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後遺症

理學這一古老而龐大的思想意識大廈，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就被推倒了；新中國建立之後，為了給馬克思主義騰挪地盤，它的斷壁殘垣又受到清肅，遺迹幾乎蕩然無存。以至於現在我與朋友們談論起它，往往要用很大的勁，才能讓一些人恍然憶起，彷彿憶起家中一件印象模糊的無用老古董，朱熹、王守仁這般賢哲的名字，也已封塵日久，陌生而遙遠了。

去年冬天的時候，我回老家，與一位近九十歲的長者閑聊。他在民國時讀過私塾，現在是個鄉村基督教會的講經人。我們談論的話題是基督教，但當我無意間提到朱熹這個名字時，他肅然起敬，脫口接了句沒頭沒腦的話：「朱夫子啊。聖門的學問過時了。」這是多少年來，我在現實生活中第一次聽到有人還尊朱熹為「夫子」。

但就像樹被砍了，泥土中還留著樹根一樣。理學的上層建築雖然已不復存在，但其根須還留著山野鄉村與街巷市井間，從來沒有遠離過我們。「講道理」，「傷天理」，「問良心」這類口頭禪，依舊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慣常用語；「尊師敬長」，「好好學習」，「勤奮節儉」等傳統觀念，依舊是我們某些家庭教育子女的金科玉律。

中國在西化的道路上急行了一百多年，表面上似乎已全盤西化——無論是衣著、生活方式，還是思維及行為習慣，都已經與歐美沒有多大區別——但假如把一個普通的中國人（極端西化了的香蕉人除外）與一個普通的歐洲人放在一起觀察，還是能慢慢發現他們之間有著顯著的差異。這些差異不在於體貌、語言等種族特徵，而在於文化背景——歐洲人的文化背景是基督教，而現代中國人的文化背景是儒家傳統，確切地說是儒家的理學傳統。

早在十九世紀的時候，歐洲的一些哲人便發現了中國的特別之處，其中德國哲學家弗里德里希·威廉·約瑟夫·馮·謝林的看法最具代表性，他說：「全球大約生活著十億人（筆者按：據義大利人口學家馬西母.利維巴茨估計，公元1880年時，全球的人口規模為9.54億），其中三億生活在中國的土地上。其餘的人類在漫長的文化發展道路上，向西方與北方邁進時，逐漸分化為各個不同的民族，而在亞洲最東部的中國，卻呈現出一個穩固的整體，它幅員遼闊，不受任何外來影響；它孤芳自賞，與眾不同。這使得它成為一個與其他散居的民族迥然不同的第二人類。」

這個當時看起來，「頹落、平庸、迂腐和乾巴巴的形式主義」的第二人類，在謝林看來，有著兩個醒目的特徵。

第一、它的歷史悠久而連續，簡直就像史前狀態的一具木乃伊。他說：「世界上那些最古老的帝國都消失了，亞述、米底、波斯、希臘和羅馬等帝國早已沒落。然而中國，卻像不知其源頭的河流，始終在從容的流淌著，在千百年這樣漫長的歲月中，竟然絲毫沒有失去光彩與威嚴。」

第二，它徹底的非宗教意識。謝林說：「在眾多同樣古老的民族中間，中華民族是個絕對沒有神話的民族，它的發展彷彿完全脫離了神話運動，而轉向了人類生存完全不同的另一個方面。對於許多國家和民族，神話過程發揮了巨大的威力，而唯有中國卻是一個偉大的、獨特的例外。」

「事實上，在佛教傳入之前，中國沒有僧侶，即便翻遍中國最早的文籍，也找不到任何表示僧人的文字與符號。中國原本是一個根本沒有僧侶或者說絕對非僧侶化的國家，要確切把握中國的特性，這一點是不容忽視的。」

（註：以上關於謝林的話，皆引自他的演講論文《中國——神化哲學》。參見《德國思想家論中國》第134頁至173頁，（德）夏瑞春編，陳愛政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謝林生於公元1775年，死於公元1854年，黑格爾給他這位朋友貼的標籤是「客觀唯心主義者」。）

對於西方人而言，這兩大特徵構成了一個巨大的悖論，即：一個沒有宗教意識，缺乏終極關懷的民族；因何沒有墮落入狂縱或虛無的泥潭，反而生生不息，持續了數千年仍沒有喪失掉生機？

其中的原因，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本不是什麼秘密——中國的傳統文化雖然是非宗教的，但它提供的那套價值觀念，卻像基督教提供的那套價值觀念一樣，能夠滋潤強健東亞人的心靈。

然而，這種不是秘密的東西，卻讓我們現在的中國人感到無比困惑。因為我們認定，老祖宗創造與堅持的那套東西雖好，卻不能與現代化社會兼容。它過時了。

在晚清的時候，張之洞等一批士大夫，曾設想把西方的知識、技藝與中國的道德傳統相嫁接，謂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但這種主張過於模糊，因為它可以解出三種不同的含義：1、以傳統的精神道德為體，政治制度、禮法制度都可以學習西方。2、以傳統的禮法制度與精神道德為體，政治制度可以學習西方；3、以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禮法制度及精神道德為體，只學習西方的技藝。

