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與戒色

註：蔣介石可以說是我比較尊敬的一個前輩，他努力修身自律，才有後來的成就，而且算是一個比較愛國的人了，比如，「誰搞台獨，我就搞他腦袋」，這篇文章的相當大部分實實在在的向我們展示了蔣介石先生也是與淫慾抗爭過的，我想，這也許對我們戒淫提供一點借鑒作用。那麼，我轉貼這篇文章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歷史秘檔：天理和人慾之間掙扎過的蔣介石

　　按照道學家的要求進行修養

　　儒家學派認為：修身是人生的第一大事，也是各項事業的起點。宋明時期，道學家們提出了以「存天理，去人慾」為核心的一系列修身主張，一方面將儒學倫理規範上升到「天理」的高度，一方面則前所未有地細密設計了各種遏制「人慾」的辦法。

　　蔣介石年輕時沒有受過良好教育，養成了許多壞毛病。1919年7月24日，他回憶辛亥革命時的個人經歷，在日記中對自己寫下了「荒淫無度，墮事乖方」的八字考語。由於這些壞毛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朋友們不大看得起他。1920年3月，戴季陶醉酒，「以狗牛亂罵」，蔣介石一時激動，閃過與戴拚命的念頭，但他旋即冷靜下來，檢討自己，「彼平時以我為惡劣，輕侮我之心理，於此可以推知」，「我豈可不痛自警惕乎」!

　　為了克服這些壞毛病，蔣介石曾以相當精力閱讀道學著作，企圖從中汲取營養。

　　宋明道學有所謂理學和心學兩派。前者以朱熹為代表，後者以陸九淵、王陽明為代表。蔣介石涉獵過朱熹的著作。宋明以後的道學家中，蔣介石最喜歡曾國藩，很早就用功研習他的著作。

　　1922年歲首，他曾節錄曾國藩的「嘉言」作為自己的「借鏡」。其內容有：「慮忘興釋，念盡境空」;「涵詠體察，瀟洒澹定」;「韜光養晦，忍辱負重」;「以志帥氣，以靜制動」;「事親以得歡心為本，養生以少惱怒為本，立身以不妄言為本，居家以不晏起為本，做官以不愛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軍事之要，必有所忍，乃能有所濟;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等。

　　1925年1月2日，他又將曾國藩的「懲忿窒欲」，「逆來順受」，「虛心實力」，「存心養性」，「殫精竭力」，「立志安命」等「嘉言」抄在當年日記卷首。可見，他在力圖按曾國藩的訓導立身處世。

　　蔣介石不僅認真讀道學書，而且也真的像道學家一樣進行修身。道學家中朱熹一派普遍主張「省、察、克、治」，蔣介石也照此辦理。

　　1920年1月17日日記云：「中夜自檢過失，反覆不能成寐。」

　　1922年10月25日日記云：「今日仍有幾過，慎之!」

　　1925年2月4日日記云：「存養省察工夫，近日未能致力。」

　　1925年9月8日日記云：「每日作事，自問有無疚心，朝夕以為相惕。」

　　可見，蔣介石是經常檢討自己的。

　　1920年1月1日，蔣介石決定自當日起，至第二年4月15日止，「除按日記事外，必提敘今日某某諸過未改，良知未致(或良知略現)，靜敬澹一之功未呈也」。他所警惕的過失有暴戾、躁急、誇妄、頑劣、輕浮、侈誇、貪妒、吝嗇、淫荒、鬱憤、仇恨、機詐、迷惑、客氣、賣智、好闊等16種。如果一旦發現有上述過失，就在日記中登錄。因此，他的日記對自己的疵病，常有相當坦率甚至是赤裸的記載。

