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專訪：如何以女性視角拍好男人和女人的肖像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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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期：女性藝術家的肖像照

攝影師：庫爾特·菲什巴克（Kurt Fishback）

記者：Emily von Hoffmann

翻譯：劉玥

女性藝術家的肖像照

庫爾特·菲什巴克（Kurt Fishback）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北加利福尼亞藝術社區中長大，近距離接觸了許多如今已成為傳奇的人物——他家的朋友包括安塞爾·亞當斯（Ansel Adams）、溫·布洛克（Wynn Bullock）和愛德華·諾頓（Edward Weston）。菲什巴克之前是個雕塑家，後來改行當攝影師，整個80年代都致力於在知名男性藝術家的工作室里給他們拍照片。

意識到藝術世界裡長期存在的性別不平等，並發現自己以前也持有這樣的錯誤觀點後，菲什巴克開始在女性藝術家的工作室里為她們拍照，以表示自己對她們的讚美和鼓勵。他計劃今年再為女性藝術家們拍攝70張肖像照。《像素雜誌》的艾米麗·馮·霍夫曼（Emily von Hoffmann）對他進行過採訪，一起來看看他的作品吧。

艾米麗·馮·霍夫曼：你為何會對拍攝藝術家感興趣？在你的早期攝影生涯里，拍攝過哪些知名的男性藝術家？

庫爾特·菲什巴克：60年代的時候，我主要的工作是陶塑，但也是一名街頭攝影師。我經常和羅伯特·安納森（Robert Arneson）、威廉·威利（William Wiley）、大衛·吉爾胡利（David Gilhooly）和彼得·范登博格（Peter Vandenberge）等人一起學習，進行展覽，直到1973年我的父親格倫·菲什巴克（Glen Fishback）邀請我去他的攝影學校擔任老師。

1979年，我創辦了一個商業攝影工作室，決定為我的朋友和著名的藝術家們拍攝肖像照。我拍的第一個人是羅伯特·安納森，後來陸續拍攝了很多人，一直到現在也在拍。拍攝過的人包括威廉·威利、維奧拉·弗雷伊（Viola Frey）、羅伊·德福雷斯特（Roy Deforest）、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安塞爾·亞當斯、朱迪·戴特（Judy Dater）、查克·克洛斯（Chuck Close）和羅伯特·梅普爾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現在總人數已將近300。

艾：你曾寫到，在早期作品中為許多被人們奉為偶像的知名藝術家（大部分是男性）拍照，發現「這個世界的性別認同體系中，女性正懇求人們能以同樣的時間和態度對待她們的作品」。你如何意識到這一領域的性別不平等呢？

庫：1979年初，藝術工作者幾乎全是男性，大部分的知名藝術家也都是男性。但數年前，有一名女性在我的一場畫廊談話活動上憤怒地問我，為什麼我的展出作品裡出現的女性寥寥無幾。她的話不只傳達了她的憤怒，也點醒了我。

之後我開始以不同的視角回看我過去35年的作品。2014年10月，我從薩克拉門托地區社區基金會（Sacramento Region Community Foundation）那裡收到了一筆資助藝術家的萊夫/戴維斯（Leff/Davis）補助金。

於是，我開始了這個關於女性藝術家的攝影項目，並於2015年兩次展出了其中的30張新照，一次在薩克拉門托的檔案畫廊（Archival Gallery），另一次在奧克蘭的傳播美術館（Transmission Gallery）。我為第二次展出制定了一份展出目錄，其中包括30張首次展出的照片和21張在1979年項目剛開始時拍攝的女性藝術家的照片。

艾：你的新系列將沿用與過去的作品相類似的格式，也會結合女性問題的新焦點。你如何為這一新系列尋找並選擇要拍攝的藝術家呢？

庫：選擇方法和過去差不多，我會與拍攝過的藝術家們進行交流，或者直接與想拍攝的女性藝術家聯繫。

例如，當藝術家遺產基金會（Artists』 Legacy Foundation）聯繫我，想使用我給維奧拉·弗雷伊拍的照片的時候，我便和畫家斯奎克·卡恩沃思（Squeak Carnwath）取得聯繫，她為我們提供了位於奧克蘭的工作室作為辦公室。拍攝肖像照就是與被拍攝者建立融洽的關係。

這是一個合作的過程。所以，提前了解我要拍攝的人能起到很大的幫助。當然，我無法為每一位女性藝術家拍照，就算是活上三輩子也拍不完。所以我不再像過去那樣只選擇最著名的藝術家拍照，而是尋找某些人身上散發的熱情和專註。

