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民工：北漂青年和地下搖滾樂

紀錄片《藝術民工》中，朱曉光心懷藝術理想，卻混居在北京西客站地下室。他身無分文，異想天開，不顧一切地開始紀錄北京地下揺滾音樂。老舊的dv機總是壞掉，維修費太貴，只有自己動手修。這部影片的畫質也許相對粗糙，它所展現出來的生命活力卻是無比的純粹。

藝術民工：北漂青年和地下搖滾樂

陳家坪對話導演王家輝

陳家坪：是一些什麼樣的機緣讓你想到要拍《藝術民工》這樣一部紀錄片？

王家輝：2005年6月，我從橫店影視城跑到北京，準備剪輯一個在橫店拍攝的短片，到北京後我身上沒有什麼錢了，就跟一個朋友去飯店幹了兩個月的服務員。到八九月份的時候，《藝術民工》的主角朱曉光也從橫店來北京跟我匯合，他當時是準備在北京拍攝關於北京的紀錄片，拍攝住在霍營的搖滾歌手們的生存狀態，同時他還想做一個實驗片。他說自己是從橫店逃票來到北京的，我們見面交流了一下，我的想法就是拍他在北京的這段經歷，就這樣我們說拍就拍了。

我是2004年在橫店認識朱曉光的，當時我在籌備拍攝第一部dv作品《作夢》。那會幾千元的dv攝像機對於一個普通消費者來講還是一個相當貴的商品，我沒有錢買dv，通過朋友介紹,借用朱曉光的dv來拍攝我的作品。朱曉光人挻不錯，他免費讓我拿來用，他的dv是從家裡借錢買的二手貨。拍攝完《作夢》我們就成為了朋友，那時候我們都在橫店漂。

2003年鬧完非典，我是九十月份去的橫店。最早大家都是抱著影視夢跑到橫店，然後發現現實跟夢想差距太大，只能在橫店混日子。朱曉光也是非典那年去的橫店，比我早到半年。橫店搞演員工會，朱曉光是第一個跟橫店演員工會簽約的人。那一年，橫店由於鬧非典，影視劇少，橫漂們大多混的很慘，好多人吃飯都困難。我跟他聊天，得知他原來也在北京混過，在北京做過廣告公司的業務員，保險公司的業務員，是個搖滾愛好者。他還在北京西站做過盲流，也在北京北影廠跑過群眾演員，後來跑到了橫店。通過聊天，我得知他在橫店漂其實喜歡的還是北京，他說遲早還是要去北京發展。

在橫店，我記得當時最多的娛樂消遣就是租VCD看電影。當時也看一些電影雜誌，第六代導演還在談藝術，什麼道格瑪95，賈樟柯，侯孝賢。但中國電影市場很不景氣，第五代導演還是主流，第六代導演也沒起來。我看雜誌在講朱傳明，吳文光，拿dv拍攝電影紀錄片，漸漸大學生也流行拿著dv拍攝短片。我用朱曉光的dv拍攝完第一個dv片子以後，2005年初就跑到上海買了一個佳能dv，然後在橫店拍攝了一個短片。

2004年馮小剛的《天下無賊》上映，看新聞說馮小剛要拍貴族，我拍的短片也叫《貴族》，想想現在應該叫蹭IP吧。2005年我拍攝《藝術民工》這部紀錄片也算是機緣巧合，因為當時我經濟條件很差，拍攝dv劇情片要花很多錢，如果有了dv攝像機，然後拍攝紀錄片基本不會投入太多資金，只需要精力和勇氣，所以我就選擇拍攝紀錄片，選擇拍攝朱曉光，我覺得他是一個比較特殊的藝術青年，我們是朋友，也比較熟悉，總體來講就是這些機緣巧合，促成了我們的合作。

◇《藝術民工》 導演：王家輝 60分鐘 2005年

陳家坪：在《藝術民工》這部紀錄片中，朱曉光是一個懷著藝術理想，卻混居在北京西客站地下秘室，從這個角度進入北京生活非常獨特。朱曉光可謂是身無分文，異想天開，不顧一切地開始紀錄北京地下揺滾音樂。dv機老是壞掉，他的處境朝不保夕，他在北京這樣的生活經歷，讓我們真切地感受到了另外的一個北京，完全區別於北京國際大都市的主流形象宣傳，但我們卻更為真切，更為直接地感受到了時代生活中被壓抑的人性和創造力。這部作品的畫質也許相對粗糙，它所展現出來的生命活力卻是無比的純粹。

王家輝：朱曉光逃票來北京跟我匯合，帶的錢就剩下一兩百元，其它家當除了一身衣服最珍貴的就是他那台dv攝像機了。我當時辭職，身上大概就剩下六七百元錢，跟另外一個朋友合租在通州一戶平房裡。朱曉光和我見面那天我印象特別深刻，他晚上半夜到的北京，本打算在我們屋裡擠擠湊和住一晚，結果房東發現了死活不同意。朱曉光差點跟房東罵起來，最後還是在外面熬了半夜。幸好那是七八月份，朱曉光後來還一直在說那個房東就是神經病。

後來我打算不租房了，決定跟朱曉光趕緊把片子拍完回橫店。朱曉光拍片之前打算去北京馬甸的北京血站賣血，其實也不算賣血，因為血站的意思是獻血給你二百多的營養補助費。好多人就為了這二百多的營養補助費去獻血。朱曉光也去了，結果檢測不合格，血也沒賣成。奧運會的申辦確實給北京經濟帶來太多的發展機會，不過當時的北京經濟還屬於起步階段，窮人還是很多，很難把握住機會。大多數人的印象里北京是中國的首都，外地人來北京就是打工掙錢，還生活生活了一群來北京追夢的北漂群體，比如搖滾歌手、畫家、藝術家、詩人、演員等等，還有常年駐守在南站的一些上訪群體。