　　戒色

　　從蔣介石的日記里可以看出，他好色，但是，同時又努力戒色。為此，他和自己的慾念進行過長達數年的鬥爭。

　　1919年3月5日，蔣介石從福建前線請假回滬，途經香港。8日日記云：「好色為自污自賤之端，戒之慎之!」這一天，他因「見色起意」，在日記中為自己「記過一次」。次日，又勉勵自己要經受花花世界的考驗，在日記中寫道：「日讀曾文正書，而未能守其窒慾之箴，在閩不見可欲，故無邪心。今初抵香港，游思頓起。吾人砥礪德行，乃在繁華之境乎!」

　　到上海後，蔣介石與戀人介眉相會。4月23日，蔣介石返閩，介眉於清晨3時送蔣介石上船，蔣因「船位太臟，不願其偕至廈門」，二人難捨難分，介眉留蔣在滬再住幾天，蔣先是同意，繼而又後悔。日記云：「吾領其情，竟與之同歸香巢。事後思之，實無以對吾母與諸友也。」

　　此後的幾天內，蔣介石一面沉湎慾海，一面又力圖自拔。日記云：「情思纏綿，苦難解脫，乃以觀書自遣。嗟乎!情之累人，古今一轍耳，豈獨餘一人哉!」在反覆思想鬥爭後，蔣介石終於決定與介眉斷絕關係。5月2日，介眉用「吳儂軟語」致函蔣介石，以終身相許，函云：

　　介石親阿哥呀：照絶說起來，我是只想銅鈿，弗講情義，當我禽獸一樣。絶個閑話說得脫過分哉!為仔正約弗寄撥絶，就要搭我斷絕往來。

　　我個終身早已告代撥絶哉。不過少一張正約。倘然我死，亦是蔣家門裡個鬼，我活是蔣家個人。

　　從信中所述分析，介眉當屬青樓女子。蔣有過和介眉辦理正式婚娶手續的打算，但介眉不肯訂立「正約」(婚約)。蔣批評介眉「只想銅鈿，弗講情義」，而介眉則自誓，不論死活，都是蔣家人。

　　蔣介石收到此信後，不為所動，決心以個人志業為重，斬斷情絲。1919年5月25日日記云：「蝮蛇蜇手，則壯士斷腕，所以全生也;不忘介眉，何以勵志立業!」

　　蔣介石謀求與介眉斷絕關係是真，但卻並未下決心戒除惡習。10月15日日記云：「下午，出外冶遊數次，甚矣，惡習之難改也。」同月30日，蔣介石赴日遊歷，這次，他曾決心管住自己。關於這方面，有下列日記可證：

　　10月30日：「自游日本後，言動不苟，色慾能制，頗堪自喜。」

　　11月2日：「邇日能自窒慾，是亦一美德也。」

　　可見，蔣介石的自製最初是有成績的，然而，沒過幾天，蔣介石就無法羈勒心猿意馬了。日記云：「色念時起，慮不能制，《書》所謂『人心惟危』者此也。」當日蔣介石對自己稍有放縱，結果是，「討一場沒趣」，自責道：「介石!介石!汝何不知遷改，而又自取辱耶!」

　　同年11月19日，蔣介石回到上海，過了一段安靜日子，心猿意馬有所收斂。12月31日歲尾，蔣介石制定次年計劃，認為「所當致力者，一體育，二自立，三齊家;所當力戒者，一求人，二妄言，三色慾」。他將這一計劃寫在日記中：「書此以驗實踐。」看來，這次蔣是決心管住自己了，但是，他的自制力實在太差，於是，1920年第一個月的日記中就留下了大量自製與放縱的記載：

