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底稿上看，最少有三首歌沒有被剪輯進去，不知道是沒講還是節目的時間限制。

這三首歌一首是大陸流行歌、一首是共產黨員的作品在台灣流傳、一首歌是被日本軍國主義掠奪去愚民的中國作品。

還有就是在講殺豬毛的之前，應該有一段偷聽梁祝的經歷，由此引出陳歌辛的歌曲。

還有一段，講四郎探母是怎麼被禁的過程，這段在21分鐘版本裡面究竟有沒有？

現在問題來了，龍應台那天究竟講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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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歌，一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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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王建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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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歌，一個時代

作者：龍應台 2016-10-13天下雜誌6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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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創作者在寫一首歌的時候，他並不知道那首歌是否會變成「流行歌曲」，而且還長期地流行，成為「經典」。一旦「流行」，代表那首歌里有什麼東西打動了當時社會裡很多人的心。如果長期地流行，代表那首歌里有什麼東西跨越時空，觸動了不同時代的人心。所以一首流行的歌，尤其是長期流行的歌，透露出非常豐富的那個時代的鎖碼訊息。

人生第一支歌

我是住日本房子長大的。榻榻米地板是讓你盤腿而坐的，但是剛剛倉皇渡海而來的中國人怎麼會盤腿坐呢？榻榻米上就會有一張藤椅，七歲的我看那張藤椅，怎麼看就是一張破爛的藤椅——體重下沉的地方藤條斷裂，破了一個洞，但是父親坐在那裡，非常怡然自得。

他穿著白色的短袖棉布汗衫。七歲的我所看見的汗衫，怎麼看都像一條破抹布，就是因為不斷地搓洗而薄到幾乎要破的薄衫，腋下還有一點肥皂怎麼洗也洗不掉的汗跡。

七歲，1959年，是他因為戰爭而離鄉背井到一個海島上重新求存的第十年，十年中，藤椅斷了破了，汗衫稀了薄了，原以為馬上就會回家的希望逐漸變成絕對回不了家的一種心酸的覺悟。他坐在那個舖著榻榻米的房間里，背對著光，光從他後面一格一格的木頭窗子照進來，把他的輪廓變成一個黑色的剪影。

窗台上有一個留聲機，黑膠唱片在轉，他在打拍子，跟著唱。他大概已經唱了十年，而我一定已經聽了七年，所以知道他在唱什麼——就是有不少動物，鳥啊、龍啊、老虎啊：

楊延輝坐宮院自思自嘆；想起了當年事／好不慘然；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我好比虎離山／受了孤單；我好比南來雁／失群飛散；我好比淺水龍／困在沙灘；想當年沙灘會一場血戰，只殺得眾兒郎滾下馬鞍；思老母思得我把肝腸痛斷 （請點擊欣賞影片）

然後中間有好大一段不知道在唱什麼，但是我知道咚咚鏘鏘過一會兒要唱到「母親！千拜萬拜折不過兒的罪來」，父親就會從口袋裡掏出那迭成整齊方塊的手帕──那個時代的男人隨身都有那麼一方手帕，低頭擦眼淚

我從小就知道，京劇雖然稱為「劇」，卻主要不是拿來看的；懂戲的人「聽戲」，不是「看戲」。印象里，在那數十年思鄉的絕望時光里，父親從來沒機會「看」過戲。《四郎探母》是音樂，是歌曲，而且，對於從大陸撤退到台灣的失根的兩百萬人而言，它是讓你疼痛到骨髓、每聽必哭的「流行歌曲」。

身為「戰爭難民」的第二代，《四郎探母》的「自思自嘆」就是我人生的第一支流行歌曲。

一聽就崩潰

任何一支可以讓你一聽就崩潰的歌曲，一定是危險的。一心一意要反攻大陸的國民政府，怎麼可能容許他的軍人崩潰呢？所以有禁唱、禁演清單，會「瓦解軍心」的《四郎探母》理所當然要禁。而編戲、唱戲的人，為了讓戲存活，也有對應的辦法，於是《新四郎探母》就幽默地上場了。編劇加了九十一個字，就變成一個可以演出的戲，被當年的作家蔣勛在台下看見，蔣勛在《新四郎探母》公演時趕過去看：

我趕去看，看到探母見娘一段，照樣痛哭，照樣磕頭，照樣千拜萬拜，但是，拜完之後，忽然看到楊四郎面孔冷漠，從袖中拿出一卷什麼東西遞給母親，然後告訴母親：「這是敵營的地圖，母親可率領大軍，一舉殲滅遼邦。」