朱曉光在北京西站做過盲流，當時天不涼，所以他打算去北京西站住。意想不到的是，在拍攝的第一天朱曉光的dv就出問題了。因為用的是dv帶，機器出現磁帶等機械問題，開機一段時間又好了，反正一直有問題，找櫃檯去修理要價很高，朱曉光最後決定自己拆機修理，竟然修好了。

我們去北京地下搖滾排練基地霍營村，朱曉光本來就是一個搖滾愛好者，最早來北京就住在北京的第一個搖滾基地樹村，後來樹村拆遷了，很多樂隊轉移到霍營。其實，很多搖滾樂隊也混得很慘，生活都顧不上，因為他們都是屬於地下樂隊。朱曉光應該是非常熱愛搖滾音樂，所以他首先去拍攝這些搖滾樂隊。

我拍攝朱曉光就是因為覺得他是一個人才。朱曉光小學期間學習成績是全校第一名，他腦子裡面的想法很多，但有些想法也比較極端，特別符合這幫搖滾歌手的氣質。他給自己起的英文名punklord，他自己說就是朋克老大。我們的拍攝條件自然很艱苦，基本上就是坐公交車來回跑，去霍營，去迷笛音樂節，去北京的各個地方。那時候，很多人都會談論夢想，我覺得朱曉光拍的是霍營村當時地下搖滾音樂的狀態，還有北京的快樂與憤怒。我的想法是用最紀實的記錄手法去拍攝。我拍《藝術民工》的想法就是展現朱曉光對北京這個城市的一個視角，和他對搖滾音樂紀錄的一些現狀，以及他的生活狀態。

就當時來講，dv的畫質還是過得去，現在看來有些慘不忍睹，粗糙得不可以接受。但是紀錄片其實最珍貴的就是可以記錄一些消失了的事物，或者歷史什麼的。現在雖然有了各種高清設備，4k攝影機，但是當時那樣生存的地下搖滾樂隊已經不見了，很多當年的地下搖滾風格都改變成鄉村音樂，再不是那個味道了。

陳家坪：《藝術民工》拍攝時間過去了十多年了，這十多年，這個作品是怎麼完成的，在你的個人生活及藝術成長過程中，都經歷過了哪些具體的變化？

王家輝：《藝術民工》拍攝結束後，我剪輯了個比較長的版本，大概兩個多小時，片名叫《活在北京》，內容比較全面，節奏比較慢，還剪輯了一個二十多分鐘的短片版本，叫《首席網路導演盲流北京》，主要是一些片段。

我2005年拍攝紀錄片那會兒，大概才二十二歲，也年輕氣盛，喜歡電影，喜歡紀錄片，也喜歡衝動，想拍什麼就拍什麼的感覺。這麼多年下來，我還是比較懷念那個時候的那種狀態。《藝術民工》這個版本，是前些天朱曉光做剪輯的朋友王康看到這個片子以後覺得有價值，可以再發掘一下，於是王康剪輯完成了這個最新的版本，取名《藝術民工》。

中間這些年，隨著視頻網站的崛起，我也拍攝了大量dv短片，但都不成功，什麼原因都有，主要還是經濟條件差，個人原因也有，心有餘而力不足。2009年以後我就很少拍攝作品了，主要專職從事攝像師工作，賺錢混日子。

我的私人生活變化不大，我覺得自己就是一個長不大的老男孩，喜歡新鮮的東西，對一些醜惡的現象表示憤怒，然後就是混日子。這些年，我也拍攝了一些央視頻道的電視節目，還有各類宣傳片、專題片，各種攝像工作。2013年我辭去比較穩定的攝像師工作，又轉行做起了自由攝影職業，因為個人比較喜歡自由吧，上班對我來說有時候是個比較痛苦的事情。2014年拍攝朱曉光出演的微電影《屌絲》，差不多也是紀錄片手法拍攝的。我做攝影師也拍攝了幾部網路大電影，內心裡還是在做著導演的夢。今年，我跟著朱曉光去騎行順便拍攝了一些東西，有機會還想再拍個劇情片。

我覺得《藝術民工》這個紀錄片的拍攝完成過程對我的影響不是太大，影響最大的就是紀實風格，還有對這個社會的了解。這個社會是多元化的，有些東西你不去了解就永遠不會知道。就我個人來講，我拍攝片子總想去追求真實，盡量表達一些真實的東西。我跟央視的一位導演做攝像拍攝紀錄片，導演的要求就是紀實電影，我用旁觀者的手法去記錄，不喜歡干擾事情的發生。因為我曾大量運用主流媒體的那種攝像技術，有位央視紀錄片導演就跟我急了，說我這是不會拍紀錄片，是在玩擺拍。他一遍一遍指導我拍，我也不知道是他在玩擺拍還是我在玩擺拍。央視導演去調動指導被拍攝者的情緒，而我就是看到什麼拍什麼。這怎麼說呢，時代變了，思想也變了。這些年過來，如果要想再讓我拍攝紀錄片，我就想拍攝一部關於污染環境的紀錄片。

王家輝：攝影師、導演

陳家坪：詩人、批評家、紀錄片導演。曾任中國學術論壇網主編，北京青年詩會發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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