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江醫生分手的日子(一)
早上,也許不是早上,是上午或者中午,反正遮光的窗帘拉著,如果不看那個黑色飛利浦鬧鐘的屏幕,我根本不知道現在是「10AM」,一直覺得AM應該表示下午,因為A讓我想到afternoon,反正總是搞不清,直到後來江醫生告訴我,AM來自拉丁文。我一直不明白江醫生為什麼總是能把這些深奧難懂的問題記得那麼清。他很執著——對於那些深奧難懂又無趣的問題,那些古怪拗口的藥名他從來不會記錯,比如頭孢克肟,或者克洛,我搞不懂,每次我吃這個葯,他都要一臉認真的糾正我的發音,這個念「wo」,順便還贈送一句嘲笑:你不是學中文的么。是啊,我學的古代文學,什麼貔貅、狻猊、饕餮之類的字我都認識,繁體字、異體字基本都認識,甲骨文也絕對認識四十個以上,可是我真的念不對「頭孢克肟」,包括什麼啊發他定、什麼苯巴比妥、什麼利巴韋林、什麼亂七八糟,我真的不一定能念准。
我在被子里翻了個身,下意識的用手向身旁去撫摸,只有冰涼的床單,體味猶在,帶著檸檬沐浴露和若隱若現的來蘇水味的腥甜體味,還殘留在淡灰色的床單上。我從床上跳起來,腦子被一個念頭擊中:他走了,真的走了。早晨在黑暗中,在我半睡半醒之間他對我說:蛋蛋,我走了。你以後好好的。……然後熟悉的氣息像軟軟的粉撲一樣碰觸我的臉頰。因為那氣息過於熟悉,過於平常,以至於我像忽略周圍的空氣一樣忽略了它。不,他一定是逗我玩的。雖然他絕對是那種會「take franch leave」的男人。我光身子跳下床,瓷磚的冰涼像是小刀子划過我腳底的皮膚。我什麼也顧不得了,在這個60平米左右的單元房裡跑了一圈,什麼都在,只有他的衣服、部分生活用品和我們在北京念書時一起買的的白色咖啡機不見了。他帶走了那個咖啡機,他竟然帶走了那個咖啡機。他沒有帶走電視、沒有帶走微波爐、沒有帶走筆記本電腦、沒帶走ipad,他甚至沒有帶走新買的微單照相機,卻只帶走了那個飛利浦的咖啡機。咖啡機是我和他一起購買的第一件家用電器,確切的說是他買給我的。
那個時候我們都是北京讀碩士,我每月坐享用家裡給的生活費,還有學校發給我的補貼,看似寬鬆,可是也莫名奇妙的月光了。江醫生沒有家庭支援,但是可以從導師那裡領取一筆補助,加上學校的補貼,因為是公費碩士,英語免修,也沒有出國打算,日子還算過的去,代價是沒日沒夜的給導師幹活兒。那時候我們並沒有同居,就是約會一下,偶爾也會找個旅館,夜不歸宿一次——一是因為北京房租高的嚇人,二是他總是埋頭給導師幹活兒,必須保證隨叫隨到,有時候要干到深夜十二點。他的導師由於歷史原因曾經在陝西工作過,對他評價甚高,總是說:陝西娃,幹活兒就是踏實。他研二領到獎學金的時候帶我住了一次功德林,算是豪了一把,可兩人都挺失望的,功德林的條件不過如此,早茶和晚茶看上去很美,米其林級別的,可惜沒捨得吃。他當時很羨慕功德林對面的京師大廈,他說我們結婚以後一定要回北京故地重遊,就住京師大廈,住一個禮拜。我聽了一陣無語,如果真的是結婚,我才不要住京師大廈,我寧願住貴州凱里農村茅屋,應該比京師大廈浪漫許多。
他們宿舍關係並不太好。在以女生為主的學校待了五六年,也許是因為男生少,女生大都自我成長為女漢子,很團結也變的豪放了,沒事兒聚在一起打打遊戲,看看A片什麼的也是常事兒。沒想到,他們學校的男生之間也會為了瑣事生氣。江醫生實際上是個玻璃心,時常為了宿舍瑣事而不自在,不過他生性善良,也僅限於不自在。他們宿舍只有他和一個昆明來的男生有女友,昆明男生的女友還在上海,遠水救不了近火,等於只有他一個人有女友。有時候給導師幹活干到很晚,他還是想來找我,因為不想回宿舍。後來我看了復旦投毒案,心想,其實要是他們有妹子,也許就不會整天惦記著瑣事,想想那會兒江醫生即便是半夜也要和我去24小時粥店裡喝粥聊天,忽然覺得有些小確幸。
江醫生是個教條的男人,他有洗手強迫症和潔癖。有時候我帶他去新樂群吃飯,他總是站在水池邊洗手洗很久,如果看到我不洗手,他會很焦慮,並且不斷的暗示我吃飯前要洗手。我吃飯總是用食堂的餐盤,他卻總是自帶碗筷,且都是不鏽鋼的,理由是——金屬的器具不容易滋生細菌。他多次提醒我不要用食堂的公共餐盤尤其是禽流感令人振恐色變的那段時期,我很不屑。直到有一天,對面幾個男生吃完飯後往餐盤裡吐痰,他得意的說,看到了吧……轉而又說,你們學校的男生都這樣嗎?我說,對啊,要不就不找你了。他笑著說,是嗎?你在這兒空等了四年,就是等我啊?我認真的說:是的,我等了許多年,後來等到的是你。我們都不說話了,食堂外三月的風肆虐。那天晚上他帶我去物美買了一個印著哆啦A夢頭像的不鏽鋼飯盒。冬天有次他來我們學校洗澡,洗完只穿了單褲子出來,在北京冬天的寒風中冷的瑟瑟發抖,我說:你怎麼不穿保暖褲啊?他說,我換衣服的時候掉地上了,得拿回去好好洗洗。掉地上了,他是絕對不會撿起來就穿的。
他的學校本部離我們學校很近,在北三環東路,但是我很少去,看見他們學校飯難吃,姑娘也不美,我就放心了。每次從他們學校回來,再早他也要送我,沒什麼事兒就陪我在學校周圍轉轉。北京冬天黑的早,鐵獅子墳一直到小西天附近的夜市卻十分熱鬧。從小西天到積水潭橋上,擺滿了地攤兒,我喜歡買些小零碎。他就那麼老實,我還沒砍價,他總是急著付錢。積水潭醫院和二炮總院附近總有些人跪著要錢,理由基本是家人或者自己得了絕症,並且附上一些照片、診斷書、身份證複印件什麼的。每次看到他們我都一陣心寒,想給他們三塊五塊的,他並不制止,只是冷冷的說:沒用的。我很是忿忿,就沖他喊:人家要真的有病該怎麼辦?他就笑著說:要真的有病,那就更沒用了。我說:你怎麼這麼沒同情心。他會故作深沉的說:同情心有什麼用嗎?我真的很想跟他爭辯一番,可是他總是一句話把我堵死了。我們一起去中影看《梅蘭芳》,我哭得稀里嘩啦,他卻哈欠連連。後來我們多次去看催淚片兒,他都是這樣哈欠連連……。
其實他一直都是一個很冷的人,不是那種裝B的冷酷,也不是那種傳說中的高冷,也不是那種毫無生機的陰冷。反正就是很冷,冷的很適合拿手術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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