　　1月6日：「今日邪心勃發，幸未墮落耳。如再不強制，乃與禽獸奚擇!」

　　1月14日：「晚，外出遊盪，身分不知墮落於何地!」

　　1月15日：「晚歸，又起邪念，何窒慾之難也!」

　　1月18日：「上午，外出冶遊，又為不規則之行。回寓次，大發脾氣，無中生有，自討煩惱也。」

　　1月25日：「途行頓起邪念。」

　　蔣介石時而自製，時而放縱，處於「天理」與「人慾」的不斷交戰中。在整個1921年都是如此。

　　當時，「吃花酒」是官場、社交場普遍存在的一種惡習，其性質類似於今人所謂「三陪」中的「陪酒」。同年9月6日，蔣介石「隨友涉足花叢」，遇見舊時相識，遭到冷眼，自感無趣，在日記中提醒自己交朋友要謹慎，否則就會被引入歧途，重蹈覆轍。11月6日謂蔣介石寄住香港大東旅社，晚，再次參加「花酌」，感到非常「無謂」。這些地方，反映出蔣介石思想性格中的上進一面。

　　1922年，蔣介石繼續「狠斗色慾一閃念」。日記有關記述僅兩見。9月27日云：「遇艷心不正，記過一次。」10月14日，重到上海，日記云：「前曾默誓除惡人，遠女色，非達目的不回滬。今又入此試驗場矣，試一觀其成績!」次年，也只有兩次相關記載：3月1日云：「近日心放甚矣，盍戒懼來!」6日云：「出外閒遊，心蕩不可遏。」兩年中，蔣介石僅在思想中偶有「邪念」閃現，並無越軌行為，看來他的修身可能確有「成績」。

　　懲忿

　　蔣介石除「好色」外，性格上的另一個大毛病是動輒易怒，罵人、打人。

　　1919年1月3日日記云：「近日性極暴躁。」同月7日，有黃定中者來談報銷問題，蔣介石「厲斥其非，使人難堪」。事後追悔，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近日驕肆殊甚，而又鄙吝貪妄，如不速改，必為人所誣害矣。戒之!戒之!」幾個月之後，蔣介石接見鄧某，故態復萌，「心懷憤激，怨語謾言，不絕於口」。這樣的情況發生多次，蔣介石「自覺暴戾狠蠻異甚。屢思遏之而不能」，因此，寫了「息心靜氣，凝神和顏」八字以作自我警惕之用，還曾有意閱讀道學著作，用以陶冶性情。

　　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一種弱點如果已經成了性格的一部分，要改掉是頗為艱難的。1919年6月27日，蔣介石感嘆說：「厲色惡聲之加人，終不能改，奈何!」7月29日再次為「會客時言語常帶粗暴之氣」而對自己不滿，在日記中寫下「戒之」二字。但是，蔣介石有時剛剛作了自我檢討，不久就再犯。同年8月5日，蔣介石與陳其尤談話，談著談著，「忽又作忿恚狀」，蔣深自愧悔，但是當晚繼續談話時，蔣「又作不遜之言」。這使蔣極為苦惱。

　　除了罵人，蔣介石有時還動手。

　　1919年10月1日，蔣介石訪問居正，受到人力車夫侮辱，不覺怒氣勃發。居正家人與車夫辯論，發生毆打，蔣介石見狀，忿不可遏，上前幫力，自然，蔣介石不是車夫的對手，反而吃虧。接著，又「闖入人家住宅，毀傷器具」。蔣介石自知理屈，他想起1917年在張靜江門前毆打車夫，被辱受傷一事，真是與此同一情景。當日日記云：「與小人爭閑氣，竟至逞蠻角斗，自思實不值得。余之忍耐性，絕無長進，奈何!」

　　蔣介石打車夫畢竟只是個別情況，更多的是打傭人。1920年12月，蔣介石在船中與戴季陶閑談，戴批評蔣「性氣暴躁」，蔣聲稱「余亦自知其過而終不能改」，認為要杜絕此病，只能不帶「奴子」，躬親各種勞役。

