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護車尖叫、舊書信、哭及其他

1

救護車在遠處尖叫而過：一種認識論性質的背景音。

然而通常對某物的感知和某物的本質兩者並不易區分。因而這種普遍的背景音變成了我們無序的存在中的一個破折號——

並不需要後文。

我們繼續眼下瑣碎的事情：瑣碎到讓我們忽略這種尖叫背後的符號意義。我們並沒有在每時每刻準備好溫熱的同情心以獻給這原本牢固的符號意義——生老病死或突發災難——我們只是像關閉破折號一樣把注意力引回生活的本文。或者更簡單，像關掉括弧那樣，把它括進無關事項。

我坐在圖書館的落地窗邊想到這些。救護車（又或者是警車？消防車？）的尖叫聲像探照燈光線一般沿著大草坪的對角線伸過來，我們卻像草坪周圍的一圈低矮而陰冷的房屋一樣充耳不聞，靜坐不動。前一秒我站在狹窄街道的一側，這時候救護車從我的身後像水平舉著銳利長槍的騎士那樣直線衝鋒，馬路被撕開一條細小的口子，商店繼續營業，三千幕悲喜劇同時繼續演繹，這時候就連躺在救護車裡面的不幸的人也對這刺耳的連續的尖叫聲置若罔聞。下一秒我便回到圖書館的書桌前，並堅定地相信再下一秒我將發明聲學的立體主義。

2

每個城市都有它鮮為人知的怪癖。

柏林的怪癖是賣舊書信，且論疊賣。遍布西歐各地的平價古董行，在柏林幾乎是一種怪癖性質的珍寶屋（Wunderkammer）。頭被旋轉了九十度的貓頭鷹木雕，驚悚小丑主題的布穀鳥鐘，毫無美感的廉價貝殼，堆成整齊厚度的用皮筋紮起來賣的古舊書信。

你當然不可能像選書那樣翻閱。那些書信（有時候也有明信片）不可能被翻閱。古舊的字體，模糊的墨跡，經歷了無數時間和空間的磨痕之後，還有這最後一道超驗主義的打擊：用皮筋捆成堆。書信間本已難分辨的細微差別被這一根摘皮筋痛快地勾銷，捆紮者完成著一次次的毀滅和定義。它們在幾分之一秒之間由具體的冷暖情感變成了一疊信，哦不，是一疊古董信。

我懷疑有人會買。

3

近日在讀柏格森和巴赫金關於「笑」的理論。突發奇想：如果我們把人出生的那第一聲啼哭當做「笑」——是指認識論意義上的，不是語義學上的——那麼會發生什麼？

我們遭遇痛苦的時候就會笑而非哭。遭遇痛苦的含義是：突如其來的未知遭遇，或和期望值中的境遇差別巨大。這樣說來，痛苦無非是對從娘胎里出生這一最古老的痛苦遭遇的拙劣模仿罷了。我們在母親的子宮裡的十個月，學會了一件事，那就是抵禦出生——然後我們把這習得的最本初的經驗帶來了人世，這就是那一聲啼哭的動機，也是人生里哭的定義。

如此一來，如果我們把突如其來的未知遭遇當做「笑」的動機，或者說是積極的情感，那麼漫長人生的意義則全部消失。換言之，依照當下的定義，人生不過是對在娘胎里培育起來的抵禦人生的一種繼續，人生是遭遇痛苦的集合。哭比笑更具形而上的價值。笑不過是哭的語義學推論罷了。

4

在我們幻想之中的和平年代，暴力會不得已以更多隱晦的姿態繼續存在（而戰爭時期暴力會集中在戰爭這一單一形式上）。暴力寄生在很多我們習以為常的美好事物里，比如社交，比如高科技，比如民主。

民主之中的暴力最不好理解。在很多語境中，民主幾乎就是暴力的反義詞。什麼是暴力？就是不民主的決策方式。什麼是民主？就是非暴力的決策方式。這點幾乎滲透每個人內心。

然而民主之中的暴力無所不在。民主的起點便是永久和平的終點：缺少了高高在上的價值體系，所有人都為爭奪話語權默默奮鬥，勢均力敵的平衡假象，很容易在話語體系的輕微變動中瞬間崩塌。民主是以善惡兩極統治世界的極端形式：民主之中的每個人，都只有兩種可能狀態，權威或非權威。權威者便可以自行定義善惡，然後以善惡控制他人。

這種駕馭善惡的自由體系便是一種極端的暴力。

5

按字母表順序的（alphabetical）和按時間順序的（chronological）有什麼必然聯繫？

如果說字母是奇妙的發明，那麼按字母表順序排序則是糟糕的發明。

因為這樣一來，亞歷山大里亞（Alexandria）被賦予了先驗的絕對價值，伯克（Burke）也比韋斯特（West）生來優先，而當佩頓（Payton）與史密斯（Smith）並列時，總是會產生半秒鐘的順時性的遲疑。

這種字母表順序便成為我們對抗無序世界的拙劣武器。無關聯的事物被按照字母表順序串連起來，回顧之時，它們被按照字母表順序依次被想起：a, b, c, d, …

這樣一來，史密斯（Smith）生來的時空觀念就會和伯克（Burke）不同：他的世界有大量的前置時間和少量的後置時間，而伯克則相反。

同理，我們對事物的認知也充滿了這些經驗論意義的時空圖解。「W」：接近尾聲的，降臨式的，告別的，輓歌的，疲倦的；「C」：起始的，高速的，精力充沛的...

這樣來看，不論是福柯的知識考古學，還是蘭波的「母音歌」，都不難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