「叛徒」楊延輝突然變成了「間諜」楊延輝，「想家」固然會崩潰軍心，但是只要你「身在北國，心在南朝」，哭一哭也還好啦。

《四郎探母》這支「流行歌曲」在五○年代的大陸同樣被禁。楊延輝戰敗，沒有自殺謝國成為英烈，竟然投降而且被敵人招贅，當然就是漢奸、叛徒，這歌曲怎麼能唱？台灣使出了「九十一字訣」，大陸卻乾脆重寫劇本。吳祖光的《三關宴》，就是依據上黨梆子《三關排宴》改編而成。戰敗的遼國國君蕭太后率眾到三關求和，佘太君當場要求遼國駙馬，也就是自己的兒子楊延輝，當作「戰俘」送回宋朝。已經與駙馬生了一個孩子的遼國公主當場拔劍自刎。楊延輝被母親押著回國後，佘太君大義凜然地斥責他「不忠不孝」，楊延輝最終跳下城樓自殺。可是八○年代，如此剛烈正確的《三關宴》不知為什麼又不能公演了。

在台灣戒嚴時期，禁忌是很多的。《春閨夢》要禁，因為「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充滿反戰思想」；《大劈棺》要禁，因為它「淫蕩、殘忍、有害善良風俗」。有一齣戲叫《讓徐州》，在徐蚌會戰（淮海戰役）以後就不能唱了，原因很清楚。《昭君出塞》禁唱，為了其中的唱詞：

文官濟濟俱無用，武將森森也枉然，偏教俺紅粉去和番，臣僚呵，於心怎安？於心怎安？

於是劇團就將唱詞改了：

文官濟濟全大用，武將森森列兩班，只為俺紅粉甘願去和番，臣僚送，於心怎安？於心怎安？

父親坐在破藤椅里聽《四郎探母》泫然涕下的光景，七歲的我懵懂不知，幾十年之後才明白，原來那每一個流轉的音符、每一句唱詞，對他，都是最真實的國讎家恨，都是最切身的流離失所；那一個「自思自嘆」的孤獨光景，更是一整代人的定格剪影。

《四郎探母》這一組「流行歌曲」可以流行上千年，是因為幾乎每一代都經歷戰爭和流離，而《四郎探母》的「政治不正確」卻正是它藝術成就的核心因素——凡是有戰爭，就會有壓迫性的忠君愛國大規範，四郎探母卻哀傷地唱愛情、親情，談寂寞和思鄉，在最殘酷的時代里撫慰人心最柔軟的部份。

年輕的一代人很少聽傳統戲曲了，我認為那是年輕一代巨大的文化損失。在西方，「傳統戲曲」是活在當下的。希臘的悲劇譬如「伊底帕斯王」、義大利的歌劇譬如 「奧菲斯與尤莉迪絲」（Orpheus and Eurydice），瓦格納的音樂劇譬如「尼伯龍根的指環」 （Der Ring des Nibelungen），被全世界當作高級藝術、人類遺產，請問哪一個不是歐洲的「傳統戲曲」呢？為什麼歐洲人的傳統戲曲我們就認為是現代的，而我們自己的傳統戲曲卻被看作是屬於式微藝術、屬於過去的呢？

失根的一代

1995年在上海第一次見到陳鋼，梁祝小提琴協奏曲的作者之一，我告訴他我自己認識這首協奏曲的經過。1970年我考進台南成功大學，加入了古典音樂社團。有一天樂友很神祕地約我去聽一個祕密的的音樂會，「絕對不可以說出去。」當晚到了一個地下室，非但是個地下室，房間所有的窗戶都用厚毛毯遮住，讓光線進不來，讓聲音出不去。氣氛很怪異，既是期待，又是緊張。大家席地而坐。我就在台灣南部一個不敢開燈的、密封的地下室里和一群不到二十歲的大學生一起第一次聆聽了「匪區」的音樂。那一晚的感覺很奇怪；一方面，我們長期被灌輸大陸是如何恐怖的地方，但是那個恐怖的地方怎麼會有這麼充滿民族美感的音樂？

五○年代的台灣是一個相當緊張、肅殺的年代，我們在小學裡唱的是反共愛國歌曲，詰屈聱牙之極致，譬如：

打倒俄寇反共產，反共產；消滅朱毛，殺漢奸，殺漢奸。收復大陸，解救同胞；服從領袖，完成革命。三民主義實行，中華民國復興。中華復興，民國萬歲；中華民國萬萬歲。

可是回到家在安全的世界裡，轉動的是另一種旋律，另一個時代的感覺：《五月的風》、《鳳凰于飛》《薔薇處處開》、《桃李爭春》、《莫忘今宵》、《蘇州河邊》、《夜上海》、《花樣的年華》……因此，在一個日本殖民者所留下來的榻榻米木頭房子里，這邊是父親在哼西皮慢板「楊延輝坐宮院自思自嘆，想起了當年事好不慘然」，那邊是母親一邊嘩啦啦炒菜一邊唱《五月的風》：