艾：為什麼你會覺得工作室是一個拍攝肖像照的絕佳場所？為何在藝術家的工作室里拍攝的肖像照會如此有感染力？

庫：工作室是我們這些藝術家關起房門，打破大部分的個人邊界，讓前人或創作靈魂指引我們進行藝術創作的地方。這些地方充滿了藝術家的能量。

工作室里的裝飾和製作中的藝術品能將這份能量分享給我和我的相機，我的肖像照便能將那些對藝術家本人以及觀眾們有價值的成分傳達出去。這些照片中藏著故事。不過並不是所有的肖像照都是在工作室里拍攝的。討論去哪拍照的時候，我有時也會詢問藝術家們的意見。例如在紐約給夏娃·索納曼（Eve Sonneman）拍照的時候，我們去到了布魯克林大橋的入口前，因為她的工作室被水管工們弄得亂七八糟。

艾：拍攝這些照片的時候，你在創作上或準備上遇到過那些問題？

庫：由於被拍攝者並不緊張，並對整個拍攝過程持認可的態度，所以出現的問題並不多。而且我自己也沒覺得會有什麼問題，這一點也起到了很大的幫助。我解釋一下，如果我尋找問題的話，那自然會找到問題。如果我選尊重肖像照的拍攝瞬間，相信我拍攝的對象是友好真誠的，那就不會出現問題。

當然這只是美好的願望，並不是說拍攝過程就是一帆風順的，或者沒有出現因為意外發生而改變檔期的情況。但也從沒有出現過拍攝過程因為我和被拍攝者之間的不合而提前結束。

艾：你最喜歡哪幾張肖像照？有沒有哪些事令你印象深刻？

庫：茱莉亞·庫森斯（Julia Couzens）是一位非常堅強坦率的女性。她的作品也體現了這點。雖然這些作品有時晦澀難懂，但卻能立即吸引人們的注意力。

她的肖像照是《薩克拉門托雜誌》（Sacramento Magazine）委託拍攝的。這本雜誌是我多年的老客戶，我為他們提供了大量的作品。一開始時，茱莉亞坐在兩層樓高的工作室兼居所的二樓沙發上，旁邊是她的狗狗。

之後她將我帶到樓下的工作室里。工作室由兩個空間組成，都放著尚未完成的作品。我不知道該讓她在哪擺姿勢，所以就請她站在隔開兩個空間的牆壁前拍照，然後她擺了個瑜伽的姿勢讓我拍，我要做的就是按下快門而已。

露絲·伯恩納德（Ruth Bernhard）也對我影響頗深。我花了六個月的時間說服她讓我拍照。最後她答應時向我解釋說，她是個外表67歲，內心16歲的人。看過第一次拍攝的成果後，她請我回去再拍一次。這一次的拍攝地點是在她製作所有作品的工作室。合作的成果非常贊，我也在可用光的使用上有所進步。

由於露絲喜歡柔和的效果，我在印製照片時進行了大量的潤色。看到成果後她驚嘆道：「我要是整容，一定會帶上這張照片去找醫生。」我第一次給她拍照的過程很有魔力。當我拿著相機拍照時，她注視著我，眼睛裡閃耀著光芒對我說：「我喜歡你的眼神越過相機頂部看過來的樣子。」

第二次去找她的時候，我向她展示了上次的照片，她說：「啊，我就是這個模樣。雖然我想表現得有所差異，但我看起來總是這樣。我的內心與我的外貌並不匹配。我的身體困著一個16歲的靈魂。」

露絲能發現別人發現不了的事物，那些他人眼裡理所當然、會被忽視的事物。有一次，她在一盤裝滿各種微型貝殼的盤子里找到一個粉色的顆粒給我，還給了我一個放大鏡。通過放大鏡，我發現這是一個形狀完美的漂亮貝殼。

「我在一片海灘上用肉眼發現了這個貝殼。當時人們跟我說那裡並沒有貝殼，但我發現了數百萬個貝殼，只是它們太小了，人們踩在它們上面，卻無法將它們與周圍的沙粒區分開。我想我的眼神還是挺好的。」因為她，我也變得更加註重細節了。

艾：你通常會花多少時間了解你的拍攝對象？

庫：上次給30名女性藝術家拍照時，我會花兩到三個小時和她們進行交談，交流思想。正是通過這種方法，我對我們文化中的女性藝術家作為女人的一面和作為藝術家的一面有了最全面的認識。也正是因此，我才會如此努力工作，想為女性藝術家爭得一席之地。

艾：未來你有什麼工作計劃嗎？會和這一系列有關嗎？

庫：等我找到資助，會再為女性藝術家拍攝70張照片。這樣我的作品中的男女比例就平衡了，我也希望有朝一日，女性藝術家能在社會的各個方面都享受這樣的平等。為此，我正通過Kickstarter進行眾籌。我也可能在2017年秋天將最新的肖像照展覽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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