　　1921年4月，蔣介石因事與夫人毛氏衝突，二人「對打」，蔣介石決定與其離婚。4日，蔣介石寫信給毛氏的胞兄毛懋卿，「縷訴與其妹決裂情形及主張離婚理由」。正在此時，發現毛氏尚未出門，又將毛氏「咒詛」一通。當日，蔣在日記中自責說：「吾之罪戾上通於天矣!何以為子，何以為人!以後對母親及家庭間，總須不出惡聲。無論對內對外，憤慨無似之際，不伸手毆人，誓守之終身，以贖昨日餘孽也。」然而，自責歸自責，蔣介石仍然時發暴性。暴躁狠蠻，幾乎成為他的終身「痼疾」。

　　戒名利諸欲

　　道學家們既反對縱情聲色，也反對沉溺名利，視之為「膠漆盆」，要人們通過修養，從中滾脫出來。

　　蔣介石早年修身時，也很注意戒名利諸欲。1919年，他作《四言箴》自勵：「主靜主敬，求仁學恕，寡慾祛私，含垢明恥」，明確地要求自己「寡慾」。蔣介石要求自己將事業放在首位，而不汲汲於求名求利。這一層意思，他在1920年2月的一則日記中表述得更清楚：「事業可以充滿慾望，慾望足以敗壞各種事業，不先建立各種事業，而務謀饜足慾望，是舍本而逐末也。」

　　多欲必貪。蔣介石既要求自己「寡慾」，因此，特別注意戒「貪」，保持廉潔。1921年，蔣介石因葬母等原因，花銷較大，欠下一批債務。次年9月，孫中山命他去福建執行軍務，蔣乘機寫信給張靜江，要求張轉請孫中山為他報銷部分債務。寫信之前，蔣矛盾重重，思想鬥爭劇烈，日記云：「今日為企圖經濟，躊躇半日。貪與恥，義與利四字，不能並行而不悖，而為我所當辨。如能以恥字戰勝貪字，此心超然於利義之外，豈不廉潔清高乎!一身之榮辱生死，皆為意中事，安有顧慮餘地乎!」

　　1923年7月，蔣日記有云：「戲言未成，貪念又萌，有何德業可言!」可見，像他努力戒色一樣，對「貪念」，也是力圖遏制的。

　　蔣介石長期生活於上海的十里洋場，習染既久，難免沾上奢侈、揮霍一類毛病。1920年歲末，蔣介石檢點賬目，發現全年花費已達七八千元之多，頓覺驚心，嚴厲自責說：「奢侈無度，游墮日增，而品學一無進步，所謂勤、廉、謙、謹四者，毫不注意實行，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藥矣!」1925年4月，他到上海的大新、先施兩家著名的百貨公司選購物品，自以為「奢侈」，在日記中提醒自己：「逸樂漸生，急宜防慮。」同年5月，自覺「心志漸趨安逸，美食貪樂，日即於腐化」，曾嚴厲自責：「將何以模範部下，而對已死諸同志也?」

　　道學家們大都要求人們生活淡泊，甘於「咬菜根」一類清苦生活。上述日記表明，蔣介石早年在這一方面同樣受到道學的影響。

　　其他

　　誠是中國古代哲學的重要範疇，原意為信實無欺或真實無妄，後來被視為道德修養的準則和境界。道學家無不尊誠、尚誠。北宋的周敦頤將「誠」說成「聖人之本」，要求人們經過「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之後，回歸「誠」的境界。

　　蔣介石深受道學影響，他在早年也曾一度尊誠、尚誠。1922年11月20日日記云：「率屬以誠為主，我誠則詐者亦誠意矣!」這裡，「誠」被蔣介石視作一種馭下之道。1923年5月4日日記云：「凡事不可用陰謀詭計，且弄巧易成拙，啟人不信任之端。」這裡，「誠」被蔣介石作為處理人際關係的準則。1924年5月3日日記云：「機心未絕，足墮信義與人格。」這裡，「誠」才被蔣介石作為一種道德修養準則。

　　然而，政治鬥爭講究手段、計謀與權術，即所謂縱橫捭闔，不可能和「誠」的要求契合無間。1926年以後，「誠」字就少見於蔣的日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