五月的風，吹在花上，朵朵的花兒吐露芬芳，

假如呀花兒你確有知，懂得人海的滄桑。

他該低下頭來哭斷了肝腸。

……

五月的風，吹在天上，朵朵的雲兒顏色金黃，

假如呀雲兒你確有知，懂得人間的興亡。

他該掉過頭去離開這地方。 （請點擊欣賞影片）

我一直以為母親喜愛的是陳歌辛歌曲的甜美婉約，準備這次演講時，細看歌詞，才驚異地發現。《五月的風》唱的其實是「人海的滄桑、人間的興亡」，訴說的心情其實是「哭斷了肝腸、掉過頭去離開這地方」的痛。

也就是說，後知後覺的我，要等到父親過世了，母親認不得我了之後，才恍然大悟，原來《四郎探母》那蒼老的「自思自嘆」說「思老母思得我把肝腸痛斷」跟那無比溫柔又天真無邪的《五月的風》，竟是同樣一種「哭斷了肝腸」對時代的傾訴。

這些在三○、四○年代的上海所寫成的歌，跟著兩百萬人在戰火中「輾轉於溝壑」，顛簸流離到台灣，成為這「失根的一代」最溫暖的安慰。不可思議的是，失根的一整代人所唱的歌，十之七八竟然都來自一個天才作者。

我跟陳鋼說，《永遠的微笑》是我母親最愛的歌，大概三歲就會唱了。他從屋裡拿出他父母親的合影，跟我說，那首歌是他父親寫給他母親的「情歌」，然後就在鋼琴前坐下來，彈《永遠的微笑》。

我也才第一次知道，那個撫慰了一整代人的作者自己卻「死於溝壑」。陳歌辛的歌被共產黨定位為「黃色歌曲」，1957年打成右派，送到安徽白茅嶺勞改農場。這個天才型的藝術家在1961年餓死於荒野時，只有四十六歲，他的妻子只能在他死後長途跋涉到白茅嶺撿拾遺骨。陳歌辛到死都不知道自己的歌，在一個遙遠的海島上被當作瑰寶，戶戶傳唱。

我也曾經在羅大佑家裡，晚餐後，看他抱起吉他，說，「來，我們來唱《永遠的微笑》！」知道了陳歌辛的悲涼命運，我閉著眼細聽羅大佑唱的每一個我熟悉的字，突然發現，《永遠的微笑》哪裡只是一支天真的情歌！

心上的人兒 有笑的臉龐

他曾在深秋 給我春光

心上的人兒 有多少寶藏

他能在黑夜 給我太陽

我不能夠給誰奪走僅有的春光

我不能夠讓誰吹熄胸中的太陽

心上的人兒 你不要悲傷

願你的笑容 永遠那樣 （請點擊欣賞影片）

在1940年日本佔領下的上海亂世中寫歌，陳歌辛恐怕早就知道僅有的「春光」會被奪走，胸中的「太陽」會被吹熄，他所愛的人，會沈入「悲傷」。這首情歌，藏著多麼深的不安和恐懼，而且預言了他未來的命運。我穿著粗布旗袍、在廚房邊做飯邊唱歌的母親，是不是也曾經停下來被歌詞的「悲傷」嚇到過？

歌，跟歷史一樣變變變

在學校里跟老師唱慷慨激昂的反共愛國歌曲，在家裡跟父親母親哼《四郎探母》和《五月的風》，在小朋友的家裡，發現朋友的爸爸媽媽聽的是不一樣的歌，譬如用閩南語唱的《雨夜花》。

雨夜花，雨夜花，受風雨吹落地，無人看見，每日怨嗟，花謝落土不再回。

《雨夜花》是1934年推出的，作詞者周添旺用這首歌表達酒家女的悲涼命運，像風吹雨打的花瓣一樣，落土飄零。三○年代，這首歌就在日本人統治的台灣傳唱。到了我的「小時候」，已經是五○、六○年代，連我這個「外省小孩」也會唱，表示它多麼的深入巷弄。

