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產告密者的國家」：法國人是閑得慌，還是正義感爆棚？

當維護公共利益的舉報人面臨牢獄之災，人們心中也許會出現一系列問號：為什麼放棄安穩的生活？是正義感和英雄情節「作祟」，還是生活太安逸？或者更不客氣地說，他們是否在生活中受過什麼「刺激」？

3月27日，85年出生的法國人安托萬?德拉圖（Antoine Deltour）再次開始在盧森堡法庭受審。事實上，這位「盧森堡泄密事件」（LuxLeaks）的主角在2014年被逮捕過、2016年因「違反職業保密原則、非法竊取文件」等多項罪名被判處12個月緩刑和1500歐元罰款。幾經周折，這一判罰雖被廢除，但如今這位知名舉報者還得因「偷取和持有公司內部資料」而再次受審。

跨國巨頭曝驚天避稅醜聞

何謂「盧森堡泄密」事件？簡單說來，作為普華永道盧森堡分公司的前僱員，德拉圖向媒體披露了三百多家巨頭的避稅內幕：盧森堡稅務部門為蘋果、宜家、亞馬遜、百事可樂、迪士尼等跨國公司開「綠燈」，使後者僅為異國收入繳納低於3%的所得稅（作為參照，盧森堡所得稅率是29%）。普華永道的角色則是幫這些公司處理相關稅務手續。該事件牽涉大型跨國公司數目之多，顯示此種避稅手法的應用已達到「工業規模」。

同德拉圖2016年一同受審的，還有他曾經的同事拉斐爾?阿雷（Rapha?l Halet）以及曝光此事的記者愛德華?佩林（édouard Perrin）。三人皆是法國人。

「告密三人組」：從左至右為記者愛德華?佩林、普華永道前僱員拉斐爾?阿雷、普華永道前僱員德拉圖。

有趣的是，與德拉圖相比，阿雷顯得似乎更加果決：在觀看了由德拉圖所提供資料製作的調查記錄片後，身為普通文員的阿雷主動複製了更多類似文件交給記者佩林，以完成自己的「公民義務」。相反，德拉圖的「告密行動」則顯得有些遲緩。

「靦腆內向」的舉報者

靦腆安靜、常著素色毛衣和夾克——這是德拉圖的公眾形象。他來自一個典型法國中產家庭，父親是高校教師，母親是醫生。高考過後，德拉圖選擇了審計專業，為的是就業和薪資待遇有保障。23歲時，德拉圖順利拿到普華永道盧森堡分公司的長期合同，獲得了相對同齡畢業生來說較高的工資——每月凈收入2600歐元。

德拉圖（右三）。

在盧森堡，金融服務業佔據了這個袖珍小國經濟的半壁江山。隨著德拉圖漸漸了解公司提供的「特殊服務」，普華永道設置的謹慎流程也證實了他的疑慮：「有些文件只有在客戶代表在場時才能看；如果過邊檢時遇到問題，我們不應當配合調查，而是需要立刻聯繫合伙人以保護文件」。

為什麼要舉報？

在2010年歐債危機背景下，對工作內容累積不滿情緒的德拉圖漸生去意：「普通人要繳稅以支付醫院和學校的費用。但為什麼大企業卻不用？[…] 當大部分歐洲國家的稅收都不足以做到財政平衡，與此同時有些國家卻用這種手段使狀況進一步惡化」。

不過，他並沒有就此成為舉報者。按德拉圖自己的說法，這一切純粹是「意外」：雖然按上述所言，普華永道對文件設置了保密流程，但德拉圖離職前從公司內網下載資料時，卻碰巧輕鬆找到了「非常敏感但卻未加密」的稅務文件。

複製了三百多份類似協議後， 德拉圖並沒有像維護公平正義的鬥士一樣四處聯絡媒體曝光這「驚天秘密」，而是在接下來的幾周內未採取任何行動。隨後，他嘗試聯絡了一些非政府組織，未果。直到2011年夏天，著名電視欄目記者佩林在一篇博客文章看到德拉圖的相關評論並主動找到了後者，才使大企業避稅事件被公之於眾。2014年11月，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更是在其網站上全面公布了548份盧森堡稅務部門寄給350多家公司的稅務政令以及16份報稅單，而這些資料同樣是德拉圖和阿萊的「手筆」。

「我渴望這一切趕緊結束」

有意思的是，德拉圖的家人等到2014年才得知他的舉報人身份。姐姐艾美俐提到：「他在一家人吃午飯的時候跟我們提了泄密的事。我沒想到他竟冒這樣的風險」。同年12月，德拉圖因「偷竊和洗錢」罪名被盧森堡警方拘留。

2016年，德拉圖的律師布爾登曾聲稱「這將是歐洲首例舉報者相關的重大審判」， 不過德拉圖本人似乎並不想成為正義的化身。他擔憂的是如果定罪，可能會丟掉公務員飯碗：「我寧願保持匿名。真希望這一切趕緊結束」。

不受待見的「歐洲模範公民」？

事實上，在這位「2015年度歐洲公民獎」得主工作的機構中，他的行為並不總被人們看好。德拉圖承認自己理解盧森堡人的敵意，畢竟「後者是灰色地帶的長期受益者」。而對他最不友好的反倒是一些跨法國-盧森堡邊境工作的法國同胞：「他們責怪我往湯里吐痰「。

不過，在他的家鄉洛林，「支持安托萬協會」發起的請願和募捐已為他徵集到數十多個簽名，籌集的資金也可適當補貼當事人的律師費用。

此外，雖然法庭最終承認了德拉圖的舉報人地位，但當時法國政界大多數的中右派政客對盧森堡的審判保持了沉默。時任總統的奧朗德曾公開聲明希望保護舉報者，但並未就「盧森堡泄密」事件置評。前財政部長薩班直到開庭前才公開表示支持德拉圖等舉報者。

而面對法國政府略為躲閃的保守態度，德拉圖依舊「表示理解」，畢竟「這是外交的敏感地帶」：一方面，跨國企業往往能利用各國稅法漏洞設計出複雜的跨國避稅手段。另一方面，各國為了吸引企業入駐，不惜許諾額外的稅收優惠。

無論如何，這樁醜聞曾促使當時的盧森堡政府在跨境交換涉稅信息上讓步。2016年，法國前任財長還推出了《透明、反腐和經濟現代化》法案，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為金融財政領域的舉報者提供資金支持和法律保護。

誰來保護舉報者？

除了研究員沛澤拉（Henri Pézerat）在70年代揭發的石棉毒性事件、記者卡斯特瑞（Anne Marie Casteret）在1991年揭露的血液污染事件，瑞士銀行洗錢案、瑞士泄密案（Swiss Leaks）、盧森堡泄密案（LuxLeaks）都歸功於法國舉報者的努力。

例如， Swiss Leaks事件的女主角斯蒂凡尼?吉堡（Stéphanie Gibaud）在2008年爆料，滙豐銀行和瑞士銀行集團（UBS）命其籌辦高端招待會、狩獵活動、高爾夫或網球比賽、音樂會等，以「捕獵」有錢客戶（企業家，名人，體育明星），勸說他們把錢存在瑞士「洗清」。而一項在法國《世界報》協調下展開的調查報告還顯示，UBS保密制不僅僅幫儲戶偷稅漏稅，還掩護了大規模犯罪活動，如洗毒品黑錢或為恐怖活動提供資金來源。只不過，幫法國政府追回了近120億歐元財政收入的斯蒂凡尼?吉堡仍無法避免被開除、在2016年仍失業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