「孩子」的深度情感捲入——那些我花了很多時間與之工作的來訪者。我清楚地記得那天我奇特的心靈體驗:我和家人一起慶祝我的新媽媽角色,但我發現自己卻在想我的來訪者,他們其中的幾個在生命的某一時刻就已經與親生母親分離。
我覺得既愧疚又感恩,想知道我的來訪者在這個讓我很有感觸的日子裡做了些什麼。這種體驗發生在這一年是如此奇妙,因為那一年裡我剛好在努力整合媽媽和諮詢師的角色。
在美國,約三分之二的執業心理學家是女性(APA,2015)。這些人中有一半以上年齡不滿50歲,這意味著她們已經成為母親或將成為母親。儘管如此,歧視仍然在影響女性身份的受訓者和治療師,對此我們已經做出了相當的努力。
在本文中,我將討論性別歧視和偏見如何影響新晉母親,探討在這種過渡期間她們的角色可能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並反思我自己成為母親-治療師的經驗。
職場母親面臨的偏見和歧視
對新母親的性別歧視和偏見由來已久。人們通常認為,跟那些還沒成為父母的同事和已為人父的男性相比,新媽媽們能力較差,不太值得信任,並且工作更沒有保證,這也導致她們的工資更低。新媽媽們很可能由於缺乏支持,敵意的工作環境和污名被趕出勞動市場。
新媽媽們所經歷的可能包括但並僅限於這些:
工作中的歧視(例如,休完產假不能回歸本職);主管或同事的負面回應(例如,對孩子病了要請假早退的埋怨或者責難,或者與升職加薪無緣);
對成為母親的治療師,她們還需要面臨與來訪者互動的更多挑戰。而工作中的歧視和偏見如果沒有得到適當的處理,可能會影響同事關係、督導師和僱主的信任,並且會影響與來訪者的工作進展。
成為母親改變著女性的身份體驗
許多人都將成為母親描述為生命中影響最大的經歷之一。新母親往往會經歷一個重大的個人成長時期,同時這也為他們提供了融合新的價值觀和意義感的機會。成為母親可能會徹底改變女性的身份體驗,人際關係、自我認同及對個人意義和精神信仰的認識。
這種認同為個人帶來成長機會的同時,也可能會將女性的專業認同和職業熱情變得複雜或毀於一旦。職業女性對工作場所的負面信息更為敏感,尤其是當有人評價她們的勝任力,以及那些因為家庭原因需要靈活安排時間的需求(比如生病了),她們常常能體驗到家庭和職業的雙重拉扯,這種不斷的掙扎會削減她們在工作任務中的執行力。
新媽媽自然會面臨很多工作中的挑戰,但,成為母親,也是給了女性治療師一個機會,在形成並加強她們的母親身份的同時,更好地提升她們的臨床技能。
新的身份認同給治療師帶來的成長
同時,這種新身份認同的過程為治療師的成長提供了巨大的機會。使用調頻(attuning)、鏡像(mirroring)去回應孩子的經驗,以及為孩子創造一個支持性的環境,都是「足夠好」的母親的特徵(Winnicott,1971),母親-治療師可以運用這些特徵來促進與來訪者的交流。
母親治療師認為,自己的新身份和經驗,幫助她們更好地與來訪者共情,理解發展性的議題和需求,並在臨床工作中有效運用原始的情感和直覺。
在諮詢過程中,跟那些為人父母的來訪者表露自己也是母親,有助於讓來訪者認為她們對自己獨特的生活經驗有更深的理解;這也會給治療關係和治療結果帶來積極的作用。同時,成為母親讓治療師在來訪者和治療師視角的切換上更為自如,包括靠直覺來發現那些來訪者無法言說或者可能造成治療「卡住了」的議題。
另外,臨床醫生在臨床工作中的經驗也能幫助她們改善自己與孩子及伴侶的關係。例如,與被虐待兒童工作的專業人士,在家裡會更民主;兒童福利相關的工作者,會更傾向於用反思和尋找意義,來鞏固與子女的關係。
凡事有兩面。新的母親治療師可能會發現,她們對來訪者的情感和非言語經驗太接納,這可能導致她們不夠客觀;她們可能會混淆邊界,傾向於過度認同她們的來訪者,並且難以堅持適當的限制(比如會話時間過短或者在會話之外聯繫來訪者)。
孩子的需要,擠壓了她們和來訪者工作的空間和耐心;同時,她們被這兩個角色對自己的情感和身體需求淹沒,她們沒有時間或精力去關注其他關係,或者滿足自己的需要。
幫助女性來訪者理解關於性別的議題
美國心理學會(APA)婦女兒童工作指南(2007年)指出,為婦女及女孩提供服務的心理學家應該幫助他們的來訪者「理解偏見和歧視的影響,以便更好地應對來自外部以及內部的障礙(p963)」。
為了有效地與來訪者探討這些問題,心理學家必須首先認識到並承認自己遇到的性別社會化,歧視和偏見,以及他們對這些事件的理解(APA,2007)。這將有益於促進整個心理學界的發展,不管是從心理學系統的角度(例如,確保心理學家能夠在成為父母后繼續安心工作)還是從個人角度(例如,允許治療師處理與育兒狀態相關的重要事件,並賦予其意義)。
協助母親-治療師應對角色轉變
新的母親治療師認為,誠懇、公開地談論自己經歷的能力使她們能夠理解這種身份過渡的意義,並減少面臨的母親角色與職業角色的衝突;而督導、朋輩交流以及來自其他媽媽的指導是很有幫助的,這些能讓母親們安全地講述自己的經歷。
新母親諮詢師的督導師應該理解以上我們提到的身份的巨大轉變,並樂意增加處理性別相關的經歷和挑戰的督導。
總之,開放和誠實地探索這些問題有助於增加母親治療師們的工作勝任力、被支持感和工作滿意度,從而不容易產生工作倦怠和同感疲勞。
「一個母親」治療師的反思
儘管我在一個對家庭友善的機構找到了住院醫師實習的工作,但我依然經歷了上述的很多挑戰。
在我工作早期,我需要解決很多問題。例如,我需要提醒主辦方,在一整天的培訓當中,我需要休息——也就是說我需要一個私密的地方泵奶。我需要找一個備用的帶孩子幫手,以確保在工作危機時,能兼顧我的來訪者和孩子。總之,我在兩種新角色中分身乏術,疲累耗竭,感覺自己在原地踏步。