張之洞在公元1898年提出這一主張時，他的身份是清朝的封疆大吏，因此他所明說的「體」字，只能是第三種含義——維護清朝的君主制政體，傳統禮法及舊有道德——儘管他可能在心裡認同日本人「東方道德，西方技藝」的主張，但萬萬不敢說破。

梁啟超曾著文嘲笑張之洞，說他宣揚這種觀念的書：「不三十年將化為灰燼，為塵埃野馬，其灰其塵，偶因風揚起，聞者猶將掩鼻而過之。」

事情不幸被梁啟超說中，僅過了二十年，五四新文化運動狂飆突起，陳獨秀、胡適之、魯迅等一般文藝健將們，連中國的「體」也不想要了。他們決然清算傳統的精神道德，主張全盤深度西化，除了保留黃種人的體貌之外，一切的一切——古書、漢字、風俗習慣、思維方式等等，所有舊有的東西，全部革其命。

可新文化運動的健將們很快遇上了一個難題，技藝、政體、法律制度這些東西都是外在的，可以直接拿來；但西方的精神道德存在於人的心靈之中，無形無跡，不容易直接拿來。另外，舊的精神道德假如被徹底破壞了，而新的、西方的道德拿不來怎麼辦？中國人的心靈，總不能荒漠著、空虛著？

毫無疑問，西方的精神道德基礎是基督教文化，中國徹底西化的最直接辦法便是基督教化。但基督教宣揚上帝創世論，是一種有神宗教；而中國的士人很難接受一個人格化神的存在，即便那些新文化運動的健將們，骨子裡仍舊是士人，讓他們徹底信仰基督教，有諸多困難。

而恰在此時，他們有了第二種選擇。有一群激進的西方人，在俄國鼓搗出了一場蘇維埃革命，這場革命不僅要革除西方的舊政體、舊制度，而且還要革除西方的舊精神舊道德。

蘇俄要建立的新精神新道德，不是以基督教為背景的，而是以唯物主義為基礎的，他們否認宇宙間有一至高至尊的人格化的神存在。

這種唯物主義新道德體現出來的終極價值目的，是開萬世之太平，實現世界大同（共產主義）；在此前提下，每個人的生命自然只有為此崇高的目標服務才有意義。

中國的士人們對此無疑感到非常親切，因為這種理論與中國的傳統基本暗合。中國的舊道德體現出來的終極價值目的，也是開萬世之太平，實現世界大同；只不過在舊中國，那個美妙的大同世界存在於過去，而在蘇俄人那裡，那個天堂式的大同世界，則在遙遠的未來。

這似乎不應該成為中國人接受唯物主義道德價值觀的一個障礙，事實上它也確實不是障礙。

然而，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在全面推行唯物主義新道德觀時，卻遇到了諸多困難。毛澤東與他的一些同事們認為：新道德觀之所以不能在中國的土地上順利紮根，是因為中國傳統的舊精神道德仍在作怪——它們仍不斷從舊式知識分子的腦袋裡，以及從古書、文物、墳塋中伸出手來，大搞破壞。五四新文化運動因為沒有政權的支持，搞得不夠徹底，中國應該藉助政權的力量，重新搞一次徹底的文化革命。

可是，唯物主義新價值觀與中國的舊價值觀相比，有個致命的缺陷——它在本質上是利他的，類似於中國傳統中的墨家精神。在自然界中，所有生物的本性都是利己的，利他行為雖然也偶然存在，但不是生物動機的常態。人也一樣，人的本性第一位利己，第二位利群，第三位才是利其他。

唯物主義新價值觀將人的利群性排在第一位，試圖以此壓制人的利己性，這違背了自然律，註定不可能獲得成功。

到1976年時，中國的第二次新文化運動基本失敗，五四時期一些哲人的擔心變成了現實——舊的精神道德破壞了，而新的精神道德沒有建立起來。

許多人開始驚呼信仰破滅，擔憂自此人心大壞。

事實上人心自此確實壞了些，但並沒有壞到不可收拾，因為中國的傳統文化存續了數千年，博大根深，不是用幾十年時間就可輕易毀滅的——它作為一棵大樹雖然已不復存在，但它的根須還深扎在絕大多數人的心間。我國當前的政治、經濟成就，亦間接得益於此。

但是不管怎樣，一個民族的精神世界，不能長久荒蕪，不能永遠只要根須，不要上層的株干枝葉。

當前，對於怎樣才能重建我們毀掉的精神家園問題，社會上主要流行兩種意見。

一種意見認為，中國還是需要基督教化，只有基督教才能讓中國實現真正的現代化，才能救中國。某些極端的海外華人甚至認為，應該向中土輸送十萬傳教士，幫助中國迅速基督教化。

第二種意見認為，中國應該重新找回自己的精神傳統，接上儒家的統緒。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時候，基督教文化救中國的論調，曾在大部分知識精英之間流行，蔚然成勢；但近些年隨著中國呈復興之勢，文化自信開始回歸，這種論調悄然式微，國學慢慢趨熱，找回傳統精神的意識漸成主流。

可是，傳統雖然親切，回歸的口號雖然好喊，經、史雖然容易讀；但要落實到具體的操作層面，卻不免讓人迷茫。