但是《雨夜花》在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突然有了一個全新的版本。

一首民間的、哀怨命運的抒情曲，突變成鼓勵台灣人蔘軍打仗的進行曲，日本戰敗以後，這首歌就徹底被遺忘。

歌，是歷史的見證，更是時代的鏡子。一首歌怎麼變，折射出來的其實就是時代怎麼變。譬如台灣很少人知道但是大陸人很熟的這首歌，《啊朋友再見》。（請點擊欣賞影片）

這麼好聽的歌，為什麼台灣人不知道呢？因為台灣所看到的反納粹的二戰電影，全部是美國的，而南斯拉夫屬於共產陣營，它的電影當然看不到。影片和《啊朋友再見》是大陸好幾代人的共同記憶，在七○年代那個文化資源非常貧乏的時代里，這種帶點溫柔感的為國壯烈犧牲的英雄電影讓人熱血沸騰。

可是四十年之後，人們對於「犧牲」和「英雄」的概念有了非常不同的體會以後，也許還是喜歡這首歌，但是唱法，想要表達的思想與態度，就很不一樣了。民謠歌手蔣明的《啊朋友再見》就不再是對於愛國者的歌頌，更多的是懷疑和淡淡的虛無。

啊朋友 我們以為老去是件漫長的事 有時候它是一夜之間 在清晨的鏡子看見蒼白的自己 像一顆正在消失的流星 啊朋友 聖賢說那堅持一定成功的事 頭懸樑錐刺股三顧茅廬 相信它的人就像相信一個漫長玩笑 不信它的人已沒了靈魂 啊朋友 電影裡面那些不曾懷疑的事 蔣中正 潘冬子 還有雷鋒 沒困難我們創造困難也要往前衝 堅持做未來世界主人翁 啊朋友 告訴我 相遇是件宿命的事 告訴我忠貞與背叛之間……

「懷疑和淡淡的虛無」作為一種態度之所以可能，是因為時代已經走到了這裡。然而在另一個時空里，集體的情緒卻完全是另外一種，譬如伊朗的異議者，就把《啊朋友再見》拿來表達對統治者的抗議。

當你抗議的時候，需要的是強烈的「相信」，不是懷疑和淡淡的虛無。同樣一首歌，在兩個不同的社會裡，表達了截然不同的集體情緒。

當你抗議的時候，需要的是強烈的「相信」，不是懷疑和淡淡的虛無。同樣一首歌，在兩個不同的社會裡，表達了截然不同的集體情緒。

歌如歷史，自己有腳

最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安息歌》。五○年代是台灣整肅共產黨的高峰，很多共產主義的信仰者被逮捕、槍斃。在牢房裡，當一個政治犯被叫出去送往刑場的時候，同監的犯人就唱《安息歌》相送。前政治犯蔡焜霖先生這樣描述那個場景：

軍法處（現台北喜來登飯店）的凌晨四、五點是恐怖的時刻。沈睡的寂靜中響起獄卒的腳步聲和打開鐵門的咿軋之聲，每位難友夢中驚醒，在關著幾千人的大牢內大家摒氣靜息，靜聽著獄卒一一唸起被判死刑將被押出去執行槍決的名單。被叫到名字的牢里前輩，常是從容起身換上早備好的雪白襯衫或乾凈衣服，與牢友一一握手後走出去被五花大綁送往刑場。這時留下來的人唱著安息歌送行：

安息吧 死難的同志 別再為祖國擔憂 你流的血 照亮著路 我們會繼續前走 你是民族的光榮 你為愛國而犧牲 冬天有淒涼的風 卻是春天的搖籃

安息吧 死難的同志 別再為祖國擔憂 你流的血 照亮著路 我們會繼續前走

這首歌究竟是哪裡來的呢？

我不及查證，但是一般的說法是，1945年11月25日，昆明「西南聯大」舉行了反內戰集會，與警方衝突，逐漸擴大成為大規模示威，到了12月1日爆發流血衝突，四名學生死亡，重傷很多人，就是歷史上的「一二一慘案」，成為此後全國反內戰運動的開端。

當時，聖約翰大學學生，也是中共地下黨員的成幼殊，寫下這樣一首歌詞，獻給昆明犧牲的學生，由另一個同學作曲，在上海的紀念大會發表。這首歌，在原來的出發地——不論是昆明或上海，早就被遺忘了，卻隨著信仰輾轉渡海，到了最絕望的死角，成為人生最後的嘆息聲。

歌，和歷史一樣，自己有腳。你希望它流行，它不見得流行。你認為它只有一種意義，它鑽入地底，出現時是一種全新的宣示。你希望它湮滅、消失，它四處流轉，如星火燎原。

一首歌，其實就是一個時代，時代由不得你。（本文是2016年10月7日於香港大學所做演講的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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