雖然我所在的機構對我們的困難和適應有很多的支持,但我很快意識到,只能靠我自信並明確地表達我的需求。作為機構唯一的新媽媽,有些問題依然不會引起關注,即使很多同事都曾經是新媽媽。直接談論類似哺乳的私人問題讓我感到沒有隱私和不舒服。我對從培訓中悄悄溜出去感到焦慮,每當這個時候我就堅定地告訴自己我正在盡一個母親的責任。有時候,培訓師、母親和治療師這三種角色之間會有直接的衝突,我也努力去做到平衡。
當新母親面臨的壓力開始減弱時,我發現我在這種身份轉變中,有關存在和關係層面的東西在悄然增加。我開始習慣於與我的孩子和來訪者之間的關係,並注意到到自己的變化。
我經常感到自己在會談中更柔軟和敏感,尤其是面對有早期關係創傷的兒童。我發現與以前相比,在督導中、與同事的交流中,甚至是在諮詢期間,我更傾向於情感回應。我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家庭治療,我注意到我需要很努力去區分哪些是我的,哪些是他們的,哪些是我們共同的。
當和我的兒子在一起時,我有時會想到如何提供一個「足夠好」的體驗去修復來訪者的早期創傷經驗。這些反應通常為我洞悉來訪者的內心提供了寶貴的視角,但在其他時候,我不知道體驗這些強烈的情感是否正常。在某些團體中,我又擔心談論這些經歷會顯得我能力不足。
為了解決問題,我從已為人父母的同事、督導師身上尋找答案、安慰、指導和支持。我很幸運,幾乎所有給我培訓的心理學家都是母親,並且其中許多人是在實習期就有了孩子。
我在機構中找到了我的「同盟者」:我的培訓導師為我找到了泵奶的私密空間,我的督導師幫助我理解了媽媽角色的經驗以及這些經驗對我臨床工作的影響。我發現越多地與其他人分享我的故事,我越能夠整合我的身份,並且在雙重角色中感到安全。
在實習期,督導相當重要。我經常遇到與母親有關的問題,我的督導師鼓勵我探索這些問題。例如,在情感體驗很強烈的的實習期,我能夠處理因對母親的刻板印象造成的焦慮和對能否成為一個「足夠好的母親」的擔憂。之後,我能用這部分經歷幫助一位擔心自己孩子狂躁行為的母親,她擔心孩子的行為問題是因為孩子幼兒期她自己的心理健康問題引起的。
通過由具有良好的文化勝任力和謙遜的心理專家組成的督導團隊的持續督導,當我開始運用自身經驗與開放的態度讓來訪者感到有能量和被理解時,我也獲得了勝任力。
對母親的歧視、偏見和刻板印象在在我們的專業領域造成了很多的影響,但它們幾乎沒有被正視過。此外,對治療師成為母親的身份認同和角色轉變的探討是不被鼓勵和輕視的,這也導致了很多母親治療師的不滿和倦怠。
探討這些問題為我們打開了一扇大門,讓我們能夠檢視性別和身份帶來的細微差別,它們是如何影響我們對自己的看法,以及在職業生涯的早期如何影響我們與來訪者工作的。
編者註:
本文不意味著由母親身份引起的性別和身份認同是心理治療師所獨有的。
認識到性別歧視能夠影響所有年齡段和各個職業階段的女性是很重要的。它是所有職場女性面臨的終身議題。
我們的社會對職場媽媽並不寬容,歧視、偏見和刻板印象在長久而深刻地影響著我們。職場媽媽一邊因為養孩子而疲憊不堪,一方面又要應對各種的社會壓力和不公正,這就是中國媽媽們的生存處境。
參考文獻: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 Center for Workforce Studies. (2015). 2005-13: Demographics of the U.S. psychology workforc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apa.org/ workforce/publications/13-dem-acs/index.aspx
Baum, N. (2010). Dual role transition among first time pregnant social work student trainees. Social Work Education, 29(7), 718-728. doi: 10.1080/02615471003599335
Cech, E. A., & Blair-Loy, M. (2014). Consequences of flexibility stigma among academic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Work and Occupations, 41(1), 86-110. doi: 10.1177/073088841 3515497
Dursun, O. B., Sener, M. T., Esin, I. S., An?i, Y., & Sapmaz, ?. Y. (2014). Does working with child abuse cases affect professionals』 parenting and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their children? Journal of Trauma & Dissociation, 15(5), 557-571. doi: 10.1080/15299732. 